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明奇
西汉初年，萧何定典章、立制度，为大汉基业筑牢根基；曹参继相位、守成规，以清静无为成就“萧规曹随”的治国佳话。四十年前，“两个凡是”以教条化姿态延续革命叙事，试图在动荡之后维系秩序，最终被思想解放的历史洪流涤荡。二者相隔两千年，却在“继承与变革”的核心命题下形成深刻的历史对话，既彰显了治道智慧中“守正”的价值，也揭示了“创新”的必然，更诠释了“守正”与“创新”之间不可割裂的永恒张力。
一、守正之基：非常时期的稳定器
秦末战乱，生灵涂炭，社会秩序分崩离析。萧何随刘邦定天下后，躬身制定《九章律》，确立什一税制，创设常平仓体系，本质上是战乱后重建社会秩序、安抚民心的“最小干预方案”，既摒弃了秦代苛政的弊端，又兼顾了统治秩序的稳定与百姓休养生息的需求。汉惠帝时，曹参接任相国，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道精髓，坚决奉行“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的政策，即便面对汉惠帝的诘问，也直言“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陛下垂衣拱手，臣等恪守职责，遵循前法不致丢失，足矣”。这种“不折腾”的坚守，让汉初百姓得以从战乱创伤中逐步恢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百姓甚至编歌谣称颂：“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
这种坚守的智慧，与“两个凡是”在文革后初期的历史作用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呼应。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陷入严重的“三个断裂”危机：政治权威断裂、思想秩序断裂、社会信任断裂，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各类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反革命势力仍在伺机反扑，社会亟需凝聚共识、稳定大局。此时，“两个凡是”于1977年2月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正式提出，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核心，通过强化领袖权威，短期内凝聚了党政军系统的共识，有效避免了权力真空引发的动荡，为拨乱反正工作提供了过渡性的政治框架和思想支撑。正如曹参“日夜饮醇酒”的表面无为，实则暗藏“清静无为、稳定民心”的治术，“两个凡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了“过渡性稳定器”的实用功能，其存在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合理性——在社会秩序濒临崩塌的关键时刻，“守”是首要选择，唯有先稳住局面，才能为后续的“变”创造条件。
二、守正之限：时代变迁的适应性困境
然而，“守正”绝非“守旧”，任何制度与政策都必须适配时代发展的需求，否则终将陷入僵化困境。“萧规曹随”的积极意义，始终局限于汉初“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特定历史语境。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到汉武帝时期，匈奴南下的威胁日益加剧，中央集权的需求不断上升，萧何制定的宽松政策已难以支撑国家战略的转型，无法应对边境防御、经济整合的新需求。此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推恩令等一系列改革，突破萧何旧制的局限，才实现了大汉王朝的鼎盛，完成了从“黄老无为”到“汉武雄风”的转型。即便如此，“萧规曹随”的局限也早已埋下伏笔，其无为而治的政策虽能安抚民心，却也加速了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为后世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同理，“两个凡是”的根本性局限，在改革开放前夜也彻底暴露。它将领袖的个人决策绝对化、教条化，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内核，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深入推进，让党和国家的事业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此时，中国社会亟需打破思想禁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两个凡是”所构建的思想壁垒，与时代发展的需求形成了尖锐矛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犹如汉代晁错《言兵事疏》般，撕开了教条主义的缺口，使“两个凡是”从“稳定器”沦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
三、破立之道：守正创新的辩证法则
历史发展常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智慧，批判 “两个凡是” 的思想解放进程，本质上完成了中国社会从 “革命逻辑” 向 “建设逻辑” 的根本性转型，这一历史转向，与汉代自汉初 “黄老无为” 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锐意进取、开创 “汉武雄风” 的治理转型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奇妙互文。
汉初曹参恪守萧何成法、推行 “萧规曹随”，并非盲从守旧的僵化承袭，而是基于汉初社会亟需安定、制度行之有效的现实判断，是贴合时代需求的理性坚守；同样，改革开放的思想突破与实践开拓，也绝非对既有探索的全盘否定，而是破除教条束缚、向 “实事求是” 这一根本思想路线的正本清源与理性回归。《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围绕治国方略的激烈辩论，早已揭示出中国传统治道的核心智慧：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在稳固根基中酝酿变革，在传承延续中实现创新，守正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
