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到师后勤部刚上任，就接到南京军区下拔一批长江750三轮摩托车，部队急缺摩托车驾驶员，我即向司令部报告，组建摩托车训练队，自任队长兼教官。为全师培训了两期摩托车（24名）驾驶员。

在建设机关革命化中，部队提倡干部要“一专多能”我也成了“好钢用在刀刃上”。除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经常跟随师、部门领导深入基层，蹲点、抓军训、写总结，算是后勤部一位能写写画画的笔杆子了。

1965年秋，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锻炼、成长，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也是一名队员。

“四清”工作队有三部分人组成，部队、北京大学学生、老工作队员。地点是昆山县的张浦公社。

张浦公社，在昆山县城东南，离城约四十里，交通运输主要靠乘小客轮和农船。

在张浦公社，办了三天学习班，参加了公社三级干部动员大会，学习1965年1月14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上还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根据王光美同志在蹲点中总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桃源经验”，即后“十条”的错误路线。

按照二十三条精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通过学习，统一了思想，我们部队的人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只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大学生们和地方的工作队员与我们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热情高，信心足，决心大，纷纷表示，紧跟党中央，遵照毛主席指示，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来。

谁在走资本主义？哪一级干部能划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瞎起哄。一有风吹草动，跟着喊，随声叫，准没错；怠慢了，要承担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风险的。

会上，大小队的干部人心慌慌，六神无主，不知哪一天，祸从天降，把他们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遭批斗、带高帽子游街。

为收集、整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四清”工作队以生产大队派一个工作组，每个生产队派驻一名队员，每周集中、汇报调查材料。我分配在张巷大队第六生产队。

第六生产队，共有二十八户人家，住在一条叫青阳港的河滨边上，他们都是解放前从苏北盐城、阜宁、泰兴、兴化一带摇着小船逃避战争、灾荒过来的外来户，靠开垦滩头荒地为生，非常贫穷，政治面貌谁也搞不清，社员得血吸虫病的人不少，1955年毛主席发出号召，根治血吸虫病，政府帮助治疗，但贫穷没有好转，还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

入冬，农村的景象是萧条的，田野一片沉寂，裸露的土地上留下收割后的庄稼残梗，在夕阳辉映下，显得干枯褐黑。道旁、河沟边枯瘦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晃，落叶在空中、水面上旋舞。

在村头一站，就明显看到第六生产队贫穷，凄凉，一间瓦房都没有，就是茅草屋也是东歪西斜，当地人戏称他们为“外滩”。

按“四清”工作队的要求，队员要与社员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取得他们信任，才能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部队又加上一条，到最穷苦、最困难的贫下中农社员家中吃住，访贫问苦。这样，我就住在生产队最穷苦，最困难的一户人家，名叫吴树开。

吴树开家有三小间低矮稻草屋，东边一间是灶间，中间一间放一张小桌子，作吃饭之用；西边一间是他们一家四口睡的一张用芦苇搭的床铺。因年久，满屋除中间能看到有一点土泥色墙外，其余一片焦黑；一扇低矮的屋门，我进去要弯腰六十度；到了屋内，只能站在中间；每天晚上睡觉，是在灶旁用烧饭剩余稻草铺个临时床。那年头，艰苦与革命性是划等号的，谁能有半句怨言。

吴树开，约四十岁年纪，是个瘦小枯干的男人，身患气喘病、肺脓肿，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叫他看看仓库，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家里有两个孩子，最大六岁，只靠爱人赵小兰一个劳动力，每年能勉强领回生产队分配的最低口粮，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在他家住了几个月，每天都是吃咸菜，小兰有时实在过意不去了，中午在烧饭的锅内炖一个鸡蛋。

说起吃鸡蛋，小兰家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呢！

1964年夏天，赵小兰看看吴树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咳嗽不止，又没有钱治病，光吃咸菜，好人也会被拖垮的呀！为了能让丈夫多吃个鸡蛋补补身子，思来惦去，找不到一点财路，怎么办？只有在“鸡屁股银行”上（注2）打点主意了，把它扩大点，赚点，不但点灯的油钱有了，丈夫吃的鸡蛋也解决了，于是，赵小兰偷偷圈养了四只老母鸡，比规定多养了两只。

赵小兰多养了两只鸡，蛋还没生下几个，却在一天夜里，四只老母鸡全被人偷走了，蛋没吃着，还亏了老本，气得赵小兰咒骂了大半天。第三天，赵小兰向邻居借点钱跑到千灯镇，又买回四只尚未下蛋的小母鸡，还特意把鸡圈从房子的山墙东头搬了个家，放在自已的门口，用砖块加固，心想，这回小偷就偷不去了。

