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连串不如意的旅程，只要活在世上，困扰和烦恼就会一直成为生活一部份。           

——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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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备战结束，1962年9月，79师弹药仓库独立警卫排撤销，我被调汽车教导队任一区队队长；同年12月又调到师后勤部汽车修理所任修理机师；1963年5月，又调汽车训练队任教员；1963年12月，晋升中尉军衔；1964年3月，调师后勤部任车管助理员。按理说，前进道路还是一帆风顺的。

从汽车技术学校毕业后，在基层领导岗位上锻炼了二三年。到后勤部一上任，在同行业中就显得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了，在车管科，领导分配我负责汽车和坦克的技术管理工作。

全师有各类汽车1600多辆，坦克30辆，管理好，任务够繁重的了。

一个半机械化部队，装备、车辆，技术状态的好与坏，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前，由于管理人员缺乏，驾驶员以及维修人员技术素质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敷衍了事，一有战备行动，车辆技术上管理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部分汽车不是起动不了，就是出毛病，当时有人形象地讽刺车辆技术现状说：“开出二三里，抛锚四五回，排除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知识是智慧，是动力，是勇气。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我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改变一下部队汽车技术的面貌，不单是战备需要，也是一次施展才华的舞台。

1964年5月，全军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掀起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中。我到后勤部不久，就提出了一套全师车辆整顿方案：以师技术力量为核心，邀请南京军区上海301汽车修理厂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组成技术指导组，对车辆逐一过堂，台台鉴定，定项维修，做到班排做保养、中修不出团，大修不出师，掀起以车辆整顿，提高技术水平的大练兵热潮。

经过二个半月的技术整顿，车辆的技术面貌有了显著改善，为全师的汽车“开得动，开得远”做出了贡献，揭示了我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准。有些项目还参加了1964年南京军区大比武（注1）。

成功的喜悦总是短暂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这样，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两种人，一是吹捧的人多了；二是嫉妒的人也产生了。

一般说，在环境改变的过程中，目睹所带来的成就上的感受变化，要远远大于所导致思维上的变化的。因此，工作环境的改变，勇往直前地完成使命，乃至取得了成就。又如何根据环境、工作特点，调正和改变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课题。

刚到机关工作，就觉得机关工作与基层工作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工作作风，语言表达，同志关系处理上。机关，张湛说：“机，巧也；多巧能之人也。”我是基层干部，基层领导的工作风，往往是开门见山，行动果断，一是一，二是二，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机关恰恰相反，是温和的、迂回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带点刁钻的成份。因为我的个性是刚正不阿，在机关里工作的弱势就非常明显了。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认识自己，但他没有说怎样认识自己。那时候，特别是我这样的年轻人，刚从农村走出来，在部队几年中，学的知识不多，见识不广，思想是十分单纯的，说话做事很少考虑得失；到机关工作后，对环境认识更有一定局限性，对思想领域斗争复杂性认识也很幼稚。总认为对待工作，要尽心尽责，兢兢业业；批评错误，是对事不对人，不能留情面。所以，凡是对党、对军队建设有益的话多说；凡是对党、对军队建设有利的事多做；对党、对军队建设不利的行为，也会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批评、斗争。

在那个年代，对中国的事情是很难看得清楚的，要能做到就更加难了。有的人就是看清楚了也装糊涂，因为有些事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

那个年代，可以这么说：“什么都不愿做，不能做，是个庸碌无才的人，是其乐无穷的；什么都想做，做出成效，就是苦不堪言的人。如果你想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不是吃苦的人，就是伤心的人了。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至今仍在用，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怎样叫负责呢？不知道，上级只是利用这句话混淆视听。实际上，对党、对人民负责都是抽象的，对上级负责倒是直截了当的，对“上级负责”是个关键词。所以，不少领导人特别是书记能决定一切，否定一切，就说：“党就是我，我就是党，对待我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态度，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人民。”为这事，媒体曾发表文章批评说：“你不能代表党、代表人民”。那么，党、人民谁个来代表呢？这个问题，当时无法弄清楚，现在恐怕也无人能够说得明白。

