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所讲的豪情万丈的一番话。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革命英雄史诗，经历了长征那样的磨炼，还能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什么险阻不能冲破，什么敌人不能战胜。经历了那次长征的英雄们，在后来的历史中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赶走了日本强盗，推翻了蒋家王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充分证明了他们是一支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

　　英雄是在苦难和死亡中诞生的，只有越过重重艰难险阻，才能到达辉煌。长征到达陕北后，所有人员都被批准入党，是啊，经历了长征的考验，还要经受怎样的考验呢！

　　长征胜利的领路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革命。但最初长征的人员名单中却没有毛泽东。被留在苏区的人员，除项英都是“**”人物。陈毅、谭震林是井冈山下来的人，红军已经开始转移，大腿负伤的陈毅还躺在医院里等候动手术，但没人理他，连帮他翻一下身的人都没有，医院也在准备转移，药品、器械都已打包。只有周恩来还念着旧情，动身前到医院来看望他，他才知道红军要转移。周恩来命令给他动了手术。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成员，瞿秋白还因为曾担任过中央总负责人，这在封建时代就是“废帝”，是不可能让他活命的。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罗明路线”的代表……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去看望这些留守同志，凄然泪下说：“你们都是因为我才留下的。”红军长征后，苏区环境险恶，凶多吉少，博古的用意就是将这些“**”分子的性命，交由国民党去处置。这些人后来有很多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到了这样危急存亡时刻，博古还念念不忘排斥异己。后因毛泽东的影响和身份太特殊，将他留给国民党，不好向共产国际交待，博古才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同意毛泽东长征。

　　还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自己要求留下。毛泽东对博古说，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你们如果失败了，就再回来，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毛泽东是要留下来重建苏区，重建一个更大的苏区。如果中央同意毛泽东这个要求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历史已经能够证明，如果毛泽东不在那支长征的队伍中，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被消灭。而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留在苏区重建一个更大的苏区是有可能的，然而，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会发生很多偶然事件，而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被偶然事件改变的。博古不仅顾忌毛泽东参加长征，而且顾忌毛泽东留在苏区，只要中国革命中还有毛泽东存在他就不安心，到延安后毛泽东曾对斯诺讲过：“这个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周恩来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留下，连夜提着马灯来到毛泽东住处，一直谈到天亮。毛泽东终于改变了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怎样过高评价也不过分。

　　毛泽东参加了长征，但他最初在长征的队列里只是“跟着走”，左倾领导还掌握着军事指挥权，他们从反“围剿”时的极左变为转移时的极右，实行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路线，要将长征领向一条不归之路。

　　在战场上，不仅克敌制胜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成功撤退也同样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撤退一旦变成溃败，就会“兵败如山倒”，不可控制。10万红军将从哪个方向突出国军的重重包围呢？“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34年7月，毛泽东到江西会昌一带视察，写下了这首《清平乐会昌》词，选择苏区南部的粤军防线作为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那里是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政治利益矛盾的缝隙。1934年10月5日，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又与粤军签订了“互相借道”的协定。这个体现了中共领袖战略智慧的策略，使红军在开始转移的一个月，连续越过敌军三道封锁线，但也使愚蠢的左倾领导开始飘飘然。他们制订的红军“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蒋介石掌握后，调集20余万军队，在必经之地张网以待。此时西有湘江拦阻，东有中央军追赶，南、北有桂军和湘军夹击，但左倾领导不顾毛泽东坚决反对，依然率领红军往包围圈里钻。湘江之战，博古、李德的一个错误决定，让5万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8万6千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李德到达湘江岸边时，只见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轰炸，江水被激起冲天水柱，未被炸断的浮桥剧烈摇晃，工兵在湍急的江水中冒死抢修，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杂物和人、马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喊马嘶，不断有人马跌入江中，江边渡口停留着等待渡江的人群，堆积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博古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意志消沉，李德也黔驴技穷，暴跳如雷，处罚红军指挥员。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率部在湘江东岸阻敌，全师只剩10多人，被李德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遭到毛泽东干预。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也渡过湘江，调集16个师，又在向北通往湘西途中设下4道碉堡封锁线，而让人无法理解的，左倾领导还是坚持带着队伍往敌人布下的“口袋”里钻。人们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达到顶点。在毛泽东的坚持下，队伍才调转方向向川黔方向转移。

　　在黔北重镇遵义城中，有一幛两层楼的豪华别墅，那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红军占领遵义后，柏辉章担心他的公馆会被焚毁，红军刚撤出遵义城，他就紧跟着进城，却见公馆完好无损，在公馆二楼一间房间里，摆着许多椅子，桌上和地上有很多烟头。他没有想到他的公馆没有被毁，更没有想到他的公馆竟使遵义成为一座历史名城。1935年元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座别墅二楼的那个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但以毛泽东的政治、军事领导才干，对革命强烈的责任感和强势的领导作风，他是不可能做任何人的助手的，不久他就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军事领袖。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向莫斯科说不，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领袖，选择自己的革命道路了。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从胜利不断走向更大胜利。

　　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数万武器落后、没有根据地保障供给、补充弹药、安置伤员的中央红军，对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国军，转战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历经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以成功转移而告终。这是两军统帅战略智慧的较量：毛泽东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蒋介石判断失误，指挥失当，处处被动，常常挨打。也是两军将士精神意志的较量：红军为反抗压迫、剥削，争取解放的理想而战，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不怕艰难，视死如归；这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战胜一切敌人。而国军为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不合理社会而战，保存实力，拥兵自重，贪生怕死，消极避战。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制定了北渡长江，进入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蒋介石调集40万部队，向遵义进逼，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边界乌江西北地区。红军由赤水东岸，准备向北渡过长江，遭到川军顽强阻击。红军暂停渡江，西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知道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后，将大军北调，在长江南岸堵截，又令滇军和川军，从南、北两路逼近扎西。红军却出乎蒋介石预料，突然掉头向东，又从原路返回，与北进国军擦肩而过，进入贵州，二渡赤水，到了敌军的后面，然后攻取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8个团，俘敌3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毛泽东即兴赋诗《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断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继续向东，重新进入湘西，急调湘军3个师在乌江东岸阻击，调主力9个师8个旅由南、北两个方向向遵义、鸭溪地区合围红军。红军却没有继续向东，又向西三渡赤水，主力在山林隐蔽，派一个团向北佯攻，引诱敌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西北追击，得意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红军却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然后向南，渡过乌江，将国民党大军一下甩到几百公里以外。毛泽东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在行军的大雨中撑开伞，在地图上划了一道巨大的弧线：直指贵阳、昆明。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是在北边吗，怎么又到南边了呢？惊恐万状，急调云南部队驰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红军却越过贵阳，与向北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直逼昆明。云南境内已无正规部队，各地民团急调集昆明，使金沙江防务更加空虚。红军又虚晃一枪，绕过昆明，向北越过金沙江，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然后继续北上，在坎坷石滑的山道上，连续两昼夜强行军320里，在湍急雷鸣的激流上，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至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途中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又翻过皑皑雪山，越过茫茫草地，胜利到达陕北。斯诺后来为此而发出“红军是人还是神”的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