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听妈妈讲的故事

                      邢  沅

    自新中国始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始终张扬“革命红旗”，知识分子人人自觉或不自觉“脱胎换骨”，对“叛逃台湾”者（去美亦视为同流合污）扼加伐挞、大拔“白旗”，学界胡适[1]、赵元任[2]、傅斯年[3]首当其冲。尤以傅斯年有所“殉国恶行”，大陆学人莫不避焉。李方桂[4]因以与傅密不可分，自然在所难免。李先生是我父亲的导师，师母徐樱[5]与我母过从甚密，那时我父母当然不能免俗，虽然人前未必敢说李庄[6]的事，但私下家里我们听到李庄的故事断断续续却也不少，父母叮嘱万万不可说出去，渐渐也就消褪。直至改革开放后，方桂先生和李太太及子女（培德[7]和林德）来大陆访问，父母几次接待，消褪的历史才幡然揭开，为数不多的几篇回忆文章也见诸报端（有些父亲署名的文章，其实都是母亲执笔父亲看过修改后发表的。甚至徐樱在《天津文史资料》上发表的“语言学家李方桂的经历与成就”，也是李太太先打了一个底，然后全是母亲代写的）。父亲总对母亲说，写些有用的，有时就把他认为“没用的”一挥大笔全然抹去。所以母亲对我们讲的李庄的故事很多从来没写进去。但李庄，对我们来说，就是父亲、母亲生活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没有那么多的“人文经典”“历史意义”。听妈妈讲李庄的故事，就是李先生、李太太、傅孟贞和我父母及周边人，家长里短的“婆婆妈妈事儿”，是一段真真实实的生活史，但那却是我父母生命中的“蜜月”日子，是父亲学术生命的肇始，所以也是母亲一直念念不忘的故事。

    说是“蜜月”，有点比喻，因为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值得记忆、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日子，其实也是写实。我的父亲、著名的语言学家邢公畹，那时他叫邢庆兰，1937年从安徽大学毕业一年之后，考取了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生，但因抗战兵兴，直至1940年1月才得以进所就读，这时中研院史语所已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其间7月，父亲去长沙与我的母亲陈珍结婚（原名陈发珍，与父亲婚后一直使用陈珍这个名字），婚后两人就直接回了李庄。所以李庄“蜜月”这一说法千真万确。

    妈妈说，其实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李庄只是个大概其，李庄当时已经全被同济大学占用了，中研院史语所只好在离李庄还有六七里路一个叫板栗坳的地方驻扎。所址就在板栗坳栗峰山坡上的张家大院（房东就是后来成了杨志玖[8]夫人的张锦云[9]的母亲，张锦云的父亲张府武[10]不久前去世）。进张家大院要爬四五十级石阶，院子门前有一座牌坊，几丈高的基石，有刻着漂亮花纹的栏杆，所以此地也叫牌坊头。张家大院曾经也叫栗峰书院，现在史语所驻在也算文脉承传吧。张家大院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群落。主院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桂花院（老百姓俗称“桂花坳”），傅斯年家就住这儿。史语所在前院，前庭的中间大厅后来建为史语所子弟小学。李方桂家租住在“新房子”，这是个地名，当然比起桂花院房子稍许新一些，不过景致要更好一些，门前有一棵茂密的大龙眼树，院里有火红的山茶，因此人们也叫它茶花院。史语所的家眷都租住在柴门口的地主家。李先生住的茶花院也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楼、有厅、有院儿，还有厢房及一间一间储存粮食的谷仓，学生们和单身职工就住在一间间谷仓里，马学良[11]（那时还是单身。史语所有不少著名大龄男单身汉，像后来的名家杨志玖、逯钦立[12]、李光涛[13]……他们的故事后来妈妈也有讲过）就住在那里面。大家住在一块儿，每天听着摇铃上班下班，办公学习，其乐融融。我父亲初来乍到没住上宿舍又有家眷，只好在附近租了一间农家小屋和我母亲住下来。

    李方桂先生1929年受聘中研院，1937年赴美耶鲁执教两年。1939年李先生执意归赴国难，且与傅孟真先生有两年之约，但李太太担心战乱未歇，烽火连天，儿女尚小，当时长女林德6岁半，独子培德年方3岁，意欲携儿女暂避驻节意大利使馆的三哥徐道邻处[14]。临到买船票时，李先生对售票小姐说，一张上海，三张意大利，李太太一阵心酸，一阵内疚，抢上一步说，四张上海。李先生惊喜不禁，李太太却是满心、满眼都是泪。就这样，1940年李先生一家四口辗转来到李庄。傅孟真太太俞大綵[15]带着七八岁的独生子傅仁轨，是1941年到李庄的。

