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血，能知全身，一个家显现社会，这就是当年苏州老百姓的缩影吧！

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我部虽是全国十个战备值班师之一，肩负保卫祖国，战备、执勤，任务十分繁忙，机关干部很大一部分还是被抽调到地方支左了，车辆管理科原有四个人，就留我一个人在家坚持工作。

工作量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司、政、后领导还不间断地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蹲点，训练，抓战备落实，做稳住部队工作，回来又要写总结，那个忙劲，就别提啦！

在那个岁月，人虽然在兵营，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部队的影响、干扰，也是不可小视的。全国的政治气候都是这样，“六亿神州尽舜尧。”怕谁呢？打着红旗反红旗，扛着红旗造反，就是做了坏事，打、砸、抢，也称是革命行动，谁敢说个不字！只不过部队不准明目张胆搞“四大”罢了。从管理角度，干部只有用对毛主席一个“忠”字，控制部队，约束行动。忠不忠，看行动，有毛病，犯错误，违纪律，就说对毛主席不忠，不服气就大造声势，进行批斗，要全国共讨之，全民共殊之。当年，所有人就怕人说对毛主席不忠，而招来横祸。所以，“三忠于”，“四无限。”教导；“老三篇”，“老五篇”，就成了天天学，时时背的必修课，兵营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海洋。

但历史的潮流总是有一个原则的，谁造反，谁先戮；谁突出，谁先腐；谁犯上，谁被殊。文化大革命提倡造反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听领袖的话，照领袖话去做，天不怕，地不怕，结果怎样，造反、犯上，就没有好结果，得到的就是牢狱之灾。看过《西游记》人都知道，孙悟空的有能力、有本事，可谓神通广大，造反精神足，号称齐天大圣，要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十万天兵天将都拿他没办法，最后，还是被佛陀施计，把他压在五行山下。多亏观音普萨指点，教化，头带“听话箍”，并教给玄装“规矩咒”约束其行为，随他去西天取经，利用你的能力为己服务，美名曰劳动改造。孙悟空一路上忠心耿耿，降妖驱魔，表现突出，对师傅服服帖帖，回来后封个小神，拿点退休金，饴养余生。

在部队，人与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是瞪着眼睛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然而，下级揪上级在于表面，声势浩大，上级抓下级是在背后，行动无声。

1968年8、9月间，苏州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成交织状态，27军，6307部队也开始混乱了，人为地促就一场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战争，一触即发。

10月7日中午，漫天布满低沉的阴云，灰朦朦的天空像一条吸足了水分的棉絮，沉甸甸的。

我正在家吃中饭，司令部纪参谋急匆匆跑到我家：“蒋助理，请你马上到小食堂开会（司令部机关食堂）。”

“什么会？”我问。

“你去了就知道啦！”他说。

我赶紧吃过饭，向机关食堂跑去，到那一看，里面挤满了人，大多是司、政、后机关干部，正在与27军副军长涂学忠进行对话，（后来定性叫围攻），主要内容是叫涂军长解释，昨天夜里在踢派头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踢派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27军广大指战员一定和踢派的同志们，生死与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是个人意见，还是代表军党委？

涂学忠，27军副军长，现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调停苏州两派武装冲突五人小组副组长。谁也没有想到，他下车伊始，就发表“令亲者痛，仇者快，支一派，压一派”的言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不太清楚。但这几句话，给6307部队产生强烈反应，也在苏城上空引起强烈的震荡，本是血雨腥风笼罩着的恐怖气氛，现在更加成了惶惶的惊恐状态了。 

形势把支派群众逼进了死胡同，满城传出谣言，6307部队屁股转向啦！要和踢派联手，镇压革命群众，消灭支派了。

驻扎在城外，郊区的支派群众以及武装人员，无不义愤填膺，胸中燃烧着无穷的怒火，剑拔弩张。而城内踢派趾高气扬，士气大振，一场保卫派别、保卫苏州革命委员会牌子的生死大战，就要来临了。

