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穆希的去世给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之前，马克思的另一个儿子格维多也夭折了。在马克思的小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去世的时候，马克思夫人写下了日记：“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亲爱的小女儿正是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的……我慌乱地跑到一位住在附近、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去……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钱，现在可怜的孩子终于安然躺在里面。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睡，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当我们把我们的小女儿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的伤心啊！”然而，苦难还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晚年，女儿燕妮的意外去世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我很难想象连续的，多个孩子离开马克思夫妇，对这对夫妻的内心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孩子对父母的重要不言而喻，每次读到这些令人感伤的段落时，我也会像每一个父母一样，想起自己的孩子。

离队仪式

我还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女儿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是个中队长。她的入队誓词是这样的：“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后不久，女儿问过我光荣的少先队员可以当多久？我查了一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第十一条关于离队是这么说的：“超过14周岁的队员应该离队，由大队举行离队仪式。”我这个曾经的老队员和当年的小伙伴们是没有可能享受这个离队仪式的待遇了，不过，誓词都有新版的了，大队！我建议还是给老了的少先队员们一个庄严的离队仪式好吗？虽然我不确定，但我还是给女儿说，以后她会有一个隆重而庄严的离队仪式。

教育

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都会关注教育。

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办新学，到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年。有学者认为近代教育最大的转变是“由经学到科学”，现代教育的“大学之道”，已不在明明“德”而在明明“理”，不在止于至“善”而在於止于至“真”（科学真理）。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所有的父母面对高考和孩子们的互相竞争的时候，都无法更轻松的来探讨教育应该怎么样，而是只能探讨怎么样适应现有的教育体制。教育改革需要的是顶层设计。

父母们逐渐发现，科学知识始终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也是现代教育的局限。接受学校教育当然要学习科学知识，但父母也想锻造孩子们的心灵，既要孩子们求“真”也要求“善”。中性的科学知识并无善恶，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掌握，跟人的道德水准关联不大。但父母们已经清晰的认识到，科学可以在不同的情感和欲望驾驭之下发挥不同的作用，带来不同的结果。每一个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所学习的科学技能都是在道德的驾驭之下展开的，但是很显然，我们只重视科学知识技能培训学习的现状并不会短期得到改变。

科学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知识。我们也还无法去追求属于教育的“最高善论”，但我们期盼孩子在当下能学到更广泛的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锻造孩子们自我的灵魂。教育需要变化，教育也正在变化。

法学与MBA

我大学毕业后，又念过两个专业。一个是工商管理（MBA），另一个是法学，不过念了这两个专业后，我对教育和学习又产生了新的认识。

2006年当时的省人事厅给全省的企事业单位、大型集团下发了一个通知，号召全省的青年干部们继续学习，并推荐了两所中外联合办学的MBA院校，我响应了号召然后选了一个报名最多的学校。当然后来也顺利完成了学业，拿到了学位。时间到了11年底，我又带着兴趣进入了省继续教育中心组织的名校法学专业学习，到现在，我的法学专业除了一门英语其他都修完了学分。可以说，毕业后的两次学习经验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也不赘述。单就学习经验来说，我现在只希望我的女儿在高中毕业后，在大学阶段能选一个专业性强的学科专业系统的学习。没有必要在工作后，再去开展综合类专业的系统学习。也没有必要为读硕、博而读硕、博。一句话，一个专业一个本科就够了。其他的，应该放掉书本，在工作、生活、社会中去摸索学习。学位并不重要，活到老学到老才重要。

12、王朝的兴替。

1857年的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危机产生的革命后果只是表现为王朝的兴替而已。王朝的兴替换汤不换药，只是原有体制的部分变革。说到体制，可以说体制这个东东也挺有意思的。

体制的变革

我们所说的体制，一般指的是组织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等相应关系的制度。环境在变化，体制当然也要不断变革，没有变革的体制就会必然性的衰变。体制往往伴随环境的改变而开始固化，因为体制只是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里特定的时间点上制定的组织机制，环境变化的速度越快，体制的固化就越明显，所谓固化，也就是说体制已经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应该说，体制的变革经常会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变革会带来发展的协调平衡，变革的体制能跟上发展，固化的体制得不到变革，则可能带来系统性衰败。

被俘获的体制

体制看上去就是管人的，可体制是死的，人始终是活的，所以看上去管人的体制实际上可以被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阶段性的俘获。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通过长期的权力操纵和积累，也就是潜移默化的、渐进的，可以在体制内的部分环节进行寻租，也可以直接俘获、操控整个体制，通过损害整体利益来维护部分利益集团的小集体利益。体制的俘获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现象，变革的体制当然可以带来进步，但如果变革的速度阻止不了利益集团的权力操纵和积累，体制仍然可能被再次俘获。再这样的不断变革和俘获中，部分利益集团会对体制的俘获积累多次经验，最后形成体制的变革难以展开，体制的部分环节长期会处在失控状态。

