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个晴朗的秋天，深蓝蓝的天空上飘着几丝淡淡的白云，野外显得特别广阔、静穆。在远远的湖边，一群群野鸭在天空中、水面上飞来飞去。

政委姜振云和组织股长来到码头上说：“老蒋，今天你开艘汽艇，咱们到太湖去玩玩，也有点事找你聊聊。”

政委专门叫我开着汽艇到太湖里去谈话、聊天，乃非常之举。肯定是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二个星期前，就得到消息了，要调整我的工作岗位，思想上还是有了点准备的。

望着政委那胖胖的圆脸，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块肉随时可能掉下来。这几年，在五七干校劳动，头发已由灰白变成银白了。他是个富有经验的工业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所谓“在企业管理中，订立规章制度，对职工实行管、卡、压的罪魁祸首”，遭批斗，进牛棚。

造反派揪住他，戴高帽子游街；脖子上挂一块用钢板做的牌子，有好几斤重，用铅丝做绳子，现在脖子上还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坐喷气式，差点架断手背；也曾被造反派装在麻袋里用铁链打得死去活来；造反派为了折磨、取乐，做一条宽大的长板凳，把他架着，双膝跪在长板凳一头的筷子上，另一头坐着造反派，当他跪得疼痛难忍时，造反派们突然逃离，长板凳一头失去重量、跷起，正好打在他的脑门上。前额被打肿了，出血了，人昏过去了，造反派们发出狰狞般奸笑。

在那不堪回首的“领袖发动，全党动员，全民参与，没有真理，事非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人，谁还会再去品味那令人寒心、令人余悸的回忆呵？想到这位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过贡献，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老干部，心中不由产生崇敬之意。

银灰色的小汽艇，顺着微风，向着绿橙色、镜平放光的湖面滑去。

天气明朗而温柔，湖水激起的浪花，轻轻地拍打着船头，船头撬得老高，前进时轻盈得如同一只掠水的小燕子。

开进避风港，望着水天一色的湖面，柔和的阳光，把湖水染得斑驳陆离，微风轻拂，太湖泛起一圈圈涟漪，拖着无数光带，恰似一条条素绢在水面飘动。远处无数只拖网大船，风帆饱力，疾驰如飞；周围群山，在阳光和雾霭的照映中，绿的碧绿，篮的翠篮，灰的银灰，各各浓淡有致，层次分明，正像美人头上的装饰，清秀淡雅，好一派迷人的湖光山色。

以前，天天穿梭于苏州——西山太湖的航道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这些美丽的湖光山色总是无暇目顾。今天不知怎么，心境豁然开朗起来了，犹如从黑暗漫长的隘道里走到出口处一样。   

政委好像对这美不胜收的景色并不感兴趣，开门见山说话了：“老蒋，本来早就想跟你谈谈了，你们队车子出了点事故，就耽搁下来，党委经过认真的考虑，准备调你到机械修理连任党支部书记，想听听你的意见？”

政委几句话，并不引起我的惊诧，我淡淡地笑了笑，做出“姑且听之”的神情来，抽了口香烟，没有一点表示。

政委见我沉默不语，肯定我在做思想斗争，在考虑着什么？沉默有时候会发生好多事来的，也低着头沉思，做应对的准备。

实际上，关于我的工作安排，在半月前我就知道了。为这事曾经找过在煤矿挂职的刘政委、叶团长，（军队干部）也找过战友商量过，他们对我都毫无保留、诚恳地说出了心里话，团长说：“党委只是议论过你的问题，考虑到你本人和家庭都有实际困难，没作最后决定。从内心讲是希望你去上任的，你去了才能把这个单位抓起来。但就目前形势，去与不去，自己拿主意。干也可以，不干也可以。因为西山煤矿的命运令人担忧，是鸡屎煤层，一堆一堆的；设计、开挖了四口井，只有一个马村井出点煤，三口井不见煤，得不偿失，机修连的命运只能随着煤矿的发展而发展。群众对煤矿的前途、命运议论纷纷，幽默讽刺地说：

