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光是在村小度过的。
从家里到学校，大约一里路。出家门右拐，走过一塆人家，就是一条田间的大路，这也是我们队里通往外界的两条主要道路之一。路两旁长着枝干虬曲颜色苍黑的杨树，显得很有了一些年头。穿过汪家岭，再斜穿过一块农田，路的尽头就直抵着学校教室的外墙。
学校是50年代初在原来的吴家祠堂旧址上办起来的。据说当年旁边还有一些坟岗地。最初的大桥小学规模很小，也很简陋。学校就两排房子，黑黑的大青砖砌的墙，一种陈旧古老的气息。
北面一排坐北朝南的砖瓦房是教室，约有六七间。一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教室。教室不大，低矮阴暗。南北两面开四个窗户，窗齿还是用木头削的。屋顶上是用粗粗的柳树做的八字木的“过梁”。泥土的地面，经不起岁月的磨蚀和人们的踩踏，教室里就显得凹凸不平，有的连桌子都摆不平整。不过，这样的地有个好处，有湿气，扫地不扬灰尘。不像现在的教学楼，全是水磨石地面，一扫地，灰尘弥漫，直呛得人灰头土脸。
教室里只有正面一块黑板。黑板是用厚厚的木板拼成，再刷上黑油漆，用一个架子支在讲台前。那时水泥还是稀罕物，加上教室墙面不平整，还没谁想到用水泥在墙上“刮”黑板。这样木制的黑板差不多一直用到了八十年代初。
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讲桌，上面放着粉笔和黑板擦或者抹布。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木质的双人课桌。课桌全部是大队里置办的。二人用的长条桌，大约一米多长，没有抽屉，下面一个格子用于放书包。如果是男女生同座，公用的课桌当然会引起领土侵犯时的纠纷，所以才有那个时候男女同学在课桌上划“三八线”这个独特的风景。
那时学校没有院墙，完全是开放式的。西边一排瓦房是老师宿舍，与教室成九十度的曲尺形，望东。大约有十几间，一长溜排着。既是宿舍又兼作老师的办公室。每间屋子逼仄狭小，宽不到两米，深约三米左右，总共也就五六平米。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再就是老师自己的脸盆水桶热水瓶和一些日用杂物。
老师宿舍与教室相接处一间较大的房子是茶房。学生们都不住校，也不在学校吃饭。茶房主要是给师生烧茶水，再就是老师们偶尔聚餐或是外单位来人时招待客餐。
每个生产队每年轮流派一个“工友”到学校食堂做炊工。每个生产队还要按人口比例给学校里送柴草，满足学校里一年的炊事所需。
学校条件虽然简陋，但我在那里仍然度过了快乐无忧的少年时光。
一年级报名上学的情景是完全不记得了。按照时间推算，应该是在69年秋，7岁上学。1970年，中小学改秋季始业为春季始业。就是一学年是从春季开始，学年度与自然年度同步。过了年之后，正月十六开学，一个新的学年就算开始了。1974年，中小学恢复秋季始业，原来春季入学学生延长学习时间半年，称为“踏步”了半年。那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2年。算上“踏步”的两个半年，我在大桥小学里一共生活了八年。
孩子们的书包都是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有的孩子用母亲自己缝制的布袋子，也有的随便用个什么背包，都是斜挎的。那个年代。人们什么都讲究不起。那年我爹爹（祖父）给我做的一个书包，是用上了桐油的布片缝制的，它能防雨，又经得起磨。
这种书包不大，里面通常隔成两层，一层放书，一层放笔，所有的课本也不过是一年级的算术、语文，到了高年级又会增加自然、美术、地理和历史等。装上课本和铁质的小文具盒，从来不感到沉重。书包虽然不重，但很脏，里面除了脏兮兮的课本外，更多的是自制的玩具，灰蒙蒙的石头子、鸡毛毽子、弹弓、铁丝枪，五花八门。
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学计数，那时没有好的教学工具。每个学生都是家长给做的用剪短的高粱秸秆串起来做成的“算筹”。每天上课都拿着一卷“算筹”，按照老师的指点，吧啦吧啦数出几个秸秆来记数。
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串连、武斗、闹哄哄的混乱局面，学生都“复课闹革命”，重新回到课堂上，按部就班地开始上课、读书。基本上是扫盲式的教育，而不是现在的应试教育，也不是什么素质教育。除此之外就是懵懵懂懂的政治运动。不过，几乎没有学习负担，很多时间是用来唱歌、开批判会、或者听老贫农忆苦思甜。
每学期开学，发新书，那是最高兴的事。课本领回来，马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找几张报纸或别的什么纸包上漂亮的书皮，非常爱惜它们。可没过几天，书皮上就沾满了泥巴尘土。我们拿着课本拍鸡毛毽子，不几天，课本就变得皱皱巴巴，甚至残缺不全。我们还常常把书中的插图人物修改得面目全非：男人戴上了眼镜，女人长满了胡子，这种改头换面的“恶搞”，其实没有半点恶意，纯是无知有趣的“创作”吧。