    在举国御敌战火频仍的时候，李庄确实是一个除了作学问，什么都不能做的地方。只要进了李庄，你就进入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循环。交通不便，没有电灯电话、没有时尚社交，暂时也没有日寇的侵袭，日子平静到单调。妈妈回忆说，你大大（我们家不知是随了哪儿的口音，叫爸爸“大大”，实际发音“搭搭”，有时写作“达达”）白天去所里听方桂先生讲课，没课就在屋里看先生布置的一大堆必读书，书特别多，有时看到深夜。那时点的是桐油小土灯，冒出呛人的黑烟，一早上起来，俩鼻孔都是黑的。因为住得近，李太太时常过来坐坐。她一来就说抱怨，方桂伏在灯下看书，烟熏得人头昏眼花，我实在受不了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作学问，我们只好爱乌及屋吧。母亲说，师母，您真是贤惠。李太太拦住话说，不用那么客套，方桂说现在他最看重的就是次瑶（张琨）[16]、蜀原（马学良）、庆兰他们三个，将来必然无可限量。你不用一口一个师母，可直呼我李太太，我只叫你陈珍，并不称你邢太太，这样才近便些。所以从此直到四十年后劫后重逢，李太太一直叫我母陈珍，而我母私下里、人后一直称李太太。可见两家关系之非一般。

    方桂先生与李太太，人皆称一辈子的“神仙伴侣”，李先生在家读书时，李太太没事总是拿着自己喜欢读的一本书坐在一旁默默地“陪读”，不时地、深情地对先生看上一眼。到了李庄，李太太自嘲：方桂再也尝不到“红袖夜添香”的神韵，我也不敢“黑孔褐爪夜嚇人”了，索性“敝帚自珍”由他去吧。我母亲对李太太敬佩由心，也由此开始了她以李徐樱为榜样、以父亲为一生的她的辛苦人生。当然其中也贯穿着她“妻以夫贵”的思想，她的理想就是父亲成为李方桂先生那样的人，而她做到李徐樱的程度便足矣。母亲在李庄岁月的每一天都是早早起来为父亲做饭（父亲给自己立下了每日必早起读书的规矩，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见到他检讨督促自己的记录），吃了早饭如果去所里听先生讲课，母亲忙完家务便会经常在窗口、门口向茶花院里张望，因为离得近，所以看得清，几乎说话都能听见。

    父亲读研的头一年，方桂先生要求非常严格，所布置的必读书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必读不完”书，而史语所藏有大量专业书籍，在山庄右边名为“田边上”的四合院里堆满了整整七间房，号称后方最大的文史图书馆，方桂先生自己也有很多藏书，在父亲看来就像海绵遇见了大海。方桂先生的藏书中有些是德文版原著，内容却是父亲非常想了解的国外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所以父亲决心开始学习德文，而这一学习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北上复原回到南开大学，父亲仍坚持去外语系听德文课。后来父亲的德文终于达到了读写自由。为了学德文，一有空儿父亲就跑下山走十多里路去李庄镇里的同济大学旁听德语课，非常辛苦。不久他用字典勉强就可以读些德文了。方桂先生见父亲这样奋发读书便教导说，语言学不能只凭书本儿学，要学会田野工作，特别是科学的技术方法。先生说：“记音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母亲回忆方桂先生对学生记音能力要求近于“苛刻”（父亲说，应当是“完美”），每周他都要把研究生集中到一起练习，用标准国际音标记音。有时还请“模特”——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发音，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审辩音，然后各自记音，允许互相质疑答辩，最后往往是方桂先生拿出最佳方案，大家总是心服口服。母亲回忆，她常看见方桂先生在门口和父亲或是马学良讨论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忘了时间，直到李太太出来请饭，李先生才说“哦，叫太太等了。快快散了。”李太太望望隔壁近旁窗里张望的我母亲常会客气点下头。