问责体制

排除利益集团对体制的俘获，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利益集团，体制的固化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当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始，信息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与分享，民众对体制的期望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体制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各类社会服务体制，包括市场体制，甚至第三产业的服务机制等。体制的固化不可避免，但就社会管理体制的层面，强大而有能力的管理者、完善的、成体系的法治和问责可以有效促进体制变革。在体制的实际问责过程中，我们发现，自上而下的问责是社会运行的惯性常态，自上而下的问责不光需要千里眼和顺风耳，还需要成熟、成体系的问责管理机制，对高层管理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自下而上的问责方式多数还在摸索实践，形式大过最后的效果，问责的有效性还需要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共识型体制

在共识型体制中，管理者的普遍上升路径是从底层历练开始，或者在高层有短期的“开视野”的历练过程后，然后再到基层和地方机构进行层层历练，逐步上升层级，进入核心层级后又高于各利益集团。共识型体制是有强大执行力的机制，但共识型体制在“共识”这个层面，如何做到更大范围、更广泛有效的“共识”仍然是一个问题。“共识”是人的共识，也是社会发展的“共识”，在精英共识之外如何兼顾民众的共识，在人的共识之外如何兼顾社会发展的共识，都需要一个更为完善合理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共识”的有效性。

在社会快速变革发展的阶段，基于对社会变革认识的差异，精英共识与民众共识会带来差异，有些差异短期无法达成一致，有些甚至长时间无法达成一致，虽然管理者有最终的“共识判定”，但这样的无法一致和“共识判定”都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来保证冲突的正向性。同样是在社会快速变革发展阶段，人的共识与社会发展的共识也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精英治理模式下，人的共识广泛性无法兼顾，没有足够的广泛性就会带来人的共识与社会发展的共识错位。作为一个积极寻求发展的社会，有效解决共识广泛性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达成共识前的机制完善。所以政经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体制内的多元

体制内有不同的管理群体和不同层级的分工角色，体制中需要一批具有不同职业追求取向的体制内人员，这本是大体制下的必然，但在强调意识形态和集权管控的阶段，不同的群体和角色身份都被模糊，意识形态和集权要求的步调一致自动延伸到了管理角色和社会分工中，这带来的结果是千人一面、万人一心的管理顺畅度，但也带来了不同观点的缺失。实际上，体制内不同岗位、不同角色、不同群体的多元追求和积极发声会带来核心管理层视野的最大宽度，也只有这样的宽度才会带来精英治理的最好效果，才可以让高层及时关注体制的固化程度并做出尽量准确和足够快的反应。

体制的宿命

世界上没有最完美的体制，体制运行的常态是在新的体制出台的那一刻，体制就已经开始固化或正在固化的路上。各种体制都可以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和特殊环境中做得不错，也可能做得很差，做得好不好，多半和体制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体制与环境的适应性。各种体制从一出生开始，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没有永存的体制。在社会大众眼中，也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最适合的体制。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基本制度始终是稳定、单一的，而体制则多样灵活。要维护基本制度的稳定单一，就需要对体制进行不断的变革，改革的口号和行动永远也不会错，而坚持体制的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制度。所以，体制的变革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者都应该及时并长久的关注。

13、国际的创始。

国际是指的国际工人协会，国际主义很早就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宣言》宣扬一切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后，国际主义运动更是如火如荼。马克思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工人的联合行动上，这样的国际工人联合体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国际工人共同体下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这样的组织冲破了国与国的界限，也为后来的联合体、共同体这样的体制摸索了经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让组织的形态产生了新的意义，部分工作岗位已经无关地域、意识形态、族群等影响因素，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国际人”，可以部分离开传统的组织体系。地球村的环境给国际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可能。可以预见，共同体已经开始逐步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组织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一些传统的地区利益共同体，开始倡议并推动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作为共同的关注点和最快达成共识的部分，命运共同体的初期都是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这种经济机制的运行下，我们很清晰的发现，在经济利益一致的时候，组织内的成员也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雏形，而在经济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也可能回到以往又吵又闹的国际老路上去。还有特殊的阶段，在各成员经济利益一致，而政治利益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会倒退到国际之前的同盟关系。这样看来，经济共同体可以是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必然的阶段，有了经济共同体也未必可以发展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信仰共同体，信仰共同体才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组成部分。信仰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信仰新机制，各信仰遵守经典、和合共生。信仰共同体也将逐步改变政治、经济的传统模式，改变政治军事同盟、经济联合体等既往组织机制，在多个维度上开展全球性的融合构建。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对神圣权威者的体认，各类信仰的经典都指向同一个共同的宇宙运行基本规律。不同信众是平等的，也是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的信仰者。在东方，东南亚国家在“佛”上有长久的认同，在西方，亚伯拉罕三教由于《圣经》的关系，可以诸“神”同一。而神、佛以及其他主宰者都是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是同一个基本规律，同一个基本规律或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事实上已被绝大多数宗教信仰者所接受。

