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注定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收音机里传来震耳欲聋的哀乐声，在万般惊愕中知悉，毛主席逝世了。反应最强烈的是父亲，他哀叹着：这日子可怎么过？这不完了吗？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失望和沮丧的神情来看，是多么不希望毛主席逝世啊！随着他的情感失落，全家人都陷入茫然的情绪里。这种情绪非常沉郁，像冬天里寒冷的空气，很快就把一潭碧波荡漾的清水，冻成一块透明的冰。

屋外传来凄惶的哭声，细听是邻居黄老太太。她准又是和谁过不去，在追着人家死缠烂打呢。我们忙出去看，只见她坐在大街上，一边拍打着大腿，一边哭诉着：毛主席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这天不塌下来了吗？······街上的人越聚越多，都不由面面相觑。她竟然是在哭毛主席？哭得很伤心，就是干打雷不下雨，鼻涕如同黏涎子一样拉得老长，她左一把右一把地往鞋底上抹。平时谁也不敢招惹她，都知道她是个难缠的角色。有一次，她家丢了一只鸡，没有弄清楚是让野猫子叼去了，还是让黄鼠狼拖去了，在大街上足足骂了两天，硬生生地把鸡骂回来了。咋的？村长被骂烦了，把自家的鸡抓了一只，送给了她。不过，这一次没有谁想别的，都觉得她哭得情真意切，是发自内心的。

毛主席的逝世，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全国上下无疑是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人们开始时是惊愕，然后是迷惘和惶恐。毛主席就如同歌曲《东方红》里唱的一样，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心中的神。而如今神离去了，聊以**的安全感陡然消失，仿佛让人们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生活的意义。

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一切思维尚在萌芽状态。第一次知道“逝世”和“死”是一个意思时，还懵懵懂懂地说了句：毛主席死了，吓得母亲差点捂我的嘴，脸色都变了。这时，我才明白，这“死”字是我们乡下人的专用词，用在毛主席的身上是不合适的。

学校里，老师要求同学们必须准备黑纱和小白花。黑纱是戴在胳膊上的，小白花是佩在胸前的。班主任老师是位女老师，姓任。在毛主席逝世后的日子里，她的眼睛布满通红的血丝，眼圈一直红肿着，可以想象，她一直在大悲大痛里煎熬着。在布置任务时，虽然声音沙哑，情绪低沉，却透露出不可抗拒的威严。就两天时间，必须预备齐整，否则后果自负。我的这个班主任老师的作风，可是家长作风，我们都是她的孩子，被管教得服服帖帖，不敢造次。这次也是一样，她的话比谁的话都重要，必须无条件执行。

我没头没脑地跑回家，还没开口，却意外发现，家里人已经在忙碌这件事情了。家里五口人，一人一套，也是一次大制作。黑纱好办，母亲从柜里翻出一块黑布。这是给哥哥做棉袄用的，管不了那么多，先拿来应急。家里有缝纫机，制作起来很方便。小白花怎么办？赶紧去供销社买白纸，如果没有卖的，就立刻去县城。

供销社也在忙碌着，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人民的需求，早早就进购了一批白纸，真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啊！白纸顺利买到，可是家里人谁也不会制作。我率先想到了王秀婷。她那时有十六七岁的样子，手却巧的很。她剪的窗花精美极了，贴得满屋都是，美不胜收。有什么庆丰收，大生产等等。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张，是猪八戒背媳妇。她把猪八戒剪的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可是她哪里都好，有一点让人厌恶。手脚不干净，喜欢小偷小摸。谁家有个好物件，一转身就拿走了。有一回，她来我家顺走了锅台上的一个铝盆，母亲脚跟脚追到她家，人赃俱获都不承认。她的嘴可真硬，这方面和江姐有一拼。不过，有个铁证，让她不得不低下头。乡村里办红白喜事，都在家里办，需要大量的盆碗。于是就到各家各户去借，为了不至于混淆和用过之后送回，就在盆碗的底部贴上一块胶布，写上户主的名字。就是这个写有名字的胶布，证明了铝盆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