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流寓伦敦。

在伦敦的流亡生活并不浪漫，虽然马克思也拟定了很多的工作计划，但“谋生的迫切需求”对马克思来说也起着重大的影响，他当时的生活十分困难。其中有一次，因为房租纠纷，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人被房东从切尔西的住宅里粗暴的赶了出来。1850年底，马克思请魏德迈帮忙赎回了当铺里的几件银器并卖掉，最后只勉强保留了小燕妮的一套儿童餐具。马克思夫人也向魏德迈倾诉过，他的丈夫马克思那么乐于帮助别人，但他们现在却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马克思夫人也说到，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过信心。

看到这里的时候，多少有些感概，很多人和很多家庭都经历过动荡与变动，在动荡的生活中，能像马克思一样，始终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是多么的不容易。看到马克思家庭的动荡，我们也会想想自己的家庭经历。

一直以来，总会偶尔听到一些朋友去藏区旅游的消息，这也时不时勾起了我对西藏的回望。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西藏部队，我自从一周岁成了随军家属后，就在西藏待了很多年，部队营区（我们的家）就在拉萨西郊原来的皮革厂附近，对于西藏的回忆，我总会想起几个场景。

金珠玛米

金珠玛米就是藏民对解放军的称呼，那时候藏民是发至内心的喜欢解放军。年轻的战士们英俊、淳朴、可爱而且乐于助人，藏族小伙都想和战士们做兄弟，藏族姑娘们都想嫁给他们，好几次，我跟着解放军叔叔出去玩，都能看到藏族姑娘们黑红的脸、白白的牙和高原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的眼睛，我也会经常听到战士们和藏族女孩间的精彩美妙故事。

随军家属

部队有很多随军家属，来自天南地北，总的印象是妇女们文化程度都不高，都大大咧咧带着各种地方口音大呼小叫的，小孩不少，都调皮得很，因为父母忙，小伙伴们都无法无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那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溜去部队温室，把温室的玻璃打碎后爬进去摘黄瓜、西红柿然后吃到饱。孩子们可以玩枪、玩炮、玩子弹，但大家都没有童话书可以看。

八一学校

读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调皮，因为老是跟藏族小孩打架，园里为了民族团结，委婉的把我劝退了。我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一个人在家反思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去上学了，我成了无业游民，日子挺苦闷的。后来，我想上小学，可年龄太小又不收，再后来父母托关系找到学校领导，可爱的领导问我，识字吗？我说认识啊，他随手拿了副扑克让我认，结果全对，因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光跟藏族小孩打架也打牌，于是八一学校的小学就把我收了。

鹅卵石暖手宝

部队营区离学校有点远，拉萨的早上还是很冷的，在坐上部队平时拉弹药的敞篷大卡车去学校前，地上总升有一堆火，里面烤着很多的从河里捡来的鹅卵石，走之前高年级的大哥给每人发一个烫烫的鹅卵石，我们用布袋子装着暖手。有了这个鹅卵石暖手宝，我从来都没觉得拉萨会冷，在我记忆中，只有温暖的鹅卵石。

草原上的野花

小的时候经常去藏区牧民家做客。高原的蓝天，雪山下的草地，草地上盛开的野花、吃草的牦牛、淙淙的小溪水，还有用牛粪做燃料熬着的肉汤，藏民憨厚灿烂的笑容。这样的风景总会让人一生难以忘怀。

山上的弹药库

父亲的单位隶属于西藏军区后勤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武器弹药，在后勤部队的父亲参加了对印作战，也因此提了干。父亲他们平时生活在拉萨市郊，工作的地方主要还是在山上的弹药库，我经常去。守备森严的仓库里全是各种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有上油精心保养，枪油的味道很特别，我到现在都能清晰的记得那种味道。

放佛像的山洞

弹药库所在的山上风景优美，经常都有一些很浅的壁洞，那是藏民挖出来的，里面摆满了各种泥塑的藏传佛教菩萨，父亲的同事叔叔第一次带我去看的时候，我还是挺新奇的。以后我经常去逛，发现泥塑的菩萨虽然越放越多，但都没有人管，菩萨虽然是泥塑的，但特别精美、传神，拿在手上让人爱不释手，有那么几次，我把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佛像就请回了家。