    板栗坳集聚了不少教授夫人、太太们，“领衔”自然属傅斯年太太俞大綵、李方桂太太徐樱，其他如凌纯声[17]、劳干[18]、丁声树[19]、岑仲勉[20]、向达[21]等诸位的夫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妈妈从李太太口中曾听到不少事迹，然而此时此境遇，同样艰难、单调的生活使他们相依为命，但也使他们“摩擦生火”，这故事我们下面讲。李太太与史语所前后两任所长太太都过从甚密。前所长赵元任夫人杨步伟[22]女士与李太太有螟蛉之谊，好得赛过亲母女，而且一直延续到海外四十余年。现所长傅孟真先生的夫人俞大綵，在李太太的嘴里是好得像上得《女史》的标准贤妻良母。俞大綵是曾国藩外曾孙女，陈寅恪[23]的母亲是她的嫡亲姑母，俞家七小姐大綵小傅先生十岁。李太太说，大綵是孟真先生的续弦。1934年夏，傅先生留学归来满头大汗与原配丁夫人（山东聊城乡绅丁树尧之女丁馥萃，原名丁祖贞，傅斯年16岁时与之奉命成婚）离了婚，8月即与俞七小姐结了婚，但这个婚结得太天经地义了！你看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家相夫教子，叫我都好羡慕。尤其是看着傅太太在窗下教爱子读书识字的画面，那幅天伦母爱图真叫我终生难忘。

    妈妈说，后来李太太就把大女林德送到傅太太那儿，一来是给傅太太的儿子傅仁轨作伴，也有请傅太太收林德为女弟子的意思。仁轨1936年出生，按傅家排行本应是“乐”字辈，但孟真先生因为崇拜唐朝朝鲜抗击日寇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的大将军刘仁轨，特地为爱子起名傅仁轨。林德上了傅太太的“私塾”，李太太“自由”了，有时就把小培德放在我这儿，她好去办事。小培德可爱极了，他不爱动，好像总在“思考”，乖得叫人心疼。可有时会突发“奇语”，引起你对他的无比怜爱。比如他第一次来我家，李太太走了以后，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叫什么吗？我假装说，让我猜一猜。叫李培德，对吗？他一拍掌说，错。我叫“小皮头（peter）”是我三舅舅给起的。你不知道我的三舅舅徐道邻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好像不知道太不应该了。母亲后来问李太太怎么回事？李太太哈哈大笑说，是的，是这样。李太太说，培德都一岁了还习惯躺在床上由保姆喂饭，因为保姆觉得这样好照顾，培德就乖乖地听话不起来躺着吃。道邻来看我，见此便质问，这个孩子要是长大也不肯起来吃饭怎么办？保姆赶紧对培德说，小弟弟，请坐起来吧，你舅舅怕你大了不肯坐着吃饭呢!培德马上坐起来了。妈妈听了直想笑。李太太说，还有呐。培德两岁时还不学走路，保姆图省事，一直把他放在地上的一个方圈圈里，说不许出来乱跑，培德就老老实实地在方圈圈里或站或坐，从不跑出来。林德故意从他面前跑来跑去逗他，培德从不“上当”，只是突然伸出手抓住姐姐就不肯松开，正巧被道邻看见便说，这个孩子长大了也不肯学走路怎么办？一直让他在地上的这个方圈圈里吗？保姆吓得对培德说，小弟弟，你舅舅又说话了，快请出来学走路吧。好！培德应声跑出来，从第五进的后院一直跑到大门口，小脚的保姆在后面紧追也追不上，急得大喊，小弟弟我要叫舅舅了！从此培德再也不肯进方圈圈了。后来道邻对培德说，小皮头，要不是我救了你，恐怕你还一直躺着吃饭、蹲在方圈圈里呢！所以培德就叫道邻“救命恩人”。

