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人对春天的审美情趣：基于古典文学传统的谱系学考察
文/任明奇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谱系学方法，勘探中国文人自先秦至清代的“春之心灵史”。研究发现，中国文人的春之审美并非单纯的感时伤逝，而是一场关于生命本体的形而上追问：早春以“潜龙勿用”的《易》理为基，呈现“含蓄萌动”的期待美学；阳春承“大有卦”之象，展现“生命丰盈”的礼赞与隐忧；暮春则借“归妹卦”与佛老思想，抵达“色空不二”的哲思超脱。从《诗经》的礼乐象征到《红楼梦》的个体寓言，春季审美完成了从集体仪式向存在主义的深刻转型。特别是《红楼梦》，作为古典抒情传统的终结与小说叙事的开创，通过大观园这一“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将春之三境演绎为一部关于时间、命运与救赎的百科全书。本文试图揭示，这一审美体系不仅是“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更是中华文明面对时间流逝所构建的独特精神防御与超越机制。
关键词：中国文人；春天审美；早春；阳春；暮春；《红楼梦》；生命哲学；谱系学
一、引言：春之审美的文化语境与研究视角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概念，更是一个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与精神寄托的审美母题。自《诗经》“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始，历代文人对春天的感知与表达，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中最绵长、最细腻的情感线索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黛玉之口所言：“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道出了文人对春之审美的深层心理机制——这是一种将主体情感投射于自然节律的“移情”机制，也展现了这一传统在清代的集大成状态。
本研究采用谱系学考察方法，借鉴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考古视角，结合陈寅恪“神游冥想”的研究路径，对先秦至清代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将聚焦早春、阳春、暮春三个时段的审美表达，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密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红楼梦》视为中国抒情传统的集大成表现，而非简单将其诗词纳入唐宋序列。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审美传统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揭示文人如何通过季节意象构建精神世界，从而为当代生态美学与生命哲学提供历史参照。
二、理论框架：春之审美的三重维度与历史演变
（一）自然维度：节气感知与审美转化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体系为文人提供了感知春天的精确刻度。《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这种对天象、物候的细致观察，不仅构成科学认知基础，更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赋予审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观察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转化方式：先秦文献多注重礼制功能，汉魏六朝开始注入个人情感，唐宋诗词达到物我交融的高峰，而《红楼梦》则将这种观察融入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
（二）情感维度：历史语境中的审美表达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文人对春之审美，始终是外在物象与内心情感的共振。汉代文学多将春景与政治伦理相连（如汉赋的宏大叙事）；魏晋文人开始将个人情感注入春景描写（如陆机《文赋》）；唐宋诗词达到情感表达的高峰；直至《红楼梦》，这种情感表达被置于小说的复杂叙事结构中，成为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重要象征。
（三）哲思维度：传统继承与精神超越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空灵与充实的统一。”春之审美正是这一理念的历史性呈现。先秦文学中的春多与礼乐文明相连；魏晋文学开始注入个体生命意识（如《兰亭集序》）；唐宋诗词形成物我两忘的哲学境界；而《红楼梦》则将这一传统推向极致，实现了对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达成了“色即是空”的形而上超越。
三、潜龙勿用：早春的“期待美学”与生命初醒
（一）源头探索：《诗经》与楚辞的奠基意义
《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以朴素笔触勾勒出春阳初照、黄莺初鸣的生机，奠定了中国文学对早春感知的基本范式；屈原《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则将政治理想与自然节律交融，开创了文人对早春的象征性书写传统。这些早期文本确立了中国文人感知春天的基本方式：将自然现象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
（二）唐宋范式与明清转化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确立了早春审美中对“半开之美”的偏爱。这不仅是视觉的模糊，更是对生命初始状态“若存若亡”的精准哲学隐喻——正如《周易》乾卦之“潜龙”，生机已动而未显。这种“半开之美”在郭熙《林泉高致》中被升华为“春山淡冶而如笑”的视觉伦理：山色如笑，是因为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却又未至于滥情。
（三）《红楼梦》对早春审美的独特贡献
《红楼梦》对早春的书写实现了从“定点观察”到“全息感官”的转化。第一回中“春困葳蕤拥绣衾”以“葳蕤”（草木初生茂盛貌）点出早春特质；第十七回宝玉题“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虽在艺术手法上与唐宋诗词相通，但其本质是曹雪芹通过园林艺术，将早春审美从单纯的文字表达，转化为多层次的感官体验与空间呈现。