“两个凡是” 以教条主义的形式固化思想认知，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桎梏，但其内在仍蕴含着可被转化的合理内核与改革基因。它所强调的维护领袖决策、坚守正确方向的立场，本身并非谬误，而领袖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反复阐发的实践标准、实事求是思想，也恰恰为冲破教条束缚、实现理论突破埋下了重要的思想伏笔。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科学态度客观评价领袖功过、厘清历史是非，既旗帜鲜明地批判了 “两个凡是” 的教条化、绝对化谬误，又理性继承了其中坚持正确方向、尊崇科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完成了一次深刻的 “否定之否定” 辩证升华。
这种破立并举、扬弃继承的治理智慧，与汉代转型中对 “无为” 与 “有为” 的动态平衡高度契合：既不固守无为而不思进取，也不盲目有为而脱离根基，始终在继承中校准方向，在变革中坚守根本，构成了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的鲜明治理逻辑。
四、现代启示：治道智慧的当代传承
站在21世纪的时代坐标回望历史，“萧规曹随”与“两个凡是”所蕴含的辩证关系，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穿越时空的深刻启示。治理的本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传承与变革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在政策制定层面，既要尊重历史经验沉淀形成的制度惯性，珍视经过实践检验的合理内核，避免因盲目求变而动摇发展根基；又要摒弃教条僵化的思维定式，通过试点探索、动态评估、反馈优化等科学机制，让政策始终适配时代发展的需求，实现柔性调整与迭代升级。在权力过渡与治理衔接的关键节点，既要坚守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筑牢社会发展的“压舱石”，避免因政策断层引发社会震荡；又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打破思维桎梏、激发制度活力，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这种“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辩证智慧，并非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深深融入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之中：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我们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传承脱贫攻坚中形成的精准施策、协同发力等宝贵经验，又立足乡村发展新需求，创新产业振兴模式、完善城乡融合机制，推动乡村发展从“摆脱贫困”向“全面振兴”跨越；在“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平衡中，我们既坚守绿色发展的核心导向、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又创新绿色技术、完善碳交易体系，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共赢；在全面深化改革与风险防控的协同推进中，我们既坚守改革的正确方向、传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宝贵经验，又创新改革路径、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两个凡是”的历史评价，本质上是对“如何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实治理资源”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层追问。它绝非全然正确的“绝对真理”，也不是一无是处的“绝对谬误”，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兼具“必要之恶”与“潜在之善”的复杂复合体——在社会转型的关键过渡期，它曾起到维护局面稳定、保障权力平稳过渡的历史作用，这是其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但随着时代发展，其教条主义的局限日益凸显，成为阻碍思想解放、制约发展活力的桎梏，这又是必须批判和突破的历史局限。
时光流转，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更应秉持“同情理解、辩证分析”的科学历史观：既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客观承认“两个凡是”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价值；也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坚定批判其教条化、绝对化的内在缺陷，最终在“守正创新”的治道智慧指引下，提炼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将历史智慧转化为应对现代治理挑战的强大动力。这种辩证客观的评价方式，既摒弃了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又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真正实现了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衔接、良性互动。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治道智慧的精髓却始终在“变”与“常”的辩证统一中传承流转。从汉初“萧规曹随”的理性坚守与适度调适，到改革开放初期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与扬弃，再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的治理之路，始终在守正与创新的天平上探寻最优解。这种平衡，绝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对时代发展需求的深刻洞察，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理性继承，对未来发展挑战的主动回应。正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守正为根，创新为翼，在传承中突破，在变革中坚守，这便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治理启示，也是我们应对一切时代挑战的核心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