图纸设计一条线，（规划坑道）

地下煤层一大片。

工人掘进一条线，（挖掘坑道）

到了地下看不见。（煤）

去问工程师，

哎！地质有改变。

毛病出在钻探和绘图上急功近利，不按科学办事。造反，把科学办事也毁了。比如钻探的图纸上标明和计算地下煤藏量，就很不科学，第一次初探，每隔500M打一钻，每个钻井下都碰见了一堆煤；第二次每隔300M又打了一钻，结果，每个钻井下又探得了一堆煤，而且煤层厚度都在二米左右。按理应该第三次或第四次加密钻探，才能准确计算出煤层厚度和藏量。但地质队就按二次钻探的平方面积乘以煤层厚度，得出可观易采的矿藏量了，巧就巧在这500米和300米钻头下都有一堆煤，其它地方均是断层，大自然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团长又说：“现在，矿井挖不下去了，几百万资金投下去，挖出的煤还不够自己生活之用，光投资不产出，国家哪有那么多的钱？地下的资源不清，随时随地都有关掉的可能，弄不好，就可能外调、外迁。另外，煤矿的干部除组织部在编或五七干校调进的属正式编制，其它还悬在那，你们这些部队复员干部，早已改办转业，名单报上去了，什么时候列入正式编制？难说，说是改办了，但统计你们时还列在以工代干，组织部也怕煤矿关门，难安排，搞模棱两可，搞能进能退策略！”

听了团长的意见和分析，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同意、支持我可以暂不去修理连任职了。

由于在团长处摸到了底细，思想上早有准备，不打算到机修连任支部书记，故而我也对政委的谈话抱着与世无争、不求闻达的心理。

姜政委见我不讲话，也不表态，陷入一片沉思之中，认为我是对机械修理连情况、地位不了解，拿不定主意。一面抽着烟介绍说：“机械修理连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是煤矿建设举足轻重的一个部门，煤矿一刻也离不开它；机修连决定着煤矿的效益和健康发展，所以与营是平级的；机修连有近二百人，七八十个工种，都是各个单位抽调来的，人员复杂，思想波动大。由于文革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规章制度不健全，各行其是，干部不敢管，他们被文化大革命给斗怕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调整了几次领导班子，都不尽人意，是煤矿最大的老大难单位。”

“这样老大难，问题又这么复杂，叫我去？也是胜任不了的。”我不假思索地说。

政委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和考察，你老蒋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原先，你在第三营做管理员，抓向阳井建设，时间比较短，对你只是初步了解，自从你到了工会、运输队，把我矿一些老大难解决后，我们才注意到你的个性、才能和领导艺术，是富有领导经验的。”

我说：“谢谢姜政委的夸奖，老实说，我对地方工作是没有一点经验的，更谈不上熟悉，我只在部队里学了一点汽车技术和车辆管理，到了煤矿，组织上叫我管车船，比较熟悉，没有推辞，很快就把它管理就绪。现在再叫我去管煤矿机械修理连，就是外行了，实在难担此重任呐！”

“你在组建三营，挖掘向阳井，到工会，后又到运输队，我们对你领导工作是很满意的。”政委强调说。

我又推辞说：“既然到了我熟悉的、业务对口的工作岗位上，也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不想再挪动了，请政委再认真考虑考虑吧！反正在矿里闲着的干部也不少，部队转业的干部也有闲着的，也该安排他们去做做啦！”