更为精妙的是第二十六回，宝玉看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以及“隔岸花分一脉香”的沁芳闸。曹雪芹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视觉捕捉，而是调动了听觉（龙吟）、嗅觉（一脉香）与触觉（轻寒），构建了一个全息的早春感官场域。这种描写超越了韩愈式的定点观察，将早春的“萌动”转化为一种弥漫性的心理氛围，暗示着宝黛爱情在礼教禁锢下那种“欲说还休”的萌动状态。早春在此不仅是季节的开端，更是欲望与才情在压抑中寻找出口的隐喻。
四、大有之象：阳春的“生命礼赞”与盛极必衰的隐忧
（一）历史传统的演变脉络
汉赋以铺陈手法展现阳春气象，司马相如《上林赋》折射汉帝国对阳春万物勃发的崇拜，这是“大一统”政治在美学上的投射；魏晋文学开始在宏大气象中注入个人情感；至唐宋，李白“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与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代表了阳春审美的两种典型范式——前者是浪漫的个体抒发，后者是世俗的生机礼赞。
（二）《红楼梦》对阳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展现了曹雪芹对阳春审美的创造性处理。宝玉的“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流露出对生命的呵护；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体现了理性的节制；黛玉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则彰显了灵性的高洁。这些诗句虽在艺术手法上继承唐宋传统，但其本质是曹雪芹通过不同人物的创作，展现同一春景在不同心灵中的映照。
大观园中的阳春生活描写尤为精妙。第二十三回宝玉“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这段文字超越了传统诗词对春景的静态描写，将阳春气象转化为动态的生活全景。然而，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乐景写哀”：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中，众人表面咏雪，实则处处暗含对春的期待与恐惧。这种期待本身就暗示了对美好事物短暂性的认知。阳春审美在此呈现出两面性：表面是繁华盛景，内里却是对盛极必衰的预感。
（三）超越与反思：双重维度的哲学张力
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极致赞美，恰恰暗含了对美好易逝的深刻认知。与唐宋诗词中偶尔流露的感伤不同，《红楼梦》通过整体叙事结构，将这种感伤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仅是对儒家美学的继承，更是通过小说艺术，为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哲学内涵——在肯定生命丰盈的同时，预演了其必然的消逝。
五、色空不二：暮春的“存在之问”与精神飞升
（一）从魏晋风度到明清心学：暮春哲思的历史演变
王羲之《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在“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叹息中，开启了文人对暮春的哲思传统，这是对时间线性流逝的理性惊悚；杜甫“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将个人际遇与暮春意象结合，转为感性的忧愤；李商隐“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则将这种结合推向情感与哲思的深度交融。至明清时期，随着心学思潮的兴起，文人对暮春的书写不再局限于个人感伤，而是更多关注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
（二）《红楼梦》对暮春传统的整合与超越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将王羲之的历史感转化为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怀。《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虽在情感表达上与杜甫、李商隐有所呼应，但曹雪芹通过黛玉这一角色，将数百年积累的暮春审美情感，转化为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终极追问。
尤为关键的是，这些诗词不是独立作品，而是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宝玉听闻《葬花吟》后的反应尤为深刻：“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这种由花及人、由景生情的思维模式，继承了传统诗词的审美方式，但曹雪芹通过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将这种思维模式置于更为复杂的心理层次中。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将个人情感（宝黛爱情）与普遍命运（人生无常）相融合，使暮春审美从个人愁绪上升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三）终极超越：从伤春到悟道的精神历程
《葬花吟》中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将个人命运置于时间长河中审视，体现了深刻的哲思。而“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则将花与人的命运完全交融。但曹雪芹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全书的整体结构，将这种哲思推向更高的境界。
第二十六回黛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叹息，与七十六回中秋夜黛玉、湘云联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境界，构成了一个从感伤到超越的精神历程。特别是“冷月葬花魂”一句，不仅融合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李商隐的隐晦，更通过小说的情境设置，赋予这一意象前所未有的哲学深度。全书结尾处，宝玉在雪中拜别父亲，“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场景，是对暮春落花意象的终极转化：从对个体生命的哀悼，升华为对一切色相的超越。这种精神境界，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通过对佛道思想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暮春审美的终极超越——从“执着于情”走向“解脱于空”。
六、《红楼梦》：中国春之审美的集大成者与创新者