    妈妈说，培德在李庄的故事太多了。有一天培德对我说，姐姐有教她的傅伯母，我又没有，你来教我读书好么？我把这话告诉给李太太，李太太又把这话传给孟真先生。孟真先生一想，全所家眷中孩子真不少，该给他们安排学校上学。于是联系了著名的实力乡绅罗南陔[24]，让孩子们在栗峰小学就读。罗南陔财大气粗、眼界深远，是李庄第二大姓、第一大势力，上通国府，下达黑白两道，他身为袍哥又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暗地里与共产党也颇有关联，绝对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就是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南迁李庄的主要推动力。让所里的孩子上学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他的女儿罗筱蕖（后来嫁给了史语所研究员逯钦立，他们的故事在李庄成了一桩美谈）就在栗峰小学教书。其实，孩子们没能去栗峰小学上学有双方面的原因。当初，史语人所乍到，瞧不起脏兮兮、土气的当地孩子，而土著把新到者视为“下江人”“不牢靠”也不很信任，甚至把这些知识分子看作假洋鬼子、怪人，还传出过他们“吃人”的怪诞奇谈，当然后来的实践改变了这一切。史语所的适龄孩子都上了栗峰小学，有傅家的仁轨，李家的林德、培德，梁思永[25]的女儿梁柏有，劳干家的孩子劳延炯、劳延煊[26]，向达家的燕生、禹生，董作宾[27]的儿子董敏，还有许多记不清了。后来两帮孩子互相影响，“土孩子”懂得了学习上进，见了先生要行礼，“下江人”孩子和“土孩子”打成一片，每天泥头土脸地回家，大人也见怪不怪了，反倒是自家孩子们“兄弟阋墙”，闹出了一段新闻，事巧，也出在培德身上。

    那天不知怎地，向达家七八岁的老大燕生就把才刚五岁的培德打了，而且打了不止一下，培德的脸上身上都略有伤。李太太气坏了，但她一辈子没和人吵过架，从来都是温良恭俭让，可一不能找向先生说，有告状、吵架之嫌，又不能训向燕生，那不是以长压幼吗？李太太自有李太太式的作法。她站在牌坊头栗峰小学的校门口，和颜悦色地对所有同学说：小朋友，比如有一只小猫咪惹你不高兴，你打它一巴掌不为过，尚可称爱抚。倘若你再打它哪怕只两三下，那就是为不仁，甚至可以说为虐。所以小朋友们之间不可以打架。听李太太“演讲”者越聚越多，颇成“气候”。正说着，向达先生和太太以为李太太“聚众闹事”急匆匆喊叫着赶来准备“背水一战”。形势危迫，幸好傅孟真先生赶到，拦住了向太太，且劝李太太息怒。李太太说，我并没有生气啊？我也不想怎么样，教育孩子自是各自家长的事情。傅先生连连作揖，且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这个大家长不好”。把李太太惹笑了说，怎地是先生不好？傅先生说，我这个所长指导不力，指导不力。一场“战火”被跑得气喘吁吁的傅先生泼灭，大家看着人称“山东好汉”、汗流浃背而且正患高血压生病的大胖子所长这样事无巨细，无不感动有嘉。事后我告诉李太太，所里有人为此事作了一副对儿，“李徐樱大闹牌坊头，傅孟真长揖柴门口”。李太太听了说，对得还算工整，不过我给加一个横批——“都怨我”。我和李太太停了一小会儿，都哈哈笑出声儿来，因为我俩都体会出“都怨我”三字虽出自李太太自谦之口，其中刻画傅所长酸楚之像却也入木三分。李太太说，这齣《闹学》唱得过火了[28]，都怨我，都怨我。我俩又哈哈大笑了一阵。

    说起孟真先生的胖，李太太告诉我一件趣事。有一次史语所为傅所长、李济之[29]和裘善元[30]三位，雇了三乘滑杆，六个抬夫等在门外。头一个出来的是裘善元，抬夫们一看，胖子，有些不快但也只好无奈地抬起走了。李济之二一个出来，又是一个比头一个还胖的胖子，剩下的两伙抬夫正互相“谦让”，都不想抬这个胖子，等傅所长一出来，比前两位胖得更不是一星半点，两伙抬夫抢起李济之飞也似地跑了。其实这是说李庄交通之不便，进出都要乘滑杆。那时雇滑杆一天工钱十几斤米呢。那时孟真先生一直害高血压病，且不时要城里县里甚至陪都到处跑筹钱、筹物资或是开会（先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加上生病住院，所以并不经常见面，那天还真是巧。

    “牌坊头”事过不久，培德不知从哪儿捡回一只破旧的乒乓球拍，拿来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用来打乒乓球的拍子。估计是李庄同济大学带来用坏了扔的，村里人捡回来不知其用又扔了。那时李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物件呢。后来培德把它拿回家，用毛线仔细缠了又缠，然后交给了李太太。李太太问，这是做什么？培德说，给妈妈用来打我，拍屁股。李济之太太听了心疼地说，宝贝，你是聪明还是傻啊？