开始读书了，都认不得几个字。老师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读课文的方式是传统而原始的“唱读”，就是拖着长腔调，抑扬起伏地唱，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滑稽好笑。
十岁左右时，我读三年级。那年班里发生了一件至今想来都令人惊悚恐怖又疑惑不解的事情。当时是黎明伦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秋天里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明伦伯正给我们上着课，一个女生突然站起来，指着黑板旁边的墙角，一惊一乍地大声叫道：“哎呀！鬼，鬼！有鬼有鬼！”我们都吓得蒙了，但都看不见哪里有鬼，鬼是什么。明伦伯朝旁边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就批评那个女生，什么鬼呀鬼的！哪里来什么鬼呀！这个女生仍然惊惊乍乍，大呼小叫：“是的，是有鬼，看，看，哎呀——喏，喏是鬼嘞！从墙边出去了！”那时我们年幼，对这件事没有多上心。事情一过去，也就忘了。但若干年后突然记起，仍然是根深蒂固，记忆犹新。
我始终不解，这件事究竟是荒诞还是幻觉？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不会有谁这样故意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怪诞事件来哗众取宠吧。那么，这个事件会是真实的吗？
人世沧桑，时隔四十多年了，明伦伯早已作古，那个女同学也无由再会。当事人也难以印证当年的记忆了。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出了一件意外。当时队里的棉梗全部扯完捆好，散放在田里，由队里组织人马一捆捆地过秤，然后归堆，分到各家各户名下，各家再自己运回去码上柴垛。我们小孩子，没力气，搬不动多少，拿个扁担，一头挑一个，纯是凑热闹。天黑了，我在田里照护自家的棉梗。黑影里，见有人来了，我就躲在棉梗堆后学青蛙叫。来的也是一个小青年，他或许以为棉梗堆后是一只兔子吧，就端着冲担悄悄地走近，然后就一冲担刺过来，恰好刺中了我的右额角，顿时鲜血直流。我一声惊叫，大声哭了起来。姐姐把我弄到大队卫生室看了看，幸无大碍，只是皮破红伤，打了个“巴子”，缠了圈绷带就回来了。那时乡风淳朴，都是邻里乡亲的，谁也没说什么。那家大妈过意不去，还拿了一豆篓子鸡蛋来看我。过了几天，明伦伯还来家访，询问我的伤情和学习。
至今，我的右额角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偶尔有人问起，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咱是从老山前线回来的。
后来公办学校下放到村了，我们的小学升了格，办起了初中，叫“戴帽初中”。入学儿童也更多了，72年新招生时学生已经容纳不下，就把一年级放在大桥六队的仓库屋里借读，又在学校东面做了一排教室，望西，和老师宿舍遥遥相对。再后来，南面又做了一排教室，大约有四五间，面南背北。中间一间空出来，是一个上有房顶的走道，学校成了一个四面合围的“四合院”。里面是一个面积不很大的小广场。那以后，学校和大队里的一些集会就都在这个小广场里进行。
那时的大桥小学在全区可能很有些名气。学校里不光有本大队的民办教师，先后还来过一些外地的公办教师。记得有熊锦华一家四口、闵茂官、常建忠、吴方志等，还有一个多宝来的漂亮女教师杨修之等人。那时学校条件有限，又远离集镇，不知老师们的生活是如何办理的，今天想来，一定是非常艰苦吧。或许就像当年的延安一样。
校园西南角，紧靠着教师宿舍最南边， 有两棵粗大的柳树，差不多一个大人合抱。学校的铃就挂在高高的柳树上。初二时我们的班级就在学校前排这新教室里，大柳树下。我们课后常常在树下打弹珠、捉昆虫喂蚂蚁。
夏天照例睡午觉。睡午觉都是在教室里，一个同学睡桌子，另一个同学睡凳子。也有的同学从家里带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或布片、纸张，铺在地上睡。说是睡，常常是在桌子底下相互逗乐玩耍。
那时交的费用很少，每学期好像只交一两块钱，是真正的“一费制”。发几本书：语文、算术，高年级还有历史、地理、生物、物理等，再就是几个作业本。基本上就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交的钱是学杂费。用于班级日常开支，如买一两块玻璃、班级布置用的纸张等等。这点钱一个学期用不完，每到期末放假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算班级开支账，最后结余的钱，全班学生平分，多者两三角，少则一角或几分。那个时候的钱很金贵呀，孩子们都舍不得花这几角几分钱，有的把它小心翼翼的揣在怀里，好不容易地积攒起一分一厘的“私房钱”。馋嘴的孩子这时候终于可以买点“零食”，几分钱的冰棍、硬糖，几乎就是最奢侈的享受了。看见别的孩子用夸张的动作咀嚼着糖，一些没有糖吃的孩子只有咽口水的份。
