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就是把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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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5日，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市委、市革会一批领导去西山煤矿慰问煤矿职工，我开着客轮去迎接。

在木渎船闸码头上，市革会领导一眼就认出我了，双方握手寒暄，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汪永珠惊奇地问道：“咦！老蒋，你不是到虎丘，在公社里工作吗！怎么会在这里？”

我笑笑说：“汪主任，说来话长，从部队复员，回到了老家，同年九月调回苏州，在虎丘公社准备担任秘书，哪知还未来得及上任，十月份赶上了‘苏南苏北心连心’的上山下乡运动，被曲书记查出来啦！虽然我不是他追查的对象，是顺手牵羊得到的猎物。他迫于运动压力，还是要把我赶回老家去。为避避风头，就趁大力开发江南煤田机会，来到西山煤矿，当一名煤黑子，现在负责运输队的工作。”

汪永珠听了我简短诉说，岔开了令人窒息的话题，面带笑容问道：“真行！你咋会和汽车、轮船打上交道了？”

“我在部队就是管这方面工作的，一当兵就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五九年，又去军校学三年的汽车、拖拉机技术，这算是老本行啦！”我介绍说。

“又能开汽车，又会开轮船，又能搞宣传，多面手。”汪永珠夸奖道。

听了汪永珠称赞，并不能勾起我内心喜悦，反而在心中泛起难言的苦痛。我对她说：“汪主任，有才能，还必需具有阿谀奉承的伎俩，否则，只能算个跛脚的本事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有人批判，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呢！社会上还不是流传着：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任劳任怨，永难如愿；全力以赴，升迁耽误；会钻会溜，考评特优；互踢皮球，前途加油；逢迎拍马，升官发达。我要是有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本事，按照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还能离开部队？”

汪永珠笑道：“你老蒋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不知是相识的感情原因，还是原在市革会支左工作中结下一段情缘，他们对我的遭遇还是同情和怜悯的。在离开煤矿途中，办公室主任赵宝康主动找我，问道：“你在煤 矿工作还适应吗？”

“这就很难说适应不适应了，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目前能找个落脚的地方，有个工作做，挣口饭吃，就不容易了，其它想法都不实际。”我回答说。

“你家属还在染织一厂吗？身体怎样？三个孩子就自己领？一个人够辛苦的。”赵主任关心地问道。

听了赵主任问长问暖，心中一热，鼻子也酸了，部队有些干部没有一点儿人情味，一旦不合心意，得罪了他，就往死里推。今天听见赵主任对我这样了解、关心，形成鲜明的对照，感激之意难以言表。但我想，漂亮的语言，是解决不了实际困难的，便轻描淡写地说：“爱人的身体不太好，还坚持在上三班。三个孩子，一个送在无锡乡下，一个在岳母家，一个在托儿所，我在西山煤矿，全家五口人，四分五裂，是符合战备要求的。”

赵主任笑笑说：“你就调回市革会来工作吧！离家近点，相互有个照应。”

我求之不得的事，终于来到我的面前。我说：“赵主任，要是能有这个机会当然好，谢谢你的关心。”

1974年3月中旬，市革会很快就为我办好了调动手续。

回到苏州市革委会，赵主任说：“你还是到政工组工作吧！”我说：“我是驾驶员出身，在部队是车管干部。宣传工作我没有学过，搞点文字也只是一点点业余爱好，不能称职。”

“你以前不是干得很好吗！”赵主任夸讲道。

我说：“赵主任，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是解放军，是军代表，没有学问，没有能力，还有权威；有权就有一切，水平总是伴随着权力的，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能力；现在就不同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同样做那份工作，说同样一句话，份量就截然不同啦！”

赵主任点点头说：“那倒是。”

我不愿到政工组去工作，是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我到了政工组，干什么、能干什么？跑腿送信，写文章，都不是我的强项。在支左时，我是军代表，是政工组负责人之一，不看人面看佛面。毛主席说：“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谁敢在解放军面前指手划脚。现在到政工组必然出现尴尬局面，论资排辈，也不能排不上号；第二方面，宣传工作不熟悉，也不太好做，自己文化底子薄，难免会出差错；三是机关也蹲怕了，机关工作的人，没有基层老百姓那样诚实，那样的坦荡。我这个刚直不阿的性子，在机关，干好了遭嫉妒，话说多了，易得罪人，吃亏上当，还是躲着点好。便要求道：“赵主任，你还是叫我干老本行吧！就当个驾驶员，开开车，省得出头露面的。”

赵主任说：“你是部队转业干部，总是要安排的，那就这样吧，目前后勤处是个驾驶班，几个维修工，车多人少，管理混乱，市革会准备成立汽车队，把所有车子统一管起来，你到后勤处去组建汽车队，任队长。”

赵主任接着说，不过，我告诉你，能调到市委驾驶班开车的驾驶员，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靠山，背景深，很难管，不要过多得罪人。”