    后来，史语所的孩子们又都不愿去栗峰小学上学了，说“栗小”太没意思了，太太们也觉得“栗小”教学不行，根本没有师资力量，别误人子弟。孟真先生决心自己办一所“中研院史语所子弟小学”，教室就开在史语所的前庭的中间大厅。为了照顾“栗小”，孟真先生特聘“栗小”的罗筱蕖老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务长，村里的孩子愿意都可来校就读。就这样，史语所子弟小学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红火的秘诀就是既启用原“栗小”的好老师，另外太太们纷纷披挂上阵，傅太太、李太太自不必说，还有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董同龢[31]夫人王守京（王季绪先生[32]之女）、李光涛妻子张素萱（原“栗小”老师，罗筱蕖的表妹，也是南溪女中毕业）。最重要的“杀手锏”是所里劳干、芮逸夫[33]等重量级选手代课或兼课，更是小试牛刀。甚至甲骨大家董作宾先生也来上习字课、劳干先生亲自任子弟小学总务主任。正是因为子弟小学与李庄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史语所几对大龄“男单”的婚事。不过那大都是我和你大大离开李庄以后的事了。这是李太太后来告诉我的。

    李太太说，当年史语所大龄男光棍可有几位，你知道他们私下里羡慕的两对儿是谁吗？妈妈说不知道。李太太说，一是羡慕南迁前携未婚妻吴富燕请傅所长证婚而行的陈槃[34]，再就是贫困恩爱而居的庆兰你们两口呀。妈妈说，哎呀真的吗，我从来没听说。四十年后，李太太和方桂先生第二次回大陆访问，妈妈和李太太得以稍长相聚，李太太和妈妈闲聊。李太太说，陈珍你还记得史语所子弟小学罗老师罗筱蕖吗，罗南陔的女儿？那时候，孟真先生的大弟子33岁的逯钦立（专攻先秦汉魏六朝诗歌）毕业留在所里当研究员。他看上了罗老师，有事没事地总在子弟小学的教室里磨蹭，反正方便，大厅为所里在食堂吃饭的人与小学生共用。逯钦立还在罗老师的桌子上画画儿。罗老师见了也不吱声。大概是罗老师的女学生梁柏有（梁思永之女）说，罗老师这是逯先生画给你的呀。罗筱蕖说，好哇，就叫他当面交给我吧。自此关系挑明，逯钦立喜出望外，力请孟真先生作伐。起初傅先生并不同意，经不住弟子执意相求，最后终热心鼎力成其好事。可对同样与李庄结亲的杨志玖先生的婚姻，傅先生的态度就大不一样。妈妈说，杨先生的情况我们太熟悉了，几十年一直是南大的同事。杨先生自己说，他写信告诉孟真先生要与房东小姐、前团总张府武的女儿结婚，先生回信很不同意，说是天下大乱，日益维艰，着令退婚或不要结，并说“你们山东人净爱干这事儿”（孟真先生山东聊城人）。因为此前已有逯钦立等两位山东同事李庄姑娘成亲，我也是山东淄博人。我结婚后，孟真先生还来信说了一句不以为然的话“南宋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至今杨先生回味起当年孟真先生的话不知作何感想。李太太和我母亲都感叹唏嘘。

    杨先生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从李庄走向南开，唯杨先生“顺”一些。父亲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一撸到底，杨先生虽曾为被污为“反对马列主义”的雷海宗[35]仗义执言，但被“保护”起来免于一难。晚年两位老人在思源堂前花园晨练时经常见面聊天。说起李庄往事和当年史语所、南大“争聘风波”，杨先生感慨万分。他说，来南开就像我的又一场婚姻。其实我更想留史语所，有那么多资料能给我更大发展，尤其孟真先生还许我出国深造强烈吸引了我。但是我是个重诺守信的人，既然对南大应允在先，就无可改变。当时冯先生（冯文潜[36]）还说“傅胖子总在捣鬼”。两人哈哈一笑。

