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年多的半脱产干部，饭吃的也饱了，营养也比家里好了，劳动干的也少了，小伙子长得也精神不少了。

一年内在全国范围内，二次大量征兵，说明形势紧迫，要打大仗了，群众中处处有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小道消息，弄得人心惶惶。

这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直想把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年间，面临的巨大危险非同寻常，如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血战了三年；1953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应付目前局势。1953年春季，美国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1954年9月12日，美国参联会建议，美国可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4年秋季至1955年初，台湾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出向中国全面发动进攻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现代战争一旦打响，就分不出前方和后方了，到前方去！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死也要死在光荣的战场上。按我的心愿，又一次报名参军了。

这一次，我的信心更加足了，有了第一次经验，有些事也熟门熟路，非常顺利。

可就在这时，我的背后却又暗插着一支无情的冷箭，时任乡党委书记徐元山几次找我谈话，劝我说：“你就不要报名参军啦！报名的人很多，又不限定名额。目前，乡里缺少人手，你去参军，工作就没人顶替了！”

我说：“我家兄弟四个，不去一人当兵，没有说服力，在家工作，脸上也不光彩。”

“成立了高级社，大家一块儿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谁还管这些。”徐书记找着理由劝道。

“我家劳动力多，争得工分高，分红多，会挨人骂的！”我说。

徐书记又解释道：“多劳多得也是合理的”。

“保卫祖国，也是我们年轻人的职责义务呀！美帝国主义把兵布置在我们家门口，我是共青团员，就更应当带头了。”我义正词严地说。

徐书记的话，在我心中很是纳闷，他为什么要阻止我出去当兵呢？是出于公心？当兵是保卫祖国的大事，况且形势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说乡里缺少人手，显然也是个借口，当时和我一起小学毕业的，就有好几个，完全可以更换其它人；另外，当年已从互助组、初级社，马上就要撤乡成立高级社，他的工作如何安排，我能干点什么，也是个未知数；就说我的工作有点难度，充其量，也只是组织、动员上交公粮，政府下发救济钱、物分配账，并没有收支、成本核算。一个有责任心的小学毕业生，经过一断时间熟悉就能接上了。那么，徐书记的劝阻，是好意？还是另有原故？一时难以分辩，但这个谜团一直在心中萦绕着。

我当时参军的热情非常高，横下一条心，坚持要当兵，他也就无法阻拦。好在征兵工作是由区、县征兵办、武装部统一政审，逐一过堂，体检也是部队里的人亲手组织、操作，合格不合格，乡里也不太清楚，只按通知名字组织欢送，做好家属的善后工作就行了。

1955年12月25日，一封人武部通知送到乡政府，我拆开一看，通知上写着我乡十一个入伍合格名单，我排列在其中第六位。噢！命运之门给我开启一条缝，一缕阳光照向我的心中了。

1955年12月27日，早晨，乡政府门前，11名应征入伍的青年，每人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显得兴高采烈，神采奕奕，整装代发。成群结队的乡亲们也来了，组成一条长长的欢送长龙。

初冬的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沂沭河岸边的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晨雾照在沙土地上，暖融融的。

沭阳县西北片十几个乡数万名民众，在舞狮队，高跷队，旱船队陪伴下，在唢呐吹奏声中，簇拥着各乡、身佩大红花，批准参军的二百多名青年，到龙埝镇的地方聚集。

龙埝镇，是一个乡村的小集镇，离县城二十里沂沭河堤边上，东西向的河堤正巧从镇南边上擦肩而过，南面是沂河渡口。龙埝镇就座落在交通要道口上，平常车来人往，做生意的，走亲戚的，跑码头的，都要到这地方歇歇脚。

几十户排列成行的农舍，土墙草屋顶，东西形成一条街，一看就知道是个贫穷偏僻的村落小市。

除去逢集，平时只有一二家小铺小店或是信用社开张，卖点火柴，煤油，烟酒杂货。一些老大娘、老大爷为给过往人方便，在河堤，路边、码头搭个草棚，卖点茶水，点心，生意倒挺红火。

12月27日这天，不是逢集的日子，他是农民们亲手将自己的孩子送往部队服兵役的一天。因为是农闲时节，临时来卖柴、卖菜、卖海鲜、卖杂货的挑子、小推车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寂静的小镇比逢集还要热闹，喧腾。

广场上人山人海，欢送的人群高呼：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保卫祖国，人人有责！

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响，各表演队各显高招，各露其能，整个龙埝镇成了一片欢歌载舞的海洋。

