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却往往是了解得最少的。1968年9月，苏州两派武斗达到了白热化，部队得悉踢派要在近日大举进攻石路和郊区，彻底摧毁、消灭支派群众武装。为此，后勤部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部队立即撤出兵营。

会上，陈政委传达了师政委王世延的意见，他说：“我部是战备值班师，担负保卫祖国重任，目前苏州局势紧张，踢派有大举围剿支派动向。军部指示，79师机关和直属部队立即撤离北兵营，到西津桥驻防，并说，部队撤离有两利，一利于部队的稳定，使我部不再绞织在地方群众的武斗之中；二是一旦战备需要，可直接从西津桥移防。”

机关干部们一听部队要撤出兵营，置数万支派群众而不顾，紧张得头脑都要炸开了，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对撤离提出责疑。

“文死于谏，武死于战。”围绕撤与不撤，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苏州数万名支派群众，已经从城里被赶了出来，有家归不得，妻离子散，目前都住在兵营的周围，郊区，依仗部队这个保护伞生存，现在又要遭踢派“围剿”，部队闻风逃离，这是下的哪一着棋。1967年8月3日，踢派火烧苏州医学院，院内被围困二百多名支派群众，周总理亲自下令79师前往营救，多次问讯情况。不知为何，目前数万支派群众遭踢派围剿，部队却要撤离。实在叫人难以理解？有的还指出这是否是出于某些人别有用心？

我说：“在这事关苏州人民群众的生死攸关时刻，部队撤出兵营，是否说明我部观点，屁股转了向，以战备为名，撤出部队，以实际行动与军部口径统一，落实涂军长的表态，让踢派武装一举消灭支派群众，稳定苏州局势？军人的耻辱不是战败，而是背叛，撤离、逃跑。我们的撤离，难道说不是背叛吗？即使这样，我部也应先通知支派群众撤离、减少损失呀！没有老百姓，我们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陈政委说：“苏州武斗已经数月，都是群众斗群众，给部队思想建设带来相当大的不利因素，现在两派又要开战，我们是全国战备值班师，不能局限于本地区利益，要服从国家的战略需要。”

我说：“政委，两派都是有武装的，只不过支派弱一些，与一般摩擦有区别的，踢派一方要挑起事端，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不管，我们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掩护人民群众转移，能不惜任何代价。今天，是同样的军队，同样的人民，为什么会截然不同。我可以肯定，只要部队在，武斗就打不起来。实在有危险，部队采取武装隔离措施，使两派都可以避免伤亡。”

陈文政委睁着像寒星冷月的双眼，就是心中的隐私无法说得出口，最后，还是不加掩饰地说：“现在不是唱高调、讲大道理的时候，目前，你们是清楚的，部队思想上有一定的倾向性，在武斗隔离中，一旦失控，后果难料？”

“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目前踢派住在古城区，必要时，我们提前把几个城门隔离、封锁起来，说服动员，阻止踢派武装人员出城，劝说支派进城，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就可以避免了。”后勤部朱参谋说。

“那，部队的稳定就成问题了，部队参与在荷枪实弹的踢派面对面，情绪肯定受到影响，可能产生磨擦；也会给坏人钻空子，造舆论，说部队镇压革命群众，这个责任是担当不起的。”陈政委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让踢派出城，实行全线‘围剿’，两派群众的伤亡会更大，损失更加惨重，况且，踢派武装人员一旦冲击兵营打、砸、抢，家属，小孩也可能遭殃。更会引起部队的混乱？”郑助理担心地说。

“目前就不管那么么多了，军部已经同意我们的方案。后勤部先撤。”陈政委坚定地说。

我再次不客气地指出部队撤离的要害和实质：“军部开展四大，指挥机关乱了套，个别领导长期坚持支踢，多次指令部队表态，不惜采取断药、断粮、断油手段。现在，如果我们这样做，观点就走到一块儿了，就跟涂副军长讲话表态相吻合了。”

政委批评道：“不要自以为是革命的，服从命令吧！两派的工作，叫五人小组和支左的同志去做吧！”

散会后，后勤部机关干部们心中无不愤怒，6307部队干部战士经过长时间艰苦斗争、力争，坚决反对打一派、压一派，支一派的错误路线，将要付诸东流，怎能不令人心寒。

部队撤离兵营，置人民群众生死而不顾，一方面于苏州的大局不利，容易镶成惨剧；另一方面，是个别人私心，是不顾人民群众遭殃的可耻行为。作为一名军人，“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必须为国为民，在战场上倒下，那是军人最后的荣耀。可是，现在又不是对敌打仗，是在受窝囊气，是眼睁睁看着人民群众遭难，而无力过问，越想心里越不安。等会议一结束，我就到卫生院去看病，拿着医生开的住院通知单，要住院了。

前一个时期，医生就叫我去住院的，医生说，你的腰疼病挺严重，很有可能是腰椎脊盘突出，弄不好会影响下肢功能，有病要治病，到医院住下来，好好查查，确诊再说，不能拖，养病如养虎。

这次医生又开给我住院治病的通知，正巧部队要转移，撤离北兵营当口上，陈政委一见我要住院，心中好不痛快，说道：“车管科没人，怎么行！”

我说：“车管科目前能调用的，只是汽车连，你身边带一个汽车连的干部就行了，我住院一个星期，检查检查，就回来。”

说句实话，住院，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我对部队的撤离，心里不太痛快造成的。对错误的政策、方针，无力扭转，通常做法，就是消极抵制，以至以病为由，回避一阵子，沉静一阵子，这也许就是历史上名人、壮士隐居的翻版吧！

政委又说：“腰痛不是什么性命悠关的大病，能坚持工作就应该坚持，轻伤不下火线，这是部队传统作风，医生的话也要加以分析么！”

我说：“病轻病重，只有医生才能知道，装是装不出来的。现在，医生通知我住院，说明病得不轻，贻误治病时间，悔恨的只能是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想还是住一段时间，治疗一下为好。”

政委看我拿着住院通知单，眼睛里射出闪闪寒光，觉得我不是病重，而是不同观点的思想病，住院，就是刁难他；住院，就是对他主持全面工作设置障碍。这时，他脑袋像货郎鼓似的轻轻摇了几下，鼻孔煽动，气得五官都挪了位。

第二天，部队接到南京军区通知，不同意驻苏部队撤离，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部队必须原地不动，调动一个排，须经军委主席批准。”陈政委装模作样地带领几个人，到汽车连坐了一天，闷声不响地回来了。

我的腰病是在1966年7月深夜，营房科高助理员，叫我帮他抬一部柴油机水泵而扭伤的，痛疼难忍，不能做活，平时稍不注意，就加重。有一次因端一盆洗脸水，竟把腰扭坏了，躺在床上好几天，给我精神上造成很大负担。

住院二周，经部队医院、壹零零医院检查，确定为中度椎脊盘突出，腰肌韧带撕裂。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牵引，病体略有好转。9月中旬，我就回部队。哪知，好心没有好报，陈政委气未消，一改以往的企盼，将我科支左的张申林调回（患甲肝，病比我还重），由我顶替他去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