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上写字课，就是写毛笔字。每人还要带上砚台和墨，先自己研墨，然后在红模纸上描大字。再后来才在大字本上自己写毛笔字。老师会把认为写得好的大字拿毛笔画上红圈。我们每次拿到大字本，就会比谁的红圈多。得红圈多的当然是大字写得好的了，自然非常得意。
那时还学珠算。上课时需要带算盘。老师的大算盘，是可以挂在黑板上的。算盘柱上有棕毛，老师演示时算盘珠推上去不会掉下来。放学后同学们排着路队，一路噼噼啪啪敲着算盘，高高兴兴地回家去。珠算口诀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只是很多年不用了，算盘也早就没了。
当时的体育课也叫“军体课”，就是军事体育的意思，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上“军体课”就是学做操、站队形。后来又打学生拳、军体拳，好像没教过田径和球类等知识。后来学会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活动那还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上音乐课就是唱歌，期末还要考试。老师把全班学生分组，通常是七八个人一组，站在讲台前齐唱一首歌，老师观形听声，再给学生打分。
当年的课本上，不管是语文还是算术或其他的什么课本，不管和课文内容相不相干，许多地方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如：算术课本上某个题目前面加一段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或者在语文书上加一句：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1971年，我9岁，上二年级。那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学校按照上级指示，采取了紧急行动，把我们的课本全部收集起来，用墨汁把课本上有关林彪的语录、讲话全部涂掉了。依稀记得当我从老师手里拿回课本时，里面淋漓地还滴下墨水，纸张粘粘黏黏又皱皱巴巴的，书本也像变厚了许多。课本是9月开学使用的，也就是刚刚开学就发生了“9.13”事件，但教材已经印好不能改了，也来不及重新印刷。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红头”文件下达了。大队里在学校的操场上传达上级文件。我们全校学生和全大队的社员都集中在这里听报告。只模糊的知道了林彪背信弃义，背叛毛主席，投敌叛国，想投靠苏修，没想到飞机上的油不够了，在迫降时爆炸起火，机毁人亡。
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念报告，每公布一条林彪的罪证，后面要加一句注明出处：林彪卧室。林彪卧室。我们年幼，不知什么卧室不卧室的，还以为是“饿死”。“饿”在我们方言里就是与“卧”完全同音的。还以为林彪是怎么饿死了的呢。
很多年后还听到一个当时的笑话。一个队长，老贫农，认不得多少字。给社员们传达文件，把个“背（bèi）”念成“背（bēi）。说，林彪背（bēi）着毛主席搞阴谋诡计。有人不解，就问，林彪那么瘦小，他怎么背（bēi）得动毛主席呀？引得众人大笑。
那一段时间，学校也不怎么上课了，时不时就有中央文件传达下来。
开始是“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后来，光批林也不解气，把孔子也牵连进来，叫“批林批孔”。当时有一句口号是“林彪效法孔老二”。人们也不知道“效法”是什么意思，反正是报纸上怎么写便跟着怎么念。我的堂哥叫“孝发”，人们把那句口号当作是三个人名的并列，就把我哥叫成了“孔老二”。再后来发展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我们很小，不懂得事，从来不知道什么孔子、周公、三字经，现在一批，倒使我们知道了这些“封资修”的“毒草”，补上了一节中国历史课。
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做出了批示：学生也应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学校搞开门办学。记得有几次老师领着我们到生产队里去帮着“收方”，就是测量肥堆的体积，或是挖渠时的土方。这一时期，掀起破“师道尊严”，批“复辟”、“回潮”之风。政治运动频繁，致使教学秩序混乱。那时“工宣队”管理学校，农村里没有“工宣队”，就由一个老农民美庭伯作贫协代表驻校，相当于今天的校外辅导员，给学生们讲历史，讲传统。
那时大型的政治运动真是一个接一个，几乎每年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学校是体现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每一次的运动，学校都处在漩涡中心，老师学生都要跟着瞎忙活。