在兴高采烈的生活中，时间就过得飞快。

太阳一点点地潜到云后面去了，朵朵白云，变成了鲜艳的彩霞，一块块镶着金边，我的人生就要在这金色晚霞中走上新的起点了。

我握着妈妈微微颠动的手，望着她那慈祥的脸胧、挤满泪花的双眼说：“妈妈，多保重，我走了，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杀敌立功，也一定会回来的，请你放心吧！”

妈妈朝我点点头，咬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竭力保持镇静，不使自己流出眼泪来。妈妈这时的心肯定是很复杂的，被深厚的情感交织着，缠绕着，是甜、是苦、是酸、是辣……

许多送行的乡亲、亲友挥动着帽子，摆动着双手，用哽咽声音喊着：“到部队好好干，再见 ！再见！”，眼睛都湿润了。

我从朦朦的泪水中望着乡亲们，望着家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坚定地踏着黄沙土地，匆匆地奔向排着整齐的队伍。  

县人民武装部操场上，静静地站满了应征当兵的憨厚的农民青年。

太阳渐渐地收了它那金黄色的光线，天逐渐灰暗下来了。

来领新兵的一位干部，高兴地站在整齐的人群前面，按新编的连、排、班，逐个点着名字，接着由一个当官的领着，到另外一个地方领取军被、军衣和日用品。

花名册念完了，整个操场上几百人从我的身边一个个走光了，竟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孤邻邻的人。

我感到非常奇怪，一时间惊得我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戳在那儿，急得脸上如同多喝了半斤老白干酒，两只眼睛发红，水汪汪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如何是好。满脑子徘徊着乡党委书记徐元山找我谈话的情景，耳朵里一直回响着他叫我不要去当兵，乡里缺少人手的话音。

我的心碎了，人也像从云端中跌到深渊之下，这是为什么？我已经验上了，合格了，也按通知名单，身佩大红花，风风光光地欢送到了县城，突然在这节骨眼上我的名子会消失了？难道人武部通知也会有假？我僵僵地站在那里发愣，茫然不知所措。

一位当官的看着只剩我一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知怎么会多出一个人来，便走过来操着山东口音，和蔼地问道：“小同志，天黑了，你站在这干啥？”

“我是被送来当兵的！”

“送来当兵的！那！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呢？”

“人武部通知上有我的名字！”

“通知上有你名字，怎会没点到？”

“谁知道怎么弄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蒋永祥！”

“哪个乡的？”

“房圩乡！”

“通知上真有你的名字？”

“哪还有假，我还亲眼看到的呢！在通知名单的第六行。”

“哪就奇怪了，哎！老席，怎么点漏了一个人？”这位当官的提高了声音问刚刚点名的那个人。

那个点名的人，迅速从袋中掏出花名册说：“没点漏，营长，你看！”

这位营长拿过花名册一翻，在房圩乡的通知名单中，第六行确实有我名字，就说：“这不是有你的名字吗！”他皱皱眉头疑问道：“咦！怎么被人划了一条扛，除了名？”

很明显，县人武部通知确实有我，而是在欢送途中被人划掉的，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他是谁？他为什么要把我的名子划掉？难道是徐元山？对，只有徐元山，是他拿着人武部通知书，欢送我们到龙埝镇的。可他为何要在我背后作梗？要是这样，他这不是朝我身上泼了一盆冷水，朝我身上打一阵乱枪吗！

命运，前途之曙光就这样被简简单单的一条蓝色线条判了死刑。一颗闪烁着光彩和火焰的心，就要被扑灭下去了，我的心冷到了极点。

“你的名子怎么会被人划掉了？”这位营长和蔼地问我道。

“不知道！”我无可奈何地答到。

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往前垮一步，就可能是重大的突破。我鼓足勇气，对着这位当官说：“首长，我体格检查，政治审查都合格，又接到了县人武部批准参军的通知，乡里也轰轰烈烈地戴着大红花把我送到这里。上个月，我在报名参军时，党委书记对我说：“你不要去当兵啦，你走了，乡里财粮委员找不到人来顶替，都是革命工作么！去不去当兵一个样。”

我没有听他的，我说：“一个小小乡的财粮委员，催公粮，算算账，分拨救济款，只是个小集体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做；要说当兵，那是国家的事，重如泰山，如果你不去，他也不去，大家都不去，祖国谁来保卫，没有国，哪还有家；我坚持要报名参军，跑到庙头征兵处体检，结果验上了，合格了，县人武部通知我参军了。我估计是得罪了他，没有乖乖地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没想到，就在欢送途中偷偷地把我的名子划掉了。”