    妈妈说，你大大在李庄的第二学期，主要就是田野调查和写研究报告。方桂先生带他和张琨去了贵州惠水，当时叫定番。方桂先生和张琨住在县城，每天到姚哨调查佯黄语，你大大独自去三都远羊寨调查布依语。方桂先生不时到三都来指导，对你大大关怀备至。那时留守李庄的李太太和我都为远出的良人担忧。李太太说，方桂的胃口不好，稍不注意就生病，真不知穷乡僻壤的烂饭他怎么吃哟。李太太还说，我向来是主张妇随夫行，这次方桂带张琨、庆兰两弟子同行，你不知道这里的文章吧？我来告诉你。当年史语所有所规定，禁止携眷外出调查，闹得元任先生、方桂险些为此辞职，胡适之也强烈反对，方桂将原定赴云南调查倮倮语（彝语）的计划坚决取消了。后来董作宾携女友熊海平（那时尚未结婚）赴安阳殷墟发掘工地，引起轩然大波，竟然又引出李济之、傅孟真、董彦堂（作宾字）三元功勋自请处分，是丁文江先生斡旋力劝方才平息风波。看来今日禁令仍余威戚戚啊。

    妈妈说，你大大1942年从史语所毕业，李先生马上就推荐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书，我们10月赴昆明就职。1944年抗战胜利，史语所搬离李庄。方桂先生和李太太应邀赴成都燕京大学执教，到1946年深秋，先生举家赴美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信函未断[37]。父亲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今日作书一通致方桂师”“得方桂师一函”。其后李先生在美国发展学术斩获极丰，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然而一洋之隔，横亘万里，而我们如众所周知的缘故，以为从此天人永隔。改革开放真是谁也没料到的事，你父亲“右派”的帽子被彻底平反，枯老的学术青春重沐阳光，取得了不菲成就。我们与方桂先生、李太太又重新联系上了。越洋飞鸿时有不断。特别是母亲和李太太，有时还打一通电话以慰拳拳。

    1978年末，方桂先生首返大陆。1983年初秋，方桂先生一家再访大陆并重访李庄。两次父亲都亲身接待了先生、师母，并曾在颐和园陪先生、师母游园。避雨长廊时，父亲曾“叩以积疑，先生为之言析，所疑涣然冰释”。父母在世时我们并未曾探问其究，父亲的“积疑”是什么？方桂先生又“言析”了些什么？为什么父亲“所疑涣然冰释”？准确的答案恐怕永无人知了。

    方桂先生的贡献在于为中国语言学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研究系统，包括准确的国际音标记音方法、标准的田野工作范式、同源研究等等，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师。父亲全面继承了方桂先生的成就，开辟了同源研究的崭新道路，冲破了方桂先生一再警示的“语言接触的巨大陷阱”——“同音-同义-借词-语言接触”的樊笼，开创了“对应同源体系”研究方法，就是在被比较的两种语言的词之间建立起一种“形同义异对应程式”，将中国语言学研究推至一个崭新高峰，破解了语言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上古必有一个操一种共同语的人类集团，在长期的人类活动中逐渐分化为不同语言的人类子集团。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逻辑公义。我们的任务是用语言实践回溯倒推证明这一过程。借贷、语言接触是广泛存在，但它绝不是形成各种语言的根本原因。父亲论断：语文研究不是以“意义”为索引的语音形式的研究；语言史的研究并不只是语音形式演变史的研究，更应关注这些语音形式所包含的反映客观实际的意义。

    比如，在汉语泰语同源词研究中，泰语“九”字与汉语“九”字的说法相同，甲骨文有“九”字。那么泰语“九”是不是汉语借词？我们用“形同义异对应程式”分析判断。汉语“鸠”字写法从“九”，“鸠”“九”读音相同。泰语称“鸽子”为“鸠”。“鸠”，《说文 鸟部》：“鸽，鸠属。”段玉裁注：“鸽，鸠之可畜于家者”。可以看出，难道泰语为了借用汉语“九”字，所以连“鸠”字也“借”去了吗？当然不可能。因而这一组“形同义异对应程式”所显示的是一种发生学关系。

    父亲曾发过宏图，中国的语言学要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贡献。然而，我党、我国始终存在重理工、轻文史，注重生产轻视基础研究的偏差。致使中国语言学尖端每每花落海外。母亲一生都在调侃父亲，师从方桂先生练就一身精湛的“屠龙之术”，如今术技犹存，神龙何在？

                                          邢  沅

                          2016年1月 10日于北村父亲的白杨楼书屋匆草

    （眼见就到正月初八母亲的生日了，仅以此献祭于父母灵前。是为《石臼堂续学肄言》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