30年过去了，现在的西藏已经和当年大不一样，但雪山、藏民和小伙伴们仍然清晰地留在我心里。合适的时候，我也想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去再看看部队的院子和草原上的野花。大家都知道，西藏因为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我的各种记忆中，藏民都是很朴实的，藏族同胞一直在适应汉族社会。在近现代西藏发生的所有大事件都和宗教问题有联系在一起，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宗教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华大地不分主次，和谐共生，我们国家宗教门类虽然多，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极端的宗教战争，宗教门派之间、政教关系总体和谐，这和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首先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由此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针对当时的国内教情，执政党充分认识到了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五性”后来也成为处理各种宗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后来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仍然把宗教问题划归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来，这也客观上保护了宗教团体。在建国初期，政情活跃，宗教团体也主动提倡了宗教的自治、自传、自养的方针，执政党也顺势引导了宗教团体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也走入政协，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可以说宗教形势一片大好。

当然，我们国家处理宗教问题也不是一帆风顺，1957年后，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开始偏左，这和执政党开始的整风运动有一定关系，很多宗教人士被划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受到了批判。在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宗教管理机构，宗教局和统战部的观点认识都不一致，各自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不同解读，可见当时大家对宗教认识的混乱。而在学术界，开展了农民战争和宗教关系的讨论、戏剧中有关“鬼神”的讨论、无神论宣传的讨论等，可惜的是，这些大讨论并没有纠正左的影响，而是对左的认识进一步的推波助澜，让更多人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现在回头看看，实际上学术上的大讨论已经不全是在宗教事务范围，已经涉及到唯心、唯物、有神、无神这些意识形态层面，但因为历史环境的局限，当时并没有能够理清唯心、唯物、有神、无神的关系，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矛盾集中到了宗教事务上，这也注定了宗教问题更难以解决。产生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到1963年的时候，执政党体制内还没有一家正式的宗教研究机构。也就是说，一方面信教的民众很多，执政党需要深入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们又不懂宗教，这样的工作现状，造成工作效果不尽人意也是必然。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批评宗教工作者批评得很是到位，说他们“只红不专”，对宗教不专业，当然也就管理不好信教群众。

从1966年开始，社会政治的风向又大变了，接下来的时间，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首先作为执政党的宗教主管部门受到巨大冲击，宗教部门开始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宗教事务部门被撤销，宗教管理协调的工作也陷入瘫痪。在民间，整个社会在“大破四旧”的形势下，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反宗教言论和毁坏行为，大批的宗教文物、文献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给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很多宗教人士成为了专政对象，遭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部分人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疯狂的政治氛围里，宗教被强行革命了。

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执政党的宗教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执政党开始重提全面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基本国策，只要求宗教不能进行反执政党宣传，不能干涉政治和干预教育。到如今，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30多部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1991年，执政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提法，标志着我们国家宗教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起步。在1994年又出台了“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让我们国家宗教工作开始步入依法管理的正轨。时间到了2001年，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宗教工作的依法管理更加具体化了。在逐步对国内宗教工作依法管理的同时，执政党也强调了外国势力不得支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对境外宗教敌对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总体思路，要求宗教工作遵循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工作准则，力促建设和谐宗教，“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被第一次写入了执政党的党章。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教民超过一亿人，想“盲目、人为的”消灭宗教当然是不可取的，也实施不了。中国的非宗教传统已经让西方国家视为异端，西方国家的看法固然不重要，但认识的偏颇显然会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往大了说，还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所以，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宗教还会长期在我们国家和世界范围存在发展，宗教不是迷信，我们也不能歧视教徒。恩格斯讲过：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生命的终点甚至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全世界的教徒超过地球人口的半数，存在即是合理，在管理国内宗教事务的时候，显然还需要国际视野和进行国际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宗教管理的成功经验，在世界宗教事务中才能有话语权，才能让人信服，减少偏见，在世界宗教信仰领域获得主动和尊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当然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宗教意思形态。我们只能从现实社会中看宗教文化的发展，社会存在的现状也决定了社会意识领域里宗教的秘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之路，就会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发展之路。作为执政党，只有“又红又专”才能管理好宗教事务，作为一般人，我们乐见和谐的政教关系。宗教的特性决定了宗教还会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网络时代，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只是印刷的书籍，我们从书籍中获取知识的动力已经不再迫切，但书籍和宗教一样，仍然是我们日常的精神配给品。

说完宗教大事后，我们继续说家庭。我们前面说了，后面也讨论了，藏族同胞为什么一直在适应汉族社会，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宗教之路，就好比内地需要学习沿海的经济发展经验一样，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适应。当我们家离开西藏、离开部队后，也用了超过十数年的时间来适应内地的社会。父母从西藏到内地，从军队到地方，从部队到国企，然后从国企下岗到做小买卖来维持生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一直到退休都没有适应部队以外的生活。可见，作为一般老百姓，适应是多么的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藏族同胞要适应汉族社又该有多难。

