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的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都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都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着你们。 

——题记，节选自王蒙《青-春-万-岁》序诗。  

     多年以后，当子键于青灯孤影中，独自面对闪闪烁烁的电脑屏幕的发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原本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如果不以自己的出身地，而是以户籍通常称为籍贯的父亲的出身地作为故乡话，那么他有，就在离他的城市60公里开外的一个小镇，子键倒是去过几回。那是一个破败的镇子，一条窄长的石板路，街边都是一些歪歪斜斜带铺板门的商铺。子键爷爷1935年建造的四合院就在镇子的中心位置，早已凋敝不堪，连高高的隔火墙上都爬满了青苔，很难想象它刚刚落成的样子。让子键的略感欣慰的是，院子门外有一颗巨大的黄桷树，树枝一直支楞到了隔火墙的高度，那是他爷爷当年种下的。幺叔就住在树子下面的老屋里。同样一株黄桷树在镇口乡民们称之为“大沟”的小溪的边上。夏天那里时常有光着屁股蛋的男孩从红砂石的拱桥上跳水、嬉戏。不过水流湍急而浑浊毫无观赏价值，跟孩子们的泳姿一样。唯一令小镇显得不同凡响的是两三公里开外，有一座建于1945年代之前的巨大的军用机场。因此小镇虽然闭塞，乡民们却并不孤陋寡闻，几乎人人知道B-29战略轰炸机又被唤作超级空中堡垒。而从这里起飞轰炸武汉、南京和更多日本人占领区的美国大兵叫密斯托。一度乡民的孩子们见着开着威利斯MB吉普车前往小镇采买的美国大兵，就伸出一只大拇指，大叫“密斯托!密斯托!”美国大兵便会给他们派发一种小塑料袋包装的叫做“味素”的东西，吃到嘴里感觉怪怪的，放到汤里味道确是十分的鲜美。父亲65年前星夜出走，用了一生的时间，饶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最终在离自己的出身地60公里远的地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伴着夕阳摇着折扇慢慢老去，这是历史。年少轻狂时，子键预感此生自己将要走出很远。事实上他那时想能走多远就是多远。结果，绕了更大的一个弯子，他停留在了自己的出身地。他寻思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

         父亲出身在一个“大户人家”。子健其实并未见过爷爷本人，只在影集中看过一张泛黄的爷爷的照片。照片中的老人大约60来岁的样子，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神态端庄，目光如炬。爷爷究竟多有钱，子健也不知道，只是隐约听父亲说他家曾经有成片的田亩，开有榨油的作坊，爷爷还经营着芒硝矿。农田并不会带来多少资金上的收益，榨油和芒硝矿倒是可以指望的。但那需要规模化经营，先以不菲的投入贿赂个别银行官员，获得可观的贷款，扩大生产规模。再以产品和经营本身作为题材，编制有有说服力，有眼球效应的商业计划书，并找到可靠的中介机构谋求上市。那样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来源。子健承认，这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昨日的故事。或者说，这是假定父亲继承了爷爷的产业，自己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后，自己的经营谋略或经营思路。爷爷显然没有做到这样的规模，所以肯定不可能是亿万富豪、千万富豪，顶多算一个稍微有钱的土豪而已。或者按后来某个时代的说法，地主兼工商业者。爸爸倒曾经说过，他家曾经看上去很有钱，装现金不是用保险柜，而是用两只大衣柜。联系到某个历史阶段，当局发行的纸币曾经一文不值，所以也可以推想，爷爷事实上也可能腰缠万贯但身无分文。

        子健家曾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爸爸那一辈奶奶生了七男两女9孩子，又抱养了自己亲戚的另一个男孩子，所以，光家里的孩子就有10个，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大伯和幺叔之间相差得有20多岁，大伯的大孩子比幺叔还大。可以推想，那个四合院中曾经是多么的热闹。只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后继乏力的子健感到头皮有些发麻。

         奶奶的父亲是晚清的“县处级干部”，应该是通过读书做官而不是花钱捐官的那种。奶奶知书识礼，无论孩子再多，再辛苦，都坚持让他们接受教育。所以子健父亲那一辈，包括深感自己被忽略的老七父亲，至少都念到了高中毕业。但是最终念大学的只有三伯一个。这三伯从小聪明伶俐又忠厚仁义，属于爷爷的重点栽培对象，初中就被送往省城，在国军一位师长开办的中学念书，并展现了卓越的文学才能，毕业后顺利考入国立大学的文学院，看样子，爷爷产业的最终继承人也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非三伯莫属。所以子健想，就算后来不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家族产业上市的历史重任也落不到自己头上。自己顶多代表家族中老七这一支做个小股东，成天喝茶遛鸟，没准儿早早地就堕落了。唉，这就是历史，可以推演，但不能重来。