我望着这位首长一双剑眉和高耸的颧骨，宽阔的前额，带着沉着而刚毅的光芒。意识到这位当官的也在气愤那些利用职权，而肆意残踏人生的卑劣行为。于是，我哀伤地说：“首长，你看我现在怎么能回去呢？上半年我也身戴大红花参军了，临走时，乡里说我年纪小，不合格，我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一次我是亲眼看见了人武部的通知，全乡人又一次知道我光荣参军，又是带头报的名、推动全乡征兵工作的积极分子。徐书记每次开大会都表扬我，说我思想进步，听从祖国召唤。可我真的参军了，他倒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他是什么用意？我回去后，乡亲们不说我是在扬名做秀、哗众取宠吗！叫我怎么做人、做工作、脸又往哪里放。这县人武部的通知，难道一个小小乡党委书记就能乱图、乱改动的吗？真让人难以理解！首长，你说他不是在置我于死地吗！”

这位首长静静地听完我的诉说，把手一挥，生气地把头一摇，嘴里叽咕了一句“乱弹琴，这么随便！我们会通知人武部查实此事的。”

看来，这位部队当官的也对利用职权，损害个人、国家利益的做法不满意。

首长看看我，端详了一会，又翻一下花名册说：“你在家都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特长？”

我说：“我在乡里当个财粮委员，负责上缴公粮登记，灾款、救济物分配记账，不算什么本事。至于特长，咱老百姓是种田的，只在农闲时组织个宣传队，配合中心工作，编个节目，宣传党的政策，好人好事，走村串户演唱；在学校，在村里，还喜欢打打篮球。”

“好！就跟我走吧，就不要到连队去了，跟我当通讯员吧！”这位首长说道。

“当通讯员，收下我啦！”我惊喜地叫道。

这位首长微微一笑，说：“对！你本来就合格了。”

刹那间，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内心一种愉快的情绪汹涌起来，脸上荡漾开了笑意，内心的疙瘩也暂且消退了许多。（注4）你看，从农民到战士，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变化，但它对一个人来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曾编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从一个悲剧编剧、导演的手中拱手送到另一个喜剧编剧、导演的手中，这幸运的时刻虽然不能代表着将来，但命运从此开始，谁能说不是一种凄美呢？如果我乖乖地听了乡党委书记的话，停留在原地，今天的故事又是怎么写呢？如果营长不收留我，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呢？

我恍恍惚惚地跟在营长的后面，来到营部，营长和颜悦色地对屋里人说：“同志们，你们看，我选一名通讯员来！”

选！听到营长把一个“选”字说出来，还加重了语气，心中一震，顿时似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明明我是一个（无辜）差点被抛弃、被排挤的最后一个，又是他收留下来的人，营长竟然说是选拔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我是在全县一千多个新兵中挑选出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家不可小视。这当口，营长在我心中几乎成了最伟大、最完美的英雄偶像了。

营长话音刚落，全屋六七个人脸一齐转过来，叮在我的身上，看着我，打量着我。

我忽然间紧张起来了，好像被捉住的逃犯一样，两只眼睛发怵地也盯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只见另一个当官的说，很好！很好！蛮机灵的！还没有吃饭吧？他们都开饭啦，他高声叫到：“警卫员！”

“到！”一个战士答应着。

“快到伙房打一份饭菜来！”教导员命令似的说道。

“是！”警卫员拿着饭盘跑出营部。

营长指着叫打饭那个当官的，介绍说：“这是吕教导员！”

噢！我望望吕教导员，只见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堂，高高的个儿，宽亮的前额下两道浓眉微微跳动，明亮有神的眼睛里弥漫着慈祥的光波，可以肯定，他对我也产生了满意和好感。我腼腆地叫了一声：“吕教导员！”接着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吕教导员朝我微笑地点点头说：“好好！赶快吃饭吧！”

一天没有吃饭了，又走了八九十里路，原先还没觉着饿，现在心神一定，就感到饥肠辘辘，端起饭，狼吞虎咽把大米饭直往嘴里扒。

教导员走过来说：“小鬼，慢慢吃，当心噎着，晚上没有事，今晚你就睡在警卫员小李的边上。”

营长、教导员说完，就和一批当官的下连队去了。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在营部，人逢喜事精神爽，穿上了暂新的绿色军装，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站站，心中的开心劲就别提了，嘴里不停哼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真是乐死人》：