“白卷英雄”张铁生（1973年7月）。在大学入学考试上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黄帅日记（1973年底）。12岁的北京小学生黄帅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一时间，反潮流蔚然成风，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
“马振扶事件”（1974年8月）。至今朦胧记得，文件刚传达时，让人感到气氛很重大、严肃，耸人惊心。事件当事人的几句“打油诗”经过简化、加工，变成了风靡一时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我至今都能背诵如流。许多学校把外语课砍掉了，外语教师被迫改行。其他学科也降下温来。
“评水浒批宋江”（1975年）。我们那时没机会看到这部书，也不知道宋江其人。只是常听到老人们讲“看了聊斋说鬼话，看了三国计谋大，看了水浒会打架”。当时大队里的团支部书记黎纯进，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他把这部书读得滚瓜烂熟。来学校里给我们做报告，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我们那个时候就很佩服他。
“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邓小平是何人，也不知道什么“左倾”、“右倾”、什么“翻案”，只认得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句标语。当时是夏天，天气热，批判大会是在七队后面树林里召开的。一个老师发言，就讲到“……那些封资修的毒草就像是红楼梦里的那种闷香”，就觉得这句话很有些学问，所以至今记得。
老师每天领着我们写标语、办墙报、写大字报。大字报纸张大，又多，教室里贴不下，有人想了个办法，把大字报粘在绳子上，再挂在教室里。教室里纵的或横的挂了几排，飘飘扬扬的，像是万国旗。当时梁场片的丁仗小学大批判搞得如火如荼，是全区的典型，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学习，热闹了好一阵子。
一次我的表兄纯清哥来给我们上数学课，见黑板上写着上一节课留下的作文题：“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这都是那个时候政治斗争的产物。我们哪里知道什么“国民经济”？又怎么理解“停滞不前”？ 纯清哥说，你们谁给我解释这个“滞”是什么意思。你们解释对了，我就上课，要是没谁解释，那你们就写作文吧。不要说解释，就是这个字怎么念我们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他给我们解释了。
课上得很少了，我们更多的是革命大批判，再就是参加生产劳动。那个时候，高中里开设专业班，有农机班、中医药班、畜牧业班、还有文艺班等等。初中就开一些劳动技术课，老师常常领着我们喂金小蜂、熬石硫合剂、制生物菌肥等等。每到农忙季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成班成班地到生产队去帮助劳动，如割小麦、打脱粒、锄草、插秧。有时还到周边的农场去帮忙摘棉花。不管做得了多少事，反正有一天好吃好喝的，比家里的粗茶淡饭强多了。
五年小学不知怎样就毕业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照毕业登记照，也没有合影。好像也没有发毕业证书，反正，就那样懵懵懂懂、顺理成章地升上了本校的初中。
那时初中学制是二年，我们有两个初中平行班。达武老师教我们语文，还当了两年的班主任。初一时，“开门办学” 再次掀起热潮，进行“三学”：即“学工、学农、学军”，学生产劳动技术。我们学的是机电，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记得是纯清哥教我们，讲的是农用水泵。记得当时书上讲的水泵有立式的、卧式的等。薄薄的教材，还不是人人都有。我姐夫在高中里教书，也是教物理、机电，还是他帮我找来的一本书。我从小就喜爱鼓捣机械、修理等玩意儿，这本书一直保存了好些年。