出乎姜政委的预料，他认为给官做，人人都应该高兴的，唯独碰上你这个推辞的人，心中有点不太愉快，脸上蒙着一层厚厚阴云，冷冰冰的。敏锐的目光里透着蔑视的神采。好像在说，我极力推荐你去任支部书记，虽不要求知恩图报，也不应马上遭到拒绝？给官不做，在地方上还是少见的呢！真不可思议。矿里几十名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不少托我安排领导工作，我都没有表态，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望着政委微妙的内心变化，知道他是为知人善任受到挫折而觉得不快。我必需把我的真实想法，认认真真跟他说清楚，作思想、认识上的交流、沟通，取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不但能保持我工作地位不变，也能使我在领导眼中的地位不受影响，对我今后的工作安排也是有益处的。我说：“政委，我不是不听组织上的决定，也不是不听你的话，更不是不愿去任机修连支部书记，我有我的想法，也有活思想呀！”

政委听说我还是愿意到修理连工作的，只是有活思想，心中一亮，马上说：“噢！你有什么活思想，有什么想法，说给我听听！”政委饶有兴趣地叫我把想法和活思想说出来，说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距离拉近了，很大程度上可以和我沟通，有一定的信任度。

我冷静地思考一会才说：“政委，人生的坎坎坷坷，谁也忘记不掉的。不瞒你说，刚脱下军装，来到煤矿，我确实打算干一番事业的，煤黑子也是要人去做的，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能有个工作做，尽做人之责，养家糊口，别无他求。我在部队遭遇，虽不能和地方比，但万变不离其宗，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让人难以适应，整天提心吊胆，就是兢兢业业，一旦有点失误，免不了受打击、遭报复。复员后，我通过南征北战，历艰险，排困境，回到苏州郊区，就想死心塌地当个农民，陪家人渡过后半生，谁能想到，能来到西山煤矿，当一名煤黑子。几年前，像你政委被无辜地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关牛棚，吃那么多的皮肉之苦，谁能想到你还能挺到今天，又有谁能想到你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业局长，领导着苏州近百个工矿企业，今天竟在这小小的煤矿中煎熬？

姜政委听我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心酸历史，往事如洪水般在脑海里涌腾翻滚，过去的一切在他的眼前旋转着，来回晃动着，两只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此时，我对他这种无情胜有情、神秘微妙的感情变化，好像默默地、顽强地传递着“公平”和“人道”的火把，传递着“正直”和“恻隐之心”的蜡烛。眼睛里闪着亮光，忽然间觉得从未感到过的温馨。

我接着说：“政委，你是知道的，一进煤矿，领导叫我和钱教导员去组建第三营，任行政管理员，由于没有在职营长，由我负责全营的行政领导工作，开挖向阳井。我是满腔热情，拼命工作，不懂就问、就学，只望有个良好的起点。结果怎样，三营组建好了，工作就绪了，井也挖了一大节，五、七干校一批干部来到煤矿，像发洪水似的把我给冲走了，干得红红火火的三营交了出去。就是因我不是组织部正式在编的干部。最后，一个吒咤风云的三营实权派，指挥几百人的干部，调到宣传股做一名小小的宣传干事，煤矿指挥部几次商调，矿里以缺乏干部为由不放人。你看，这不是说你是干部就是干部，说你不是干部就不是干部，需要你做干部就是干部，不需要你做干部就不能做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就是有水平和能力，做下去能有什么意义，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和悲伤？”

“当时矿里规定，只进不出。另外，组织部有个文件，当年部队转业干部，必须到基层锻炼半年。”姜政委解释说。

我说：“是煤矿指挥部调用，又不是跨行业！一个连自己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怎能做好工作？ 政委，我不是推辞和强调理由，汽车、轮船搞了一年多，我有汽车、老大、老关三种执照。吃技术饭心安理得，刚干出点起色来，又要把我调走，心里不知深浅啦！铁饭碗变成了瓷饭碗，担心害怕，你应该理解呵！”

姜政委微微点点头没有吱声，觉得我说的话不无道理。我接着说：“大力开发江南煤田，运输是关键，是先行官，毛主席也有这个说法。我只是个搞技术业务的，做政治工作，实在是免为其难，从部队到地方已经二年多了，形式上也早把复员改办为转业，却不享受正常的干部待遇，到现在也不明确部队这批干部来到煤矿，是归组织部管，还是普通职工？”

