过年畅想
文/任明奇
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扑在窗棂上，我站在厨房看母亲做枣花糕。案板上那团雪白的面团被她粗糙的手掌压成圆月，又轻轻一旋、一拽，便成了一块块面饼。每逢年关，父母都做这枣花糕，母亲为主，父亲配合，两人相得益彰。面团在母亲掌心翻飞，她轻声说：“你爸最馋这口枣花糕，说面香混着枣甜，才叫过年。”如今这枣花糕的香气，竟已成了我们与父亲之间最温暖的联结。
父亲走得突然，冬月十六的晨雾还未散尽，他就那样躺在护理床上，还戴着氧罩，插着胃管尿管，不曾留下一句话。按照老规矩，三年内不能贴红春联，不能放鞭炮，可母亲说：“你爸最见不得咱们垂头丧气的模样。”于是我们便在门楣上挂了两串黄澄澄的玉米，权当是给先人看的“素春联”。这玉米串与母亲厨房里新蒸的枣花糕相映成趣，倒添了几分质朴的年味。
今年过年，我要带着全家去老君山。不是去烧香，是去听风过松涛的声音。记得父亲在世时总说，老君山的云是活的，能跟着人走。我要让母亲坐在山腰的茶寮里，看她白发在风里翻飞，看女儿举着糖画在青石板上奔跑，看游客们围成圈听老道讲“道法自然”的故事。那山间的雾霭里，该藏着父亲年轻时进山收柿饼的影子吧？而母亲特意包的枣花糕，此刻正静静躺在行囊里，等到了山顶，我们要围坐分享，让父亲的味道随松涛飘得更远。
南街村是要去的。这个把“集体主义”刻进砖缝里的村庄，像极了我小时候生产队的大院。母亲年轻时在村口磨坊推过石磨，父亲在生产队里挣过最高工分。我要带他们去看红砖青瓦的礼堂，看墙上“农业学大赛，工业学大庆”的标语、看毛主席语录，看孩子们在冬阳下跳房子。或许在那里，母亲会想起她当年在晒谷场上扬麦的情景，而父亲也一定会伴着我们一起游玩，开心的像个孩子。临走时，母亲定要往布包里塞几个大蒸馍，说是要让南街村的老人们也尝尝这“集体主义红红火火”的甜。
正定县的大观园是一定要看的，就是《红楼梦》里的那个，是习主席做县长时建的。我要让儿子站在“荣国府”匾额下，听我讲祖父、曾祖父当年的荣耀——我们家也曾有过三进的院子、几顷的田地，还有象征功名的兽脊；要让孙辈们蹲在假山旁，数石缝里冒出的腊梅；要带母亲去看戏台上的青衣，听她哼两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如今儿子已是博士，正该由他来续写家族的文化传承。而母亲此刻正从保温桶里取出温热的布袋馍，分给孩子们，说这是“金榜题名”的吉兆。
除夕夜，我要在堂屋摆三张桌子。一张给全家，摆上母亲最爱的糖醋里脊和新疆脆梨——这糖醋里脊是父亲生前常为母亲做的，如今母亲做给孙辈，说这是“家的味道”；一张给女儿一样大小的孩子们，摆上她们爱吃的糖果和奶茶；一张给儿子，摆上笔墨纸砚——让博士儿子用宣纸写“福”字，写“无灾无病”，写“早结良缘”，写“金榜题名”。这些墨香四溢的字要贴在门楣上，贴在窗棂上，贴在父亲的照片旁。而母亲新炸的年夜鱼，此刻正散发着肉香，与枣花馍的甜香交织，成了最浓的年味，是啊，我们要连年有余。
我还要去拜会那些写作同仁。不是去谈稿费，是去谈天。要坐在空调屋中，听他们讲北方的雪，讲江南的雨，讲稿纸上的墨香如何比烟花更绚烂。我们要喝着母亲打的鸡蛋荷泡汤，聊 到月上东山，聊到鸡鸣三遍。这鸡蛋荷泡汤的甜，与枣花糕的香，都是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对明天的盼头。
年是要过的，而且要过得热热闹闹。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让父亲看见，他的子孙们正把日子过成诗。贴不了红春联，我们就贴金黄的玉米，我们就写宣纸对联；放不了鞭炮，我们就听老君山的松涛；拜不了财神，我们就拜天地间的浩然之气。而母亲做的枣花糕、布袋馍、糖醋里脊、年夜饼，都是这“诗”里最温暖的注脚。
雪还在下，母亲已经把年夜饼烙好了。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话：“拜祭先人，不是为了让他们保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比先人好。”是啊，这年要过，要过出滋味，过出热气，过出对明天的盼头。
待到春雪化尽时，我要带着全家去踏青。让母亲扶着桃枝看花开，让孩子们追着蝴蝶跑，让博士儿子带着他们在田埂上读诗。那时节，父亲坟头的草该绿了，而我们的日子，也该更红火了。母亲会从布包里取出晒好的枣花糕干，分给孩子们，说这是“春生”的甜；而新蒸的枣花糕，又将在下一个腊月，成为我们与父亲新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