那个年代，上级对下级，对每个人，都掌握着整个命运，工作是分配的，工资施舍的，老婆得批准的。只要分配进了单位、工厂，不管水平能力如何，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要说跳槽，就是换个环境也很难。当然也就逃不出一生被领导控制的局面，上级以“阶级”为依据，以忠诚为根本，驯服听话为水平，达到标准，就能升官提干；不驯服听话，有自己的性格、观点和主见，就可能戴上资产阶级、骄傲自满，锋芒毕露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部队，为了培养驯服人材，排除异己，每年都要大张旗鼓地搞一次所谓整顿机关、整顿干部作风运动。

整顿作风，本意是整顿不符合群众、革命利益行为的人和事，把工作做好。可到了下面就成了拉拢亲信，排除异己的手段。上级总是设置一个笼子，让人往里面钻：“每年都来个做工作报告，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要求干部战士，提出意见和建议。”到后来，谁责任心强，提出意见激烈、深刻、尖锐，得罪就越厉害，付出的代价就越惨重了。

回首往事，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里种种不顺心，并非是因为有多少重要的大事没有做好，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留意那些最简单的小事情！恰恰这些小事情，我们又过于认真，就变得很糟糕了。

1965年春，批判罗瑞卿单纯军事化路线不久，按林彪指意，全军掀起学习上海空一军，开展整顿机关干部革命化运动。上级动员说，机关干部革命化建设，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实际表现，是加强战备的需要，全体干部战士，务必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部队建设负责，对机关革命化负责，满腔热情，敢于刺刀见红，对机关，对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缺点错误，提出宝贵意见。

我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在会上我首先提出意见说：“机关作风，干部队伍革命化建设，领导干部是关键，家看家，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机关工作的革命化，不能仅表现在上班的工作时间里，还应反映在平时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上。我们不能上班搞社会主义，下班就搞特殊化。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群众的标率，既当机关革命化的先行者，又做家庭革命化的带头人，做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范。我认为在后勤部机关，有个别领导干部一上班，道貌岸然，下了班，资产阶级思想就抬头。比如，后勤部一领导，家属经常偷偷摸摸到机关菜园里，采摘鲜嫩黄瓜、茄子回家食用，连瓜妞儿也不放过，这种行为是贪还是偷？当然，不管贪和偷，它均剥削了机关干部的劳动成果；还有的家属在家闲的无聊，把鸡蛋放在胸前，以自己体温俘小鸡，小鸡没俘出，却把胸部捂出了皮炎。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革命化不相溶的，难道领导干部回到家一点也没察觉？知道了，为啥不制止？如闲得无聊，闷得难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中吃闲饭’这是北京人发出的倡议，部队家属应该到社会上去，为社会作贡献，也可以到连队去帮战士缝缝补补，做点有益的事么！”

我的话立刻引起机关干部的共鸣，议论纷纷，吕德轩，李学和等人还揭发采摘他们单位次数、数量、斤两，弄得后勤部领导很是尴尬，如箭刺心。

令人奇怪的是，在总结会上，我们却遭到了批评。陈政委说：“搞机关革命化，要抓大是大非，不能利用生活小节，上纲上线，损害领导威信。对机关工作革命化建设，拆台还是补台，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不难看出，通过这次机关整顿，谁中恳地提出意见，谁就成了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谁就在政治上跌到“警界线”了。

有人劝我说：“老蒋，改变自己是可行的、聪明的。当你试图改变别人时，你就会显得愚蠢，而且会自找麻烦。”我说：“只要没有私心，就有无畏的精神，有些人有了一定的职务，就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就是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害时，也战战竞竞不作为，不就是想当更大的官吗？我心中无私而无畏，所以，敢向不良倾向，损害人的事，错误行为进行斗争，在这方面我很少考虑结果。”还有人说我锋芒毕露，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在南宋，有一个人叫张孝祥，为人刚正无私，当时秦桧任宰相，他在考进士时，得了第一，他就立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们都劝他要收敛起锋芒，你瞧他说什么？他说，我收起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明明我有锋芒，把它藏起干什么？秦桧这个王八蛋，我不揭发他，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三个为什么！酣畅淋漓，何等有骨气，这样的人，就值得后人启敬，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