“办理了改办手续，就报市组织部了。”宣传股长插话道。

我望着宣传股长有点泄气地说：“还不知等到哪一个猴年马月才有个说法，列入正式编制？西山煤矿的命运多长，也是个未知数；几千名矿工的前途、命运谁都说不准。”

这时政委和股长给我这样一说，似乎卡了壳，这是很难回答和议论的客观存在的话题。

我趁热打铁地道：“政委，咱们三年前在苏革会就见过面，那时候，我在政工组支左，少有交往。但彼此还是有点了解的，西山煤矿把我们之间的友谊融合在一起了，我们还是有缘分的，能在你手下、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既是高兴，又觉得荣幸，但我不希望政委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来安排我的工作。”

“这可是党委在两次会议上都提起过的事。”政委努力地将这句话说得有份量。

“按政委的意思，我到修理连任支部书记，党委尚没有做出决议，只是一个议论，是你个人意见。”我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

“不不，我在党委会上提出来，没有人反对，就可以说一致通过了。”姜政委强调着。

“如果真的是这样，说明有些党委委员们有所思，有所想，机修连是否一定要或者说马上增派干部，处在模棱两可之间，它应与煤矿的建设、生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在矿里几口井都处在停顿状态；前途叵测，人浮于事，人心不稳。所以，机修连目前也没有必要进行大张旗鼓整顿。你政委提议、调整个别干部，涉及范围不大，属可与不可之间，他们不言了了，也属正常。”政委，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政委并没有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显得非常老练稳重，只是有时候让人不易发现地微微点一下头，脸绷得紧紧的，像雨后云块那样严谨。

我接着说：“政委，我从心里感谢你，你是一个一心为公，识才爱才，又是温柔宽厚、敬上恤下的老干部。请你允许我暂不去上任，如果煤矿元气上升，你还在西山煤矿任政委，需要我，再上任也不迟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个别有门路的干部已在积极活动往苏州调动了，不久，就可能分期分批调回。”

政委和宣传股长惊奇得全身怔住，僵僵地坐在船椅上，望望我，没有任何的表示。政委低着头寻思好大一会，又心照不宣地看了看宣传股长。意思是说，消息这么灵通！

接下来我带点不客气地口气说：“政委，如果把我调到机械修理连任支部书记，让我把机修连架子支撑着，其它干部便于分期、分批往苏州撤离；名义上我是书记、是干部，实际上是让我填补这个真空，当替死鬼，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很不公平的，我也是不能接受的。”

政委说：“老蒋，对你的工作安排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可以问问部队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你的战友、老上级。”

我说：“我的命运和煤矿的存亡相联系，假若有这么一天，咱们煤矿宣布解散，苏州干部回撤，其它矿工调徐州、南京、安徽等地，充实其它煤矿。政委，你说我该怎么办？组织上是以部队转业干部安排呢？还是以在编干部回调？还是以工代干随职工流动？这是不是已经告诉人们，煤矿这批部队复员转业干部不能早日批编的缘故呢？”

姜政委和宣传股长听我这么一说，也感到是个棘手问题，下意识地对着船舱窗向外望了望，没有吱声。我又接着说：“像我们这些部队下来的人，（当然也包括你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的情况又有所特别，我的思想负担是很重的，难道我就不该为自己命运打个小九九！”

姜政委听了我对煤矿前途、命运分析，也觉得在理，沉默不语了。

我带点哀求口气说：“政委，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关心，我现在在技术管理岗位上，特别是水上交通这行当，调内地的可能性较小，今后对我回到苏州市、工作安排，带来一定的方便，地方上还是需要的，我不能再来个第二次抛妻弃女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对话交流，双方并没有感到沉闷和不快，好像都拿到了适合自己的一把钥匙。

最后，政委舒展着眉宇说：“那就暂时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