欢迎的晚会上，

拉起了手风琴，

同志们手挽手，

激动了我的心，

想起一件事，

真是乐死人，

你要问什么事呀！你要问他什么事呀什么事？

嘿嘿！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

想起两月前，

我报名去参军，

身体一检验，

样样合标准，

穿上绿军装，

胸章闪闪亮，（注5）

我对着镜子，对着镜子上下照呀上下照！

嘿嘿，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真是乐死人！

直到吹号，熄灯睡觉，我的嘴就没有合拢过。

1956年1月3日，大清早，东方燃起一团旭日的红光，就像人们在灰烬中吹旺了半熄的火炭一样，火红火红的。新兵营经过一周的简单的编队、整训，就出发了，我也离开了生我养我十七年的家乡。

去向何方？路在何方？还能不能再回来？当时是一点儿也顾不上想的了。新兵营有一千二百多人，分五个连队，每个连队都由连长、指导员带着，排着长长的二路纵队，沿新（沂）沭（阳）公路，向新沂县城（当时叫新安镇）走去。

我是营部的通讯员，身上背着**（营长的），跟随营长左右，随营部一批干部走在一起。营长有什么事，凭我在学校篮球队练就的体格，飞快地在队伍各连队中传达，很是风光。一起出来当兵的人看见了，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也受到营长、和其它干部的喜爱。

一千多农民出身的新兵，身上背着背包，行军的速度，没有想象那么快，种田的人，谁个在集体队伍里，前呼后拥，一下子要走一百多里路？所以，越走到了最后，越觉得疲乏，走的越慢，到了夜晚，就更不要说了，急得各连的首长们来回奔跑、催着、叫着，快点，跟上，不要掉队。          

隆冬的子夜，星月交辉，异常静谧，周围静悄悄的，白色的公路两旁的村庄，死一般地沉睡着。只有部队行军那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划过夜空。

到了新安镇的火车站，天已经过半夜了。

灯光下，望着陌生的新安镇，那一幢幢新建的红砖瓦房，掩映在绿树林中；那宽阔的街道，大街两旁的店铺、邮局，真可惜，全部打烊关门了，只有秩序井然的火车站，还有些紧张而且喧闹，上车的，下车的，送亲友的，长途旅客下车活动一下筋骨的，买东西的，简直像个闹市。

第一次坐火车，火车是个什么样儿，也不知道，只见黑蒙蒙一串，像排列整齐的一间间有门的大房子，部队在命令声中，依次一连、二连、三连……上了火车。我和营部当官的一起，也钻进了铺满稻草的车厢里。

呜呜……一声长鸣，火车慢慢地、轻轻地移动了，发出有节奏地震动，摇晃着，满脑子轰轰、噔噔、轧轧……铁轨声。

在远处闪着那炯炯的灯光里，拖出一团团黑烟。

    望着这些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内心和脸上充满忐忑、焦虑不安、神秘而难以言喻的年青战友，我的心也一下子沉静下来了，眼睛也开始发红了，堆满了泪水，不由得想起今后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这刚刚开头的新生活，感到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清新和难以捉摸。

（注1）唐·王 翰 《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第四句意为：自古以来上战场打仗的人，能有几个活着回来？）

（注2）这桩婚事，在1957年初，伍可和多次发信，要求到部队成婚，我说：一个战士难以做到，如果催婚是假，催解除是真，那就解除吧，同年4月，由我亲笔写下解除婚姻凭证寄给他。

（注3）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反动会道门之一，起源于山东省，初名“东振堂”，后来路中一承办道务，取《论语》中的“吾道一以贯之”，改名“一贯道”。1925年路死后，由张光壁继承，逐渐扩大道务，号称“师尊”。抗日战争期间，张光继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并为其效劳。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和利用，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取缔。

（注4）一九六0年，我在军校学习，回家探亲时，才知道二次不让我参军的理由，主要是宗教信仰而受到的殊连政策的牵连。我姨母在解放前曾参加过基督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位乡党委书记，把当时取缔反动的“一贯道”与基督教混淆起来了。其次是姨父，在1947年冬，与地主婆勾搭、**，地主婆为逃避腐蚀贫下中农之罪，一口咬定姨父答应要把她带走，逃往南京敌占区。这样，姨父就被定罪与地主婆沟搭，腐化堕落，加上他也是基督徒，便打成了反革命。在审查、批斗中，遭乱棍打死。

（注5）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方形白布胸章，挂在左胸前衣袋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