（一）文体融合：小说艺术对传统审美的综合
《红楼梦》对春之审美的最大贡献，是将诗、词、曲、赋、骈文等多种文体融入小说叙事，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将元曲的浪漫情感与小说叙事相融合；黛玉的《葬花吟》采用乐府歌行体，但服务于人物塑造；宝玉的《芙蓉女儿诔》结合楚辞体与骈文体，成为小说情感高潮的载体。这种文体融合不是简单堆砌，而是通过小说的整体结构，使不同文体在叙事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一个立体的春之审美世界。
（二）女性视角：审美主体的多元化拓展
《红楼梦》对春之审美的另一突破，是将传统文人审美与女性视角相融合。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等场景，既是对传统春景书写的延续，又因女性主体的参与，呈现了新的审美维度。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的成立，更是将女性从春景的观赏对象转变为创作者主体。探春的帖子“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不仅是对女性创作权的宣言，更标志着春之审美从男性文人的独白，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对话。
（三）园林空间：审美体验的立体化呈现
《红楼梦》对春之审美的最大创新，是将园林艺术与文学想象融为一体。大观园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审美宇宙。曹雪芹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园景的不同感受，展现了春之审美的多元性：黛玉喜潇湘馆的清幽，宝钗爱蘅芜苑的素雅，湘云恋藕香榭的开阔。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将园林四季变化与人物命运、整体叙事结构相映照，使春之审美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而作《如梦令》“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这种对春光的挽留，既是对传统暮春情感的继承，又通过园林空间与人物命运的结合，赋予这一情感前所未有的深度。
七、结论：《红楼梦》在中国春之审美传统中的历史定位
通过对中国文学自先秦至清代春之审美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文人对春天的感知与表达，是一个不断积累、转化与创新的历史过程。《红楼梦》既不是唐宋诗词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传统的简单模仿，而是站在数千年文化积累的高度，通过小说这一综合性文体，对春之审美传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与超越。
《红楼梦》对春之三境（早春、阳春、暮春）的书写，体现了三重文化意义：
其一，它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自然节律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冷月葬花魂”的境界是对这一传统的极致表达；
其二，它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时间美学，通过春之三境，表达对存在本质的整体性理解，黛玉《葬花吟》中“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追问，将个体置于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审视；
其三，它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生命智慧，在面对时间流逝时，既能感时伤逝，又能超越伤感，达到精神升华，宝玉最终的出家，是对这一智慧的终极体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节点：它既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春之审美传统，又通过小说艺术，为这一传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是一个微缩的宇宙，其中的春之变化，既是对自然节律的反映，也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更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精神困境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人对春天的审美传统，尤其是《红楼梦》这一集大成之作，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更能为现代人提供一种与自然和解、与时间共处的生活智慧。曹雪芹借黛玉之口所言：“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这一超越时空的追问，正是对中国文人春之审美传统最深刻的总结，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关怀。
参考文献
曹雪芹, 高鹗. (1791).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钟书. (1984). 《谈艺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宗白华. (1981).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朗. (1985). 《中国美学史大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行霈. (1994).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余英时. (1998).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德威. (2005).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宇文所安. (2003). 《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泽厚. (1999). 《美的历程》. 文物出版社.
周汝昌. (1998). 《红楼梦新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孙康宜, 宇文所安. (2017). 《剑桥中国文学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浦安迪. (2018). 《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