一天，祸从天降，大队干部带领五六个民兵，来到吴树开家割走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吴树开和赵小兰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责令生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吴树开、赵小兰的资产阶级思想。

生产队和社员都为吴树开说情，说吴树开身体有病，无钱医治，多圈养只鸡，下个蛋，补养补养，有情可原，对集体也没有损害。六队队长季来顺，也主动承担责任，好说歹说，批判会才免了，但两只鸡却没有留下来，气得赵小兰直流眼泪。

所谓“四清”，就是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农村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批人马拉到这个穷乡僻壤里来搞“四清”，怎不叫人一片茫然。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样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什么样的标准，就能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人知道的事了，反正上面唯权唯利，下面争权夺利，那些有一点权势的人，网罗亲信，扩大势力，看谁不顺眼，扛着旗帜就整人，从整顿、整人中得益。像吴树开家，多养了两只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生产队长是否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政治运动，反正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做。至于那些普通的社队干部，只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

不过，你最喜欢什么，就栽在什么地方！喜欢钱，贪污挪用，就栽在钱上；爱色，就栽在女人的身上，这都可以与资产阶级思想挂上钩的。四清运动和其它运动一样，搞来搞去，搞不出名堂了，但又必须将此人整倒，靠边站，最后的杀手锏，就落在女人这上面了。真是天晓得，人类的“性”也会有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性”，是资产阶级思想，那麽资产阶级说“性”是什么呢？没有性能有你。我看就是以此作为整人的手段罢了。人群中有一半是女人，你想想，谁个不跟女人说过话，不要说上床，就是做点亲近的动作，说句戏笑话，谁能说没有过，以资产阶级思想强加在头上，上纲上线，把你打倒、批倒、批臭，这是最有把握、最有成效的事。

那个年头，做女人也不易，说女人是资产阶级祸根子，腐蚀干部的坏坯子，勾引男人的罪魁祸首。干部玩了女人，还说女人不好，真是怪事，有人说“大干部玩女人，是革命需要；中层干部搞女人，是小节；基层干部亲近女人，就变节了。”孔老夫子有：“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流传千年。反正，每个时期，每个阶段说法不一，说来说去，谁权力最大，谁有钱，谁说话就有理，玩女人就顺当。说不一定哪一天，这人人憎恨的吃、喝、嫖、睹、抽五毒，还会被说成吃、喝、玩、乐消遗，是必要消费呢！

第六生产队社员，都是外来户，家境贫寒。人民公社化后，在河滩边，把他们组成一个生产队，虽然集体化了，也没有摆脱贫穷、落后面貌，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实在是难，就是查小队干部多吃一顿饭，这怎能与走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相提并论？

工作队队长说：“应当深入细致的排查，不能浮在上面。”

我说：“我就住在生产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田，晚上走访，六队共二十八户社员，人口134个，家家谈过话，实在太穷了，查不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至于干部工作方法问题，个别人有点作风上的问题，很难有真凭实据，怎能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混为一谈！”

工作队队长说：“资产阶级思想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能分割的，懒、馋、占、贪、变，要综合起来看。”

在农村，干部们说：政策上面定，劳动记工分。我们大小队干部，除个人劳动外，做点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我们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呀！农民自古就有穷帮穷，众帮一的习惯，平常谁家遇事，众人一齐帮忙，条件好一点，吃顿饭，就解决了；当然，干部做召集人，有时会多吃一点，又有什么呢？是领导，要起带头作用呢！

    最后，上级又指示说：“在苏南广大地区，解放后，是执行刘少奇的和平土改方针，可能有漏划地主、富农。特别是从苏北逃过来的人，其中不乏有地主、反革命，必须花精力，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做到“历史上家家见底，政治面貌人人清楚。”如此看来，第六生产队就成了深挖阶级敌人重点队，也暴露了“四清”的真正目的是要收集、整理刘少奇的罪证的。

挖漏划地主、富农、反革命，又谈何容易，我们第六生产队，一些人家祖辈是船民，漂泊不定，家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到哪儿去调查他们的政治背景？只是凭口音判断，大约是哪里人。他们胡说了地点，我跑了二趟苏北的盐城、泰州、阜宁，均查无此人。所以，我队挖地、富、反、坏工作抓得没有起色。后来，我又负责全大队深挖工作，整天组织一帮人，对各生产队富农，上中农，计算解放前三年的收支帐，起色也不大，到最后就简单了，只要能确定，在解放前三年中，长年雇工一人，就划为富农，二人以上就定为地主。实际上，这个标准在土改时已经执行了，我们无效劳动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