精神性

随着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科学探索的深入，信仰大众开始意识到部分神性也是被“人格化”的人性，明心见性，神性就是人性！科学与宗教已成为同一世界的两张地图。我们知道，所有的信众都是从 “心”和“灵”这样的精神性途径接近、融合甚至成为神圣权威者，在精神性主宰者的追求、靠近道路上，不同宗教信仰的信众只要一起探讨悟道和灵修，就能迅速实现良好的交流融合。精神性正是大家的共识，也是实现信仰共同体的路径。

价值观

宗教信仰关注人的内心，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倡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功利、拜金主义的天然消解力量。宗教信仰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都有追求正义、为善、和平等的要求。宗教信仰的价值观会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起到了平衡、缓冲阶段性社会价值观的重大作用。而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体系会对世界范围的价值观体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体系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大众价值发展的新目标。在同一个价值观体系下的共同体让大众的行为倾向性稳定、可预见，便于维护大众的共同生存发展，有效避免大范围、大规模的灾难性的冲突发生。

伦理运动

宗教信仰可以给人的内心提供精神力量，明晰道德标准，促进人的自律。对信众来说，神圣权威者的要求神圣而不容违犯，如果世俗的道德缺少了信仰的神圣性和约束力，伦理的自律、道德的标准就会放任崩溃。共同伦理运动是全球化时代大众寻求全球新秩序的必然现象，也是全球新秩序形成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共同伦理运动在信仰共同体茁壮发展的大背景下，一定会走出运动的停滞，产生新的动力和持续推进模式。共同伦理运动正是建立信仰共同体之前的有效探索和尝试，像这样的，信仰组成分支的有效轮动也必然会带来最终信仰共同体的建立。

信仰文化

信仰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信仰通过宗教文化的形式影响社会，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宗教烙印，有部分的宗教性。宗教信仰也是部分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而部分传统文化则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包含宗教文化的文化传统，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传统，能让一个族群形成足够的认同和凝聚力。

世俗的信仰文化同样的影响社会、传统文化和族群的认知。目前看来，宗教信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持续性，这和宗教的长期、连续存在有一定的关系。而世俗的信仰文化也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一个政权一种信仰的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世俗信仰也会阶段性的影响社会和文化传统，但最终，世俗信仰文化会皈依到传统文化中。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也会吸纳各种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让传统文化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教合一一样，发展到最后总会融合统一到各有特色的族群文化。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出教徒的身份，建立信仰共同体，走出传统、宗教和世俗，开始信仰自己的内心，明心见性，从心出发，踏上人类的新征途。

实现社会大同一直是思想精英们的不懈追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再次出现了可能的契机，可以谨慎的预见，信仰共同体会为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探索道路。信仰共同体的发展，在未来有多种可能性，一直以来，各信仰和宗教就为这样的发展、融合及可能实现的目标留出了空间。现在又到了一个令人兴奋、充满希望的时间点，但前方之路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只能怀着一颗诚实、尊重和理解的心去谨慎的探索并坚实的前行。

14、资本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带领我们认识了商品、资本、劳动力、价值、利润、财富、贸易等基本的经济概念。时光走到现代，我们对这些经济概念的认识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嘉诚事件

这一两年，李嘉诚陆续卖了一些大陆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加大了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投资，引发了大陆民众对其行为的热议，这也就是所谓的李嘉诚事件。

尝试讨论李嘉诚事件的人，都是在试图探索“真相”的人。因为李嘉诚是华人世界多年的商业标本式人物，分析李嘉诚事件，分析的实际上是商业的真相和政商关系的真相。

从文化和哲学的层面说，商业其实没有真相。商场如同江湖，到最后，江湖里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所有其他社会分工一样，因为说穿了，光环与荣耀也就丢失了，不说，才是这个群体的潜规则。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太多人迷失在商业中，一切的一切都以商业和金钱来衡量，可能我们忘记了，商人只是职业而非普世榜样，商业是社会分工而非潮流信仰。接下来的10年，商业英雄不会再是唯一的社会偶像，而只是众多社会榜样中的一个。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没有几个商人会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能够留在历史和民间口碑中的少数几个人，也是因为他为国家和民众做过一些事。