作为驻苏部队，从进驻苏州那天起，就与苏州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把军民鱼水之情，结得更深、更牢固。1967年8月，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号召，驻苏部队就更不遗余力。但由于苏州形成支与踢两大派别，是江青“文攻武卫”口号下的产物，双方为一个“苏州革命委员会”而拼杀。而“革命委员会”又是毛主席倡导的，新成立的政府权力机关，双方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牌子之争，是关系到苏州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争，关系到革命群众的方向之争，所以，驻苏的6307部队始终没有表过态要支持那一派。就是军区、军部某些人逼得最严凶时刻，也没有发表支一派，压一派言论，更多的认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赢得全市人民共同赞誉。涂副军长突然袭击，在踢派一方公开表态，6307部队机关干部们岂能接受得了？出于对苏州文化大革命形势担忧，为广大革命群众命运担忧，为部队稳定担忧，把涂副军长叫到食堂，弄清涂军长表态动机和目的，不单是稳定部队、也有益于苏州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关于苏州两大派别的形成，1967年1月，张春桥在上海，搞“一月革命风暴”的大夺权运动，并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各地遥相呼应，紧跟上海，红卫兵、造反派也展开大夺权，冲击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批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关押，有的送五七干校，有的送往农村，也有的下放到工厂、车间劳动。政治瘫痪，社会混乱，经济停滞。一代名人邓小平也被下放到江西一个小县城机修厂当个钳工。

毛主席一看，革命委员会，它是能代替被砸烂的，旧政权机关很好形式，立即表态：“革命委员会好”。这样，在全国各地掀起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热潮。直到1968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一遍红。

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也在多灾多难中挂起了牌子，但由于造反派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观点对立，整个苏州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通过观点的组合，联合起来了，形成两个大派别，一些派别支持、同意、拥护、参与，被称作支持派；一些派别不同意、不支持并要求解散、踢开，就叫做踢派。因此，对待“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就成为衡量个人与组织革命性的焦点了。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支、踢两个大派别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都是按照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指示做的，并指责、批判、攻击对方是反动的，方向路线是错误的。所以，辩论、争斗、磨擦、流血事件不断。

这时，江青发出：“文攻武卫”口号，给这种磨擦、斗争合法化，全国各地斗争火焰越烧越旺。烈焰当空，火龙飞舞，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斗争就兴起来了，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苏州的支、踢两派依靠得天独厚的离上海近的地理优势，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到无锡、苏州煽风点火。造反派更加猖狂，他们都扛着“文攻武卫”大旗，寻找压制、打垮、消灭对方。踢派首先采取了所谓“革命行动”，先发制人，1967年7月，抢了苏州人民武装部的**、弹药，组织武装队伍；支派群众不甘落后，便冲向部队、公安局，找枪、抢枪。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两派共拥有各类枪械近一万多支，子弹七百多万发。

有了武器，就有了称霸的资本；有了武器，就助长了野心；有了武器，就转化为战争。震惊全国的群众斗群众的派别武装斗争，在苏城上空打响了，整个苏州市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苏州城硝烟弥漫，弹光闪闪，踢派武装早有预谋，主动出击，迅速抢占古城区、城门、战略要地，围攻消灭支派群众。

1967年8月3日凌晨，他们砸了苏革会的牌子，将二百名支派群众逼进苏州医学院，企图全歼。6307部队接到周总理指示，师长向孝书率6308部队前往解救，踢派在人民桥堍，架起六梃机枪，20支冲锋枪，无数支步枪，不让部队前进一步，双方对峙至下午，周总理指示：“部队赤手空拳，不要作无谓牺牲”而撤离。在医学院，支派群众靠两支小口径步枪，在教学楼，坚持斗争，最后，经100医院疏散。丧心病狂的踢派武装，便放火烧毁医学院教学大楼；接着又火烧葑门孵坊；在战斗中又火烧赵天绿；残忍地把支派群众赶出古城区，形成了两大派割据局面。

踢派占领并盘据在这座具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区，以护城河为天然屏障，以碉堡作掩体，封锁各城门要道，并在城内搜捕、镇压支派群众，以武力向外扩张，整个苏城狼烟枪鸣，令人感到冷森森一团杀气；而支派，以长风机械厂造反派为核心，率领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及主要领导人，在城外的石路，挂起了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标志着苏州市最高权力机关仍在工作、在运作。并在城外的石路，成立“苏州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把跑出古城区的造反派重新组织起来，占据城外、郊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格局。