在汽车队筹建期间，我是既当领导又当驾驶员，对待工作，不计较时间，尽心尽力，不管是谁，不管是白天黑夜，随叫随到。他们说我开车技术好、又快、又稳、又安全，又是个党员、干部，政治上可靠。所以，省、市领导早早晚晚用车或者出远门，都指名道姓要我去开车，也经常受到领导称赞和表扬，加上又有个队长的身份，开的都是好车子，这就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仇视。

我呢！从心底说，经过几年的奔波，才真正回到了苏州，回到了家，安居乐业，思想也稳定了。所以，我只有一个心眼，努力工作，来回报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

1975年秋，“四人帮”在苏州的代理人，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一直跃升至苏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华林森。得了肠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开刀、治病。省、市革会领导去看他，一般都是我开的车子。

一天早晨，刚上班，后勤处潘贤正悄悄对我说：“老蒋，赵主任来电话，叫你上午10点钟将车开到上海华东医院，华师傅要用车。”

华师傅要用车，我想，他住在医院里，用车时间不会太长，晚上就能回来了。没做什么准备，也没有跟家里说一声，开车就走了。

到达上海华东医院，姚峰秘书和小华（华林森的小儿子）都在，华林森说：“老蒋，受浙江省委书记丁铁的邀请。咱们到杭州去玩玩，散散心，你现在到宝山把小华他妈接过来，一起去杭州。”

“到杭州去玩？”我心中一怔，一向关注时局的我，猛然间觉得华林森外出游玩，时间，时机的选择不太妥当，因为我是开车子的，也不好多过问，但在我心里总装着一个解不开的疑惑。

临去杭州前，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两次打电话寻问：“华林森坐的是什么车子呀？”

“是日本大丰田！”姚秘书回答道。

“那我们也用丰田去迎接吧！”听口气，接待是上挡次的。

下午两点钟，我开着丰田轿车，车上坐着华林森和他的老婆、孩子、姚秘书，直奔杭州市驶去。途径金山石化总厂，华林森饶有兴趣地进了厂区，参观先进设备，听了简短汇报，并到接待室坐了半个多小时，俨然像个视察的中央首长。

在杭州郊外不到十公里山角处，有一块不大的草坪上，停着一辆黑色丰田轿车，两辆改型的白色上海牌轿车，一辆面包车，好家伙，外迎二十里。他们唱的哪出戏？

望见我们到来，从车子上下来七八个人，我刚将车子停下，华林森显得非常敏捷地下了车，与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然后，坐上他们的丰田轿车，开着就跑了。

我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很快就开到西湖边上，在一幢淡青色的别墅前停下来。

“嘿！这里环境真优美，房子也够气派。”我心里暗暗地称赞道。

负责接待的一位官员介绍说：这是蒋介石、宋美龄盖的行宫，坐落在西子湖畔的孤山脚下，对面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背靠绿树葱茏，百花吐艳的山林。

走进别墅，树林织锦，堤草铺茵，莺啼燕语，蝶乱蜂忙。行宫内，展现了一个国家元首曾经住过的舒适恬人的卧室，富丽堂皇的起居室和气魄很大的会客室。樱桃木拼花地板上铺着大幅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穿过房间，有一条晶莹透明的暖廊，凭窗眺望，绚丽多姿的山山水水像油画一般映入眼帘……。

餐厅的环境幽雅舒适，桌椅乌黑晶亮，柔和的灯光；有杭城名师掌勺的可口的饭菜。真有“瓮畔夜风眠官佐，斋中春色醉神仙”的境界了。         

华林森和老婆孩子，住在这富丽堂皇的行宫套房里，我和姚秘书住在专供服务人员住的外间。华林森全家白天有车、有人陪着游山玩水，回来吃着美味佳肴。

人们常说，人生的命运，总是乐极生悲，在暂短的极度激越中，总是潜伏着长久的沉没，在极度的快乐中，总是暗伏着长长的悲伤。华林森会不会也是如此？

一住就是十多天，行踪之诡秘，封锁之严实。令我心中更是纳闷。华林森，他只不过是一个靠造反起家的省革会副主任，一个中央委员，何能带着老婆孩子到浙江省杭州市游山玩水，并享受着国家总统级待遇？难道他前途似锦，连丁铁也敬奉之？

诡秘的行踪？使我想起华林森在住院期间，上海市革会马天水，徐景贤都曾多次到医院看他，也想起二十天前，省委书记许家屯到上海找华林森谈话，叫他安心治病，在治病期间，苏州市委书记由汪永珠接替的事来。

1975年9月，省委书记许家屯到上海，传达省委的意见：“在华林森开刀（肠癌）住院期间，苏州市委书记由汪永珠接任。”（汪时任副主任、副书记）。

华认为省委是趁机逼他下台，他说：“省委不能趁我生病期间逼我让位子，弄不好，苏州又要大乱！”

许家屯说：“不会的，目前全国形势乃至苏州形势一遍大好，苏州通过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派别之间的斗争也相对稳定了，放心吧！”

“这是个表面现象，汪永珠虽然是和我一块造反的战友，但她太年轻，又是个女同志，处理不了苏州复杂的阶级斗争局面。我开刀后，恢复得不错，很快就能出院工作。”华林森坚持己见。