家庭的变迁和动荡给家庭成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也部分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去统一分配的事业单位，而是选择了自谋职业去沿海谋发展，顺道寻找自己的理想。这一离开，也就离开了编制选择了“灵活就业”，所以关于编制，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编制是个好东西

多年前，我在一家民企上班，当时招了一部分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年轻同事，应该说，刚开始，他们还是干劲十足的，可后来他们都陆续离开了，大多数通过各种考试去了政府事业单位。我逐个问过去，原来民企和他们想的不大一样，在自己的想法和亲朋好友的影响下，他们还是选择了政府事业单位，认为还是有编制好。

编制是一种生活状态

有编制的生活，当然是稳定而小康的过日子，在实权部门的，还会获得多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部分额外的收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你幸福了。当然如果你想尝试其他的生活状态，“灵活就业”的人现在仍然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在祖国的蓝天下也快乐幸福的生活着。

弄好医保、社保

我现在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没有编制的，不过去年发生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总理也表态了，关键时候，有无编制都是英雄，英雄没有编外！所以呢，没编制的朋友只要把医保、社保弄好，就有了保障。当然有钱的，还可以买点商业保险。保障弄好后，大家一样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无业小哥

很多没编制的朋友们，心里都想图个自在，多赚点钱然后提前退休着实让人羡慕，不过在这里就不拉仇恨、不展开了，现时的国情仍然是没有编制的朋友需要更努力。我离开编制后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户口本里的职业一栏一直写的都是“无业”。各位有编制的亲朋好友，以后你们得多帮帮我，我有事的时候要多担当一点，你说小哥我都无业这么多年了，容易吗？

虽然我已经“无业”这么多年了，但我并不气馁，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理想在追求。我的理想是从40岁后开始学医，当然主要是中医，然后退休前再学个厨师，如果还有可能，我是说可能，有钱后，就去买一张票去中国的空间站逛一圈，看看地球再看看深邃的宇宙。学医和学厨师还是比较好实现的，但太空之旅就比较难了。当然既然是理想，还是可以把目标定高一点的，万一实现了呢？

10、马克思和恩格斯。

梅林认为，马克思在生活中的胜利不仅归功于他自己巨大的能力，如果没有恩格斯，他也终究会被经济环境压倒。如果没有恩格斯干那些“该死的商务”，也就是赚钱资助马克思做研究，也许共产主义的历史会改变。恩格斯服完兵役后一直在父亲与人合伙的民营企业做事，用了很长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办事员做到了合伙人，而且恩格斯还是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里受人尊敬的一员。哦，证券交易所。

市梦率

说到证券市场，15年的中国股市是绕不开的。股市的故事比较多，先说说创业板，在15年，很多股民都说创业板已经没有市盈率了，只有市梦率。截止15年5月12日收盘后深交所的数据，446只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为114.69倍，市盈率100倍以上的有250多只，创业板总市值已达到5.18万亿元。其中，当天的启源装备（300140）市盈率为250331.70倍（5.12收盘后），是的，它的市盈率是二十五万零三百三十一点七零倍，该股最新的前十大股东中有6家是公募基金，且6家都是新建仓进入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恩格斯看到这个经济现象会怎么理解中国的证券市场。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业板的夸张市盈率是一个现象，由于业绩的起伏波动和创业板企业的高成长性，在投资的实际操作中，市盈率也只是一个参考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其投资价值。在创业板体系里，投资过诸如东方财富、达安基因、千山药机等的朋友都获得过丰厚的利润，当然，当时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市盈率。

老虎基金

大家都知道，老虎基金曾是全球规模比较大的对冲基金之一。2000年网络股疯狂时，老虎基金坚守原则，遭遇投资者大规模赎回，资产从220亿美元缩减到60亿美元。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选择了将基金清盘！一个多月后，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此后15年再也没能超过当时峰值。在2000年3月份，朱利安·罗伯逊给投资者们通过信的形式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心得。