李嘉诚是华人商业领域的标本性人物，是商业领袖和资本的象征，他在大陆的经济崛起过程中获益丰厚。可李嘉诚在越来越多人懂得了商业后开始成为非议人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参与改革开放发达起来的企业家们很多人依靠的仍然是国之大运，他们懂得政商关系，顺着国运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显然不是开创者。

关于李嘉诚的政商关系部分，我们不会再陷入泛道德化的陷阱，而关注的是国有体制下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公有体制下如何管理私有企业的部分，这里就有一个管得好不好，怎么管才好的问题，延伸还有一个体制变革、加强管理能力的问题。李嘉诚事件是又一次公有与私有的深入对话。民营企业 “想跑”实际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没钱赚，要么不安全。有没有钱赚往大了说取决于政经制度改革的成败，那是继续跟着国运走，往小了说，企业在市场环境下还具不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安不安全是需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解决保护私产的问题，国家发改委领导人适时的作了保护私产回应：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称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将开展混改试点，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所以安全看来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王健林当首富了才是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大陆，从李嘉诚产业集中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李嘉诚的地产集团在运营上已经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唯一的竞争有利条件是早年拿下来的较为便宜的土地。从企业经营上来说，撤退是李嘉诚集团无奈、必然而合理的选择。

私力救济

李嘉诚事件是一个李嘉诚与民众的“非正式纠纷”，而非正式纠纷的解决方式是李嘉诚应该考虑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来处理民众的诉求。

私力救济？没错，就是私力救济，为本人解决纠纷或者借助其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这个提法，平时我们很少说，但私力救济一直在伴随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以前用私力救济解决问题的人多，现在用的人也不少。私力救济是啥意思呢？你开个车出去，和别人的车刮擦了一下双方开始争吵，别人要报警，你说不用了太麻烦，我们私了吧，然后你给了对方500块现金，各自回家，纠纷结束了，这就是私力救济的一种。还记得这本笔记开头那个工人领袖拉萨尔吗？他为了一个女人决斗而死，他那个决斗是欧洲很多民族的古老风俗，决斗都有约定俗成的具体操作规则，是司法性质的决斗，但也更接近于私力救济的解决方式。老话经常说，自助多福，这个自助就是私力救济的一种，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是私力救济的一种。

实际上，现代社会很多的司法纠纷都是通过非司法的方式解决的，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小看，而私力救济这种问题解决方式也会长久的持续下去。但在现实的社会法律环境中，在强调权力和法律的管控体制下，或者说，国家绝对垄断法律与权力的体制下，私力救济并没有得到提倡，这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近些年来，为家人朋友出头解决纠纷、民间收债、私人侦探、企业保安的私人执法等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一个徘徊在学术边缘化的私力救济，实际上始终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实践依然盛行。在青少年的非正常生活中，在底层老百姓的邻里纠纷里，在弱市群体面对麻烦事的时候，法律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大家似乎都只遵循一种惯常行为模式，也就是大家所谓的约定俗成。在社会动荡时期，法律对民众更是影响甚微，而私力救济却弥显珍贵，在社会快速发展中，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法律、体制、意识形态没有快速跟上社会发展的节拍，管理者缺少对新事物的管理经验的时候，私力救济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就显得比较好用。

探讨私力救济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忽略了一些现象。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案件数量增长迅速，但人均案件数并不高，而且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国民的诉讼率并不高，是一个低诉讼率的社会。低诉讼率当然跟我们的司法资源短缺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民事纠纷大家没有去选择公力救济，而是选择了私力救济。选择私力救济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大家本来就不爱打官司。所以在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在做各种民事纠纷的居中调停，这些人不同于“人民调解员”，是敦亲睦邻、宗亲族群里小单位社会结构中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他们出手后，不光是进行了私力救济解决了经济纠纷和矛盾，还有可能为当事人讨回公道，让人性得以舒展张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他们平时隐匿于民间和江湖中，很多人做着普通的岗位，但有事的时候，一些在公力救济机构里的人都有可能求助于他们来了事消灾。人有自我保护和反抗的生物性本能，只要这种生物性存在，人就不会失去进行私力救济的本能。而私力救济过程一旦程序化，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就可以向公力救济演化。可以预见，在社会发展的很长阶段，民众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纠纷的类型等进行选择救济的方式，可能会选择公力救济，也可能会选择私力救济，只要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方式仍然不会成为绝对的选择。由此看来，在不容易消失的、需要为公力救济分担的乡土中国，人们复杂的人性和情感以及社会关系仍然会在法律的运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