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州，我们夫妻两人又分开过日子了，我随部队去安徽广德，孝丰一带进行野营训练，她到工厂上班。

这时，我一心牵挂家乡，更没有忘记父亲对我提出的要求。我省吃俭用，从工资中拿出50元，向战友借50元，合计100元寄回。

1964年3月，我晋升中卫军衔，调后勤部车辆管理科任助理员，官升了，钱末加。当时部队基层发出不少牢骚话：“加草没加料呀！”“升官不发财呀！”等等。当时手头非常拮据的我，心里也产生了共鸣！

1964年4月，部队返回北兵营，我分配了一间干部宿舍，爱人在染织一厂上班，有空或周末来部队团聚。

1964年6月20日，我第一个小孩降生，我已欠下250元债务了，每个月就拿不出50元还债了。

好在爱人王福珍体贴入微，从不向我索取一分钱，为我还清债务提供了方便。

1966年10月15日，第二个孩子出世，老大送进部队托儿所，老二送“三八幼儿园”，扶养孩子的费用，生活开支给我们增加了压力。

1968年9月12日，老三也来到人间。

1969年6月，欠债刚刚还清，我就从部队复员，回农村老家了。一个好端端的美满幸福的家庭，被人为地拆散开来。这一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灾难性变化，最沉重的打击。对爱人、对孩子的牵挂和思念，更加梦绕魂牵。老天爷就这样不公平，我的失误，她们也无辜地受到牵连和伤害。庆幸的是，上帝无意绝我，几经曲折，于当年的9月20日返回苏州安了家落了户，住在大太平巷60号。从此，我们患难相助的夫妻，就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家了。这时候，爱人已经是三个孩的母亲，上班，扶养孩子，成了她最艰辛的任务。

爱人是个手脚勤快、利索能干、充满爱心的人，由于我复员回到老家，她悲伤得如箭钻心，精神受到一点刺激。我能回到苏州，回到她的身边，心里洋溢着幸福和欢喜，她更加贤慧，成为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9年12月，刚刚安好家3个月，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直逼我在虎丘这个刚刚立足的生存之地。无耐之中，1970年1月，又告别温顺体贴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奔赴太湖一个岛上创业。值此，扶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在爱人一个人身上了。

到西山煤矿工作，工资只有部队的一半，生活之艰辛，难以言表，我的心就像被玻璃碴儿划割着。好在亲戚们伸出援助之手，大女儿放在岳父母家，老三被无锡继母带去，只有老二在爱人身边，一家人四分五裂。

1974年4月，我调回市委工作，全家五口人才得以团聚，孩子也陆续上学读书了，我和爱人共同挑着教育孩子成长的重担。

1976年3月，我涉嫌邓小平“二月逆流”案被停职审查。6月16日隔离，关进民兵指挥部，同年12月平反，1977年3月，调苏州石油分公司工作。

爱人心慈善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管怎么艰苦、困难，从来没说过一句怨言，也从不向我诉说，整天默默地操劳。孩子们说：“妈妈心里装着的是别人，从来没有她自己。”

当年，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不管什么物品，特别是生活必须品，都是按计划供应，凭票购买，一个月一人一份，当天想买的食物，买的人多了，就是有票证也买不到，给工作、家庭生活带来不少压力。

我和爱人，有时候为买一点好吃的，不得不披星戴月，昼夜排队。想吃顿猪肉，得凌晨一点到菜场排队，吃一点豆制品，也得二点起床，晚了，就可能无功而返，哪日子过的，说出来都无人相信。

我和爱人为着三个孩子，像只勤劳的蜜蜂，脑子里分分秒秒都在牵挂着她们，怕她们受苦、挨饿，怕她们营养不良，影响健康成长。说句老实话，人家给一块糖我们也舍不得含在嘴里。一旦知道某地方有货物供应，价格便宜，就会不知疲倦地奔向那里。

1976年冬，爱人听说觅渡桥有只农船，在卖大白菜卖，比市场便宜，她一个人拿一只口袋，就奔跑而去，跑了八九里路程，才在觅渡桥堍买了50斤大白菜。路远无轻担，她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显示的是母爱的力量。

一斤大白菜便宜二分钱，50斤，总共才省下一块钱，现在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钱了。然而，就是这无数的一点、一分的小钱，才聚集着财富；也聚集着精神感动；聚集着夫妻和谐！更重要的是为全家人的身心健康，提供了物质保障。母爱是真诚的，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女人一旦把她爱倾注在爱人、子女身上，她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也能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