1976年，读初二。依然懵懵懂懂地幼稚无知。这年夏天，拖市区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十周年，在县河里举行游泳活动，达武老师带着我们一些学生代表来观摩。我带着一本那时正流行的娃娃书《沸腾的群山》，边走边看，差点跌到沟里。游泳队伍从今天的拖市电站河口下河，最前头是各大队来的基干民兵，簇拥着一个木排扎的拱形彩门，率先开进，随后是各单位的游泳选手，四五百人，依次跟进，浩浩荡荡，前后相接两三里。王福大队的机动船队沿途护航。一时间，满河里浪花飞溅，歌声飞扬，两岸观者如堵，欢声雷动。游泳队伍一直顺流而下游到王福村为止。那个壮阔的场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政治浪潮风起云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依然紧锣密鼓。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都在这一年相继发生，学校墙上的大字报，贴得一层又一层，要不是后来拆建学校，我想如果刮开墙壁的表层，一定还能看到上面残留下来的处处痕迹。不过对于这些，当时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们，根本搞不清怎么回事，只是跟在老师的后面好玩似的凑热闹。
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一段时间里，我们上语文课就是背毛主席的诗词。没有课本，都是从报纸上抄录来的。记得其中有一首词：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开始是别个班里抄了才传过来的，我们虽然不多懂得意思，但觉得很好，特别是最后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有很美的意境，就都忙着抄，抄了再背。多年后才知道，这首词是《忆秦娥·娄山关 》，是1935年2月红军在打下贵州娄山关后，毛主席写下的一首豪迈诗篇。
初中快要毕业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名正言顺地抓教育质量。初二的学生要上早晚自习。晚上都是自己提着煤油灯去上晚自习。
不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是怎么上的了。考试的题型倒很简单，就是听写、解词、造句、划分句子成分、写作文，写各种应用文，好像没有今天这样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所谓串讲、分析、语段阅读等等。
讲单句的结构划分，是当时语文课的一个“亮点”。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句：“李矿长来矿上招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矿山。”这是《沸腾的群山》里的一个句子，后来好多《现代汉语》著作几乎都引用了这个例句。那时没有打印的文稿，全部是刻写蜡纸油印的，用的纸张是黄褐色的粗糙的牛皮纸，凹凸不平，老师书写得也有点潦草，所以印出来的字迹看不清晰，一个同学把“招工”的“招”认成了 “抬”，结果念成了“李矿长来矿上抬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矿山”，全班学生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
那个时候不学汉语拼音，也没推行普通话，学生们基本上都没有字典，都还是方言土语。甚至有人就是望文生义，想当然，把“酝酿”读成“温嚷”，把“耄耋”读成“蒿老”等。这些词语居然成了某些地方一些人的口头语，沿用至今。
也是在初二那一年，我入了团。那时，入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名额很少，当时我们队里只有我和爱平两人，那是要经过多方面考察、筛选的。二是程序严，要政审，要生产队里出鉴定表。记得当时我去找生产队长宏烈伯盖章，还在几块田里找了一转呢。
我曾经当过几个学期的小组长，还当过两年的学习委员。爱平一直都是我们的班长。当小组长主要就是收发作业本。那时交作业时风行一种好笑的“怪癖”——就是把自己的作业本总是要插到别人的作业本底下。因为老师批改作业后，下面的作业本就放到上面来了，再发本子的时候，自己就能抢先得到了。而当小组长就有这点特权，每回交作业，总是把自己的作业本放到最下面，而下次发作业时，自己的作业本总是最先拿到手里。心里就有几分得意。
语文课本给人的印象最深刻。四十多年后，我还能如数家珍地回忆起一篇篇课文来：
乌鸦喝水、小马过河、吃水不忘挖井人、半夜鸡叫、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小英雄雨来、少年保尔、一本血染的教科书、列宁同志理发、将相和、草船借箭、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神笔马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
还记得有一首诗《贫农张大爷》：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这首诗较长，我们都能顺流倒背，还常常拿这首诗自比“贫农张大爷”，戏谑打闹。
一篇课文，一旦记住了，就难以忘怀。还记得有些同学把“司马光砸缸”念成“司马光砸光”后被老师罚抄的情景。因为我们口语里也常把“缸”说成“光”。我们学过的第一首唐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到老也不会忘记。想起这些曾经熟悉的课文，就想起了课堂上因背不出课文，被老师罚站在墙角，课后趴在窗台上抄写生词课文的情景……