支、踢双方各占地盘，形成割据，工农业生产停顿。整个苏州市像一具干尸，直挺挺地躺在大运河旁。

在武斗割据期间，两派都有自己的杀手锏，踢派以特有的设施优势，切断电讯、铁路，公路和水上交通。支派依仗着掌握人民生活之必须，断粮、断煤、断水、断电，几十万古城区居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央为了解决两派矛盾，解除苏州人民的危难，组成一个由27军副军长涂学忠参加并任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调查组，简称五人小组，来到苏州处理两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机关食堂，涂副军长被79师部分机关干部、战士围得水泄不通，责成他解答问题。机关干部们由于气愤，火气之大，语辞之尖锐、猛烈，是涂副军长从没遇见到的，一时也乱了方寸。他想起了1966年11月中旬，军委发文，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但野战军师以下是不准搞四大的，既然到了军一级，必定会波及师以下单位；也想起并掂量着昨晚对踢派说的话，表的态，事前没有多听听群众意见，也没和79师领导认真商量一下，只按马政委的指意，脱口而出，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想到这，他耳根一阵发热，羞愧得脸腾地红了。再看看眼前的干部们，都是司、政、后机关的核心人物，他们不稳定，部队就会大乱，又成了苏州武斗的导火线，看来，每说一句话，每吐一个字，都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了。

思前虑后，不知怎么说才恰当，表达得才能合理，想了很久，便吞吞吐吐地说：“同志们！你们是知道的，我一直在苏北淮安农场，抓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苏州情况不太熟悉，我来苏州之前，马政委对我说，江苏、苏州的大局已定了，苏州踢派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就按这个原则去处理吧……。”

涂副军长的话，似空中辟雷，惊得全食堂人鸦雀无声。原来涂军长表的态，是军政委的观点，在场人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紧接着情绪、气氛大乱起来了。没想到一个堂堂27军军政委，政治上如此幼稚，一些人不相信地高喊：“马政委是这样说的吗？”；“你说的话，是马政委叫你说的，还是你个人意见？”；“你说！你说！” “你怎么能和踢派生死与共？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你能领着27军广大指战员去消灭支派群众吗？；踢派的革命大方向正确在什么地方？”

涂副军长的话，是否是马政委的授意，无法搞清楚，但肯定是不符合形势的，作为中央五人小组副组长，到苏州也不是一天两天，难道说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这只是一种推脱责任的借口吧！那么，涂副军长为什么会表这个态呢？

还是从当时江苏文化大革命形势说起吧，1967年1月，江苏革命斗争是非常复杂的，各个地方造反派夺权后，都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也曾形成过两个大派别，尽管名称不同，性质是一样的，如南京就叫“好派”和“屁派”，但实际上就是支、踢两派；无锡有个626踢派组织，被支派打垮了，赶跑了；常州、镇江也有类似情况。可以说整个江苏，只是一派占据绝对优势，唯苏州两派势均力敌，搞武斗，踢派背后又有空一军支持，并占据地理、环境优势，闹得你死我活。

据说，江苏省，南京市在1967年1月26日，夺权成立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主要是“红总”一派掌权，把“八二七”和“东方红”等群众组织排除在外，他们上街游行，“红总”呼喊口号：“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好！”“八二七”和“东方红”造反派跟在后面呼喊：“好个屁！”这就是好派、屁派的由来。后来在周总理的调解下，实现大联合。

苏州的两派斗争的复杂性，主要是在群众成立组织的初期（混进个别坏人），也有个别的组织如“街道兵团”，就是劳改释放分子与地富反坏相勾结，成立战斗队的。部队和公安局警惕性非常高，观点也没转变过来，一看，被专政过的人，吃过官司的人也起来造反了，他们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吗？是反攻倒算吗？与“还乡团”有什么两样？一旦让他们得呈，对地方的破坏力就大了，所以，部队和公安局（当时叫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明令取缔部分组织，还关押了一些造反派头头。

没有想到，1967年毛主席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指示，他们拿到了上方宝剑，纷纷起来造公安局的反，迫使公安局释放被押人员，恢复其“革命组织。”（但仍有部分主要头头没释放）所以，成立苏州革命委员会时，他们就被排除在外。有些人释放后，更加疯狂，在苏州武斗期间，有的混进群众组织，有的重新成立战斗队。

不承认他们的组织，他们当然也就不承认 “苏州革命委员会”了。这就为踢开苏革会，形成一股战斗力很强的反派力量。加上江苏其它城市被赶跑的踢派人员，也投奔到苏州，充当“梁山好汉”，大打出手，气焰很是嚣张。

1967年7月，武斗刚一兴起，这些人凶猛残忍，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苏州革命委员会就被冲垮，一派群众被打散，逃亡于郊区和农村。

