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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进入权力斗争的组合阶段,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在牛棚、五七干校的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了,走上三结合的领导岗位。这些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出生入死,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受尽折磨的老干部,刚结合掌权,立即和造反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组织上、管理上形成强有力的对峙局面。
他们为了一个“权”字,相互展开了激烈斗争,相互排挤,扩大势力。准备接替公社秘书职务的我,又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了。老干部找我谈话,要我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人民政权。造反派也找我谈心,鼓励我排除后顾之扰,用笔杆子做刀枪,口殊笔伐,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红色新政权。看来,他们要把我当成拿在手中的榔头,随便去敲打他视为钉子的人了。
命运的选择和考验又一次来到我的面前,前面的路更难走了,哪一只脚跨错了,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弄不好,我在苏州就呆不下去了。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打倒的老干部,现在又结合在原岗位上,造反派不停地叫喊是“还乡团”回来了,是反攻倒算来啦!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又到了短兵相接地步,谁敢品头论足?叫我能说些什么呢?况且,他们都为我调回苏州出了力,都是我的恩人,不听他们的话,从良心上说,也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投靠哪一方,亲哪一派,都有搞帮派的嫌疑,运动一来,政治风向一转,我这个根基不牢的人,就会成为蒲公英一样,随风飘域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他们绝大多数都不会为一个不为自己卖命的人付出太大的代价,只是拿在手中的筹码。不能再受打击和折腾了,我也要利用一下这根筹码,做自己的生存而努力。
“勇气由于压力才显得完美。”(海明威)虑前思后,为了躲避左右为难的政治局面,摆脱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可能给我带来的不幸。正巧,毛主席发出“大力开发江南煤田”的号召,苏州成立煤矿建设指挥部,招兵买马,开采吴县的西山,宜兴的湖洑地下煤田。我要抓住这个机遇,跳出虎丘公社。
按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宣称在江南挖一吨煤,其意义超过北方挖五吨煤;另外,战争一旦爆发,长江被封锁,煤炭运输线被切断,南方的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就更有其战略意义了,同时,战争一旦爆发,煤矿还是个很好的防空洞。这样,江南各个地方头头们,为了紧跟毛主席,显示自己的伟大的战略眼光、战略胸怀,就不惜代价,找煤、挖煤了。
找煤、挖煤成为时尚词,煤矿建设成了领导放在桌面上重要工作,也是个人政绩最具瞩目的闪光点。到煤矿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江南广大地区,成为一种光荣。
造反派司令,公社常委季涌泉也说:“你要知道,我们公社要你来,不是要你一个人的劳动力,而是要你的人才,我们会重用你的。”
看来他们对我都抱有不同的期望值。我去煤矿的路被堵死了。怎么办?难道就没有摆脱让人左右自己的命运的机会吗!这样下去,让我做不愿做的事,违心的事,让潜伏着的政治危险,时刻伴随着我?
不能,我要想方设法去说服、攻关,做好留、走两手准备。争取做到留有好印象,走有好名声。
第二天起,我每天都到公社里磨蹭,一方面帮助做点份外事,了解公社面上情况,工作动态,搜集素材,熟悉人员,为写通讯报导作准备;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和吉书记做思想交流、沟通,以期建立深层次的情感,人与人之间,敬意越多,爱意就越深,才会有奉献的。
谁知,没几天,令我头痛的事发生了,吉书记突然间在虎丘蒸发了,造反派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份子,到学习班交待罪行啦!
听到消息,给我一个不小的振惊,吉书记一倒,我就失去了一位在苏州工作的支撑点。预想到的风雨提前来临了,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的心好像被拴了块石头似的直往下沉。命运又一次在我面前设下生存的障碍,弄不好,部队转业干部这个光环也可能丢失了,当花农的劳动力更不合格。离开虎丘,到煤矿去,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我找到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马张生,推心置腹地交谈了两个晚上,结果,感动了这位上帝,公社的大门打开了。
(注1)那个年头所有外出公务,走亲访友人员,都凭单位介绍信、证明,(电报)才能购买车票,住旅馆。部队凭军人通行证。
(注2)这句话给我说准灵验了,1987年市场石油奇缺,陈文几次写手条,请求我帮忙批点汽油,解决汽车开得动问题。我跟来的人说:“我没有这个战友。一切都了断啦!这个家伙,也转业来苏州啦!我一看,一听这名字就恶心。”
(注3)吉文明,时任公社书记;草包司令,是公社造反派总司令季涌泉的绰号,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任公社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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