现在想起这些课文，心中涌起一股温暖的微笑。它们哪里是课文，分明是一种岁月，一种心境，一种温馨的记忆。
那时候基本上不用花钱当然也没钱可花。没有零食，没有网吧，也没有商品玩具。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动手造出来的。有木头**，木头陀螺，有泥巴“吹雀子”，还有用铁丝做成的弹弓，用自行车链条做出的火柴头枪等等，就地取材，玩起来一样得心应手，快乐无穷。做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动手动脑、益智健身的游戏，我们乐此不疲。
我们的学习用具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很少有文具盒，就是有，也就是长方形薄铁皮做的、上面印花的那种，里面印着乘法口诀表。从一年级一直用到小学毕业，最后文具盒的图案都磨光了，变成了锈迹斑斑、瘪瘪歪歪的一个铁盒子。铅笔用秃了，都是自己拿小刀削。笔用短了就套上一节细竹筒又可以握住了写，直到用得没法削时才丢掉。
小学时候的物质生活无疑是极其匮乏的，农村孩子的学习生活条件更是异常艰苦。但这些都没有给我的童年、少年生活留下一点点阴影，它在回忆中一直是快乐的。
童年的书包里装的不只是严肃的教科书，更多的是儿时的乐趣和梦想。当时上学，只有简单的几本课本，我们的书包总是很轻，没有达标、训练，没有辅导材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考试。常常是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额外的学习培训班，放学后挎着书包蹦蹦跳跳走在回家的路上，是那么快乐；把书包随便扔在路边的草地上，拿出毽子、石子跟几个好朋友游戏，那份轻松的心境，多年后也只能在梦中体会到了。
回到家，放下书包就去干活，比如说捡柴火、挑猪菜等，不过并不觉得辛苦，因为一帮小伙伴出去，干活之余，往往还能玩个尽兴。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总能在河里泡上半天。到了晚上，没有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以尽情地去捉流星般飞舞的萤火虫，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也可以满村地追逐、游戏，在队里码得像城墙一般的柴垛上“躲瞄瞄”，而没有像现在父母整天担心的安全问题。
也没有精神负担。那时，考好考差无所谓。老师不逼迫，家长也不管。反正上几年学，认识几个字，还是回到生产队干活，一个样。当时还没有高考，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是有身份人家的专利。
我们的童年是一部黑白片，简单质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制造和堆积单纯的快乐。一把石子，一个弹弓，粉笔在地上画下的格子，空旷的场地里疯狂的奔跑……这些不需花钱就可“买”到的痛快无比的欢乐，伴随我们走过了小学时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奢求，粮票、布票、肉票应该都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把时间快速推回到自己的十岁以前，再看一下眼前的一切，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穴居在山洞里。但我们一点儿都不会因此而生活得苍白。
1977年夏天，我十五岁。不知怎样就初中毕业了，升入南河高中就读，离开了我生活七八年的大桥小学。好一段时间里，我都情不能舍，一种深深的怀想和依恋。想念自己的小学，想念自己的故乡。心里想，去认识几个同学、几个老师了就回来算了。一点不假，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啊。并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唉，我生来就是这样多情善感啊！真没出息。
上世纪90年代末，学校撤并了，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大桥小学消失了。随着农村土地的确权调整，那条我们当年上学走过无数个烂漫日子的大路也灭失了。
回首往事，四十多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历史已远离了我们。我以追怀先师之情，写下这一个个留存在我记忆深处的名字：严定英，白志祥，黎明伦，黎明栓，刘达武，黎琳，黎纯清，黎纯福，黎明书，白冬霞，白远光，白远宏，白远明……
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