得势并不能说明正确，派别的方向之争，涉及更多的是人民群众。不但在苏州成为焦点的焦点，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全国也是个焦点问题。周总理多次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涂军长的言论和态度显然与周总理精神背道而驰，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那么涂军长为什么会置另一派人民群众的命运而不顾？对一个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79师军人，又从头到尾参与苏州文化大革命，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的机关干部们置之不理？根子还是在军区和军部某些领导身上。

当时，军区、军领导为了稳定江苏局势。在苏州武斗最激烈时刻，踢派一方控制了局势时，认为时机已到，部队要赶快表态，扶踢压支，苏州就稳定了，整个江苏也稳定了。因此，多次指示6307部队表态，支持踢派。

然而，6307部队没有按上级指示去做，军区和军个别领导人恼羞成怒，把全师万人的生命至于脑后，乘势切断部队供应，不给油，不给药品，逼迫79师公开表态支踢；还扬言，今天表态，今天就给补给，什么时候表态，什么时候给补给，派直升飞机送。他们还指使空一军驻硕放部队（3607部队）派大批干部，到城里的踢派队伍中，培养、训练枪械使用，鼓舞士气，壮大踢派武装力量，企图一举摧毁、消灭支派组织。（所以那时后，穿黄军装、兰裤子的空军，有优厚的待遇，可在城内自由行动，而一身黄皮的6307部队就不行了，踢派武装见到就抓，曾上演一个毕书田事件。祥见注11）

想到弹尽粮药绝境处，机关干部们不觉怒从心中起，火从胆边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名言早抛到九宵云外了。未等涂军长把话说完，一位参谋咬牙切齿，攥紧拳头，冲到涂军长身前，睁着大眼睛对他说：“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真是马政委讲的吗？能代表军党委吗？能把你说的话公布于众吗？”

涂副军长，这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饱经风霜的老干部，一听说要把他的话公布于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油光闪亮的秃顶上热气直冒。弄不好，有可能上演类似武汉七·二0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钦差大臣王力扣起来事件。当时“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造成武汉形势动荡，两派斗争尖锐，工人、农民、学生和部分解放军上街游行示威，全国掀起声讨陈再道高潮，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损失。我可不能走这条老路，于是，急忙解释道：“马政委原话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涂副军长，人们叫他是老糊涂，今天他可不糊涂了，他是明白的，目前他的身份不单是27军副军长，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五人小组的副组长，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说话的份量可想而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把责任推给马政委身上，唉！言多必失，还是少说、不说为妙吧！

“那马政委是怎么说的？快说！快说！”在场的机关干部们愤怒了，急于知道马政委是否会说这句话。

涂副军长非常聪明，不管是谁说的，这时候都是不该说的了。

早已压在广大机关干部、战士心中不理解以及军区、军领导某些人观点不同之气愤火焰，一下子燃烧起来了。

一股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新政权的激情洪流、锐不可挡！纷纷举起拳头高声叫喊，责问：“请问你涂副军长怎样和踢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踢派大方向正确在什么地方？你把全军广大指战员放在什么位置上？你说！你说！！”

一个紧急电话打到食堂，“联络站（支派）全体头头在石路大众浴池开会，遭到踢派的武装围攻，两派都在调动部队，新的磨擦一触即发，五人小组成员必需立即赶到现场调停。”

机关干部们以大局为重，族拥着涂副军长，尴尬地离开食堂。

坐上吉普车，驾驶员却不在了，“涂军长，驾驶员已不再为你开车了，你自己走着去吧！”不知是谁，凉嗖嗖的讥笑着说。

一看那架式，我头皮一阵发麻，这哪是通知我开会，而是叫我和他们一起造反哩！这可是犯了军队的大忌，是死罪呵！我们是战备值班师，我又是在家主持战备工作的，却参加了围攻军领导及中共中央五人小组，虽然没有说话，也不知内情，但无疑已经到了现场，是参与，上了船。时局一旦变故，我全身长着嘴也说不清了！

我左思右想，觉得不对劲，军区、军有些领导都公开表态支踢，我们这些小喽罗能有什么办法？于是，我赶紧跑向操场，准备找个驾驶员来开车，也离开众人视线。

驾驶员找来了，车子刚开到东大门口，大门哗啦啦一声被警卫关了起来。汽车开不出去，涂军长觉得已被软禁起来了，木雕泥塑似的坐在车子里，望着战士们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