1980年5月，索普·麦肯西和朱利安·罗伯逊以880万美元的资本成立了老虎基金。18年后，当年的880万美元增长至210亿美元，增幅超过259000％。这期间基金持有人在撇除所有费用后所获得的年回报率高达31.7％。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而1998年8月后，老虎基金表现较差。基金持有人作出了积极响应——赎回基金，这期间赎回金额达77亿美元，价值投资的智慧受到挑战。持有人的赎回不单侵蚀了基金的收益，还令朱利安·罗伯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在当时，投资者为求高回报，追捧科技、互联网及电讯股份。这股狂热不断升温，连基金经理也被迫入局，齐齐制造一个注定要倒塌的PONZI金字塔。可悲的是，在当时环境下，欲求短期表现，就只有买入这类股份，这过程会自我延续至金字塔塌下为止。而朱利安·罗伯逊相信，这股狂热迟早会成过去，因为以往他们也曾经历过。朱利安·罗伯逊仍很有信心的认为价值投资是最好的方式，虽市场现在并不买账。

最后，朱利安·罗伯逊选择的是：我们绝不会冒险把大家的金钱投资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市场。在经过仔细思量之后，朱利安·罗伯逊决定让他们的投资者赎回所有资金——结束老虎基金。

乐视网

到了2015年6月份，股市上了5000点后，江湖上的恩怨开始多起来。刘姝威教授发表了一篇《严格控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套现》的文章，点了创业板乐视网（300104）的名，说到了公司董事长贾跃亭减持套现25亿的事，文章发表的时候创业板正大幅调整中。接着，激烈的辩论、谩骂、人身攻击各种纠纷开始发酵。然后，刘姝威写了乐视网的分析报告。15年的资本市场当然不再是01年的股市，乐视网的命运也没有复制当年的蓝田股份。不过一直在外界看来云里雾里的神创牛股，现在遇到了个人物狠分析了一把，也让大家对创业板的“里格隆冬”也知道了个所以然。

救市

15年7月1日晚，继降息降准后，A股又突发三大利好。沪、深交易所收取的A股交易经手费由成交金额的千分之0.0696双边收取调整为千分之0.0487双边收取，降幅30%。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A股交易过户费沪、深市一律调整为按成交金额0.02‰双向收取，降幅33%，8月1日起正式实施。证监会出台了新的两融办法，不再强制规定130%的担保比例线，券商自主决定强制平仓线。允许证券公司与客户自行商定补充担保物期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公司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通过沪深交易所、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交易场所发行与转让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允许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加上降息降准，这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显然向市场传达了监管层对当时资本市场的态度。

敌对势力

在咱们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并不容易会听到“敌对势力”这个词。但在15年的股灾的时候，有个口号叫得很响亮：严惩做空中国股市者！很多人认为现在发生的股灾是国外敌对金融势力在做空中国股市。

我们有看了一些嫌疑对象的说法（证券时报报道）：港交所发言人7月3日表示，港交所网站的沪股通股票卖空数据显示，沪股通自3月2日开通卖空通道以来，至今尚无一笔卖空成交。此外，多家RQFII 也表示，“通过RQFII专户做空股指期货”并无事实根据，目前RQFII基金和专户产品还没有做空A股的机制。很显然他们都明确否认了，那问题是敌对金融势力到底是谁又躲在哪里呢？

国家牛市

后来政府的一系列金融领域反腐和罢官让我们看到了金融领域的问题。这场“股事”在发生之前实际上有几个现象值得大家再次回味。这波牛市并不是经典的牛市，而是杠杆牛市。杠杆资金有多少？我查了一下各方数据统计出来，两融、伞形、民间等合一起，超过2万亿！这在我们国家金融史上好像这还是第一次吧？

因为涨得太快，媒体和股民对这波行情都不叫牛市了，流行说法是“国家牛市”。这波牛市真的是国家意志？这场狂欢中，中国大妈也积极参与，实际上中国大妈就是以前强势群体说的老百姓，新代言词，就是股市里的韭菜，割了又长。还有民间的所谓专家学者提出了牛市不言顶、不再预测点数、大胆买、大风起兮猪飞扬等等，这样的煽风点火也再次激发了大妈们股市广场舞的激情。只要音乐还没停止，狂欢就会继续，15年的股市，真是一场恢弘壮观的时代盛宴。

股灾过去了，狂热的股民又逐步恢复了正常。16年的股市不再像15年那样全民豪赌，配好市值然后打新成了理性投资者的首选，也正是因为“有市值来打新”让IPO成为了常态，股市也平静了下来，刘主席是有贡献的。不过股市的江湖并不会一直风平浪静，险资的频繁举牌成为2016年证券市场的新特点，这也是新“股事”酝酿的起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