“你的病，需要治疗一段时间的，你要支持她，让她锻炼锻炼也好么！”许家屯强调说。

华林森坚持不让位，他说：“就是我同意了，还不知道邹学琪，赵宝康同意不同意呢？”

第二天，许家屯叫我立即回苏州把邹、汪、赵接到上海市革会招待所——东吴饭店。

下午，许家屯与华、汪、邹、赵经过一番争议，讨价还价，未达成一致意见，华林森不肯让位子，而汪永珠是华林森领着她一块造反，一起奋斗起家，是她的先师，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当然也不敢贸然接受此任，弄得许家屯无功而返。

没几天，华林森就急急忙忙领着老婆孩子跑到了杭州，游山玩水来了，真是好兴致！是庆祝“保位”成功？还是借游玩来弥补内心的失落和空虚，还是另有它图？只有华林森自己知道了。

一个省委书记叫其让位、下台，一个省委书记奉为为座上宾，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也关心备至。这个局面，还真够耐人寻味哩！

在杭州，按照礼节，省委书记丁铁和杭州市革会领导应该出面接见和礼节性宴请一次的。结果，华林森借身体不适，不肯公开露面，悠闲地过着总统一样级别生活，醉入华池。

在杭州，白天游山玩水，都有不同人员陪同，前呼后拥，场面热烈。晚上出去比较神秘，都由对方车子接送。他们暗地在干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个行动，在两派激烈斗争的当口上，实在是欠明智的。（粉碎“四人帮”后悉知，华林森去杭州与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组织民兵剌杀毛主席案有关，判无期徒刑。）

“聪明难，糊涂难，从聪明到糊涂更难”（郑板桥）不知怎么的，我一想起政治漩涡这个词，一想起政治斗争会给家庭带来灾难，神经就会紧张起来，心悸失眠，不能自拔。为了能尽快摆脱是非之地，减少我被涉嫌的可能，凭我政治嗅觉和熟悉苏州斗争情况以及当前的形势，大胆地作了分析，并诚心诚意地劝告华林森。

我说：“华师傅，（文革前是苏州长风机械厂工人，大家习惯，带有尊称。）我们出来半个月了，当前，中央、江苏省、苏州市的上层建筑、各派别之间权力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为争领导层中一席之地，不择手段，惹事生非。这次叫你让位子，可以说是权力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在这里呆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你这次到杭州市游玩，很是耀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反对派知道了，上纲上线，满街贴出大字报，诬你说，华林森病好了，不回苏州工作，省委书记都请不回来，却带着老婆孩子到杭州游山玩水，住在蒋介石、宋美龄的行宫里，这事影响可就大啦！”

    华林森没等我把话说完，从没有笑容的脸，阴森森地抬了一下，接着又似点头非点头的样子望望我，没有吱声。但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话并不反对，有共鸣，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窗外望了望，又坐下去，看得出他心里有些紧张了。

这时，我应该点到为止，有所收敛，然而，我为叫这位中央委员叹服，赶快回苏州，离开是非之地。便忘乎所以地继续说：“我看，还是避点嫌好。你看，在杭州半个月，虽然接待、安排令人满意，但奇怪是江苏、上海和浙江三个省份，通讯来往差别这么大，到了杭州，外面消息处在闭塞之中，苏州更是杳无音讯。你在上海华东医院，市里可以说周周有人去看望，天天有人汇报工作。现在，半个月了，苏州连个电话都没有，是不知道你的去向，还是若无其人？是否有人在搞两面派？这是否与省委叫你让位子有关？这是不是说，你不让位，就架空你！一辆领导干部都争着、抢着坐的日本丰田高级轿车，开出来这么多天了，而无人问津；那些反对派的常委，一直必置于你死地而后快的人，难道现在就这样安稳老实了吗？他们是否在跟踪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静的背后就是动啊！”

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哪知几句开门见山的话，无意中点中了的穴位、要害处，触动了华林森的神经了。

华林森听我一说，猛然一惊，醒悟似的转过头痴痴地望我一眼，好似一台好戏刚演到中间，突然走出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吓得他似乎听不懂也不愿意听懂我说的是什么话了，然后，黑黝黝的脸膛，泛着紫色，又肥又厚的两片嘴唇，像两扇铁门紧闭着，金鱼一样的眼泡透出阴森森的杀气。好像被人家窥见了隐私时那种又害怕又惶恐的心情直逼着他。

文死于谏，武死于斗。一般说，一个人做了好事，是不会怀疑自己的出发点的，哪怕已经被人猜疑，也会有侥幸心支配着自己而放松警惕。望着华林森诡秘而难以言喻的恐惧，我的心也咯噔一下，被一根无名的绳索捆紧了，预感着自己说话，可能捅了漏子，但我还是认定是出于公心，行于好意，是为华林森着想。

华林森发现了我什么呢？是否怀疑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不得而知，第二天早上，就匆匆忙忙决定，离开杭州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