        传说子健的爷爷为人极严谨也极厚道，但对三伯以外的孩子却极严厉。某个春节，在省城念书的三伯回老家过年，被安排与老七也就是子健的爸爸同铺。三伯有尿床的毛病，直到高中方才好转。反正那天三伯玩儿得尽兴，一不留意晚上就尿床了，兄弟睡觉挨得太近，三伯的尿尿打湿了兄弟的裤子。三伯不是伶牙俐齿么，次日早上愣说弟弟尿床打湿了自己的裤子。弟弟也是稀里糊涂，百口莫辩，结果挨了爸爸的一顿好揍。

       子健的家族曾经有佣人也有工人，逢年过节，爷爷都跟他们吃饭，大鱼大肉，好酒好菜，就算平时，每逢抢收、加班，也会给大家加道炒鸡蛋或者肉臊蒸蛋之类的菜，但自己的孩子，包括三伯在内，是绝对不准动筷子、上桌子的。孩子们的衣服也是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男孩子穿了女孩子穿，哪怕补丁摞补丁，也不准轻易丢弃，实在穿坏了，还由奶奶跟佣人洗干净，剪成婴儿的尿布，洗了又洗，用了又用，直至成为棉纱，这时佣人便用这些棉纱做抹布，擦桌子拖地，好使着呢。子键就想，其实所谓地主或者地主兼工商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当下有言，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有钱更使人疲累，不分男人还是女人。这是子键的理解。

        子健的大伯和爸爸早就腻歪这种日子了。大伯常常借口采买、送货腻在省城，并时常挪用货款用于赌博。有一次，一夜输掉100担菜油，要放到现在，得有5万块钱的样子吧。大伯输了货款不敢回家，赌场老板带着手下找上了门。爷爷清账后让人把大伯寻了回来，绑在柱子上抽得吱哇乱叫。谁知子健的父亲跟大伯一样的不学好，只是更有心计。家里的财政大权由奶奶掌管。请来的先生只是记记账，出纳由奶奶本人担当。父亲凑准机会盗得奶奶的钥匙，用面团印下，偷偷找人配了一把，这样便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来源。父亲跟大伯不同，不大赌只小赌。所谓小赌怡情，虽然也是输多赢少，倒也还能对付。父亲小时候的另一个爱好是勾留茶肆听说书，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百听不厌。末了还用小竹节做成携兵器的小人儿，一根麻绳儿操纵着，找个桌子缝就自顾自地杀得昏天黑地。有天家里刚刚进了账，父亲凑准机会悄悄溜进了奶奶的卧室，用配制的钥匙打开钱柜，预备一边抽一点，谁知用力过大，上面的钱币雪崩似地塌落下来。响声惊动了佣人，佣人招来了奶奶，奶奶叫来了爷爷。后果可想而知。

父亲记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在那次遭受爷爷的毒打的当晚开始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但这个事件确乎是父亲离家出走的理由。出走的当天，他的三哥正在自家二楼，就这昏暗的油灯对着一帮追随自己的进步学生宣讲他的革命理论。其中一位省城来的女学生长得真俊，就像洋画儿上的女人。“黎明前的黑暗就快过去，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将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三哥慷慨激昂地说。子健觉得用慷慨激昂来形容自己的三伯，再贴切不过。直到很多年以后，每每收到三伯寄来的家书，观之笔走龙蛇，诵之抑扬顿挫，字里行间，仍然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感觉。那天，父亲是借在楼下帮助三伯望风的机会悄然出走的。楼下临街是自家的油铺。二楼的密室里供着财神关公，那里十分隔音，但有老虎窗可以眺望熙来攘往的街头。密室平时除了爷爷和三伯，别的人都不让进的。父亲偷偷溜进去过，发现在神龛下面存有三伯的书箱，上面放着典籍，下面在一本1936年生活周刊合订本的封皮下隐藏着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父亲虽然不知道那本书写的是什么，但知道当时私藏这本书是要杀头的。很多年后，父亲说到此事都还略感内疚，觉得自己玩忽职守，曾经将三伯置于可能被杀头的危险中。

        父亲离开的时候，天上正下着小雨，在镇口的那颗老榕树下，他停了停，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这时，他嗅到了淡淡的油香。他知道，这是爷爷的油坊正在出油。“父亲，儿子不孝，对不住你了！”他在心里念叨，然后头也不回地奔东边而去。那里是县城所在。自己将要去往何方，今后的人生将会怎样，父亲说他全然不知。他没有三伯关于一种体制的批判和对另一种体制的自觉和渴望，他也没想过要推翻什么缔造什么。他只是不再想过那样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从来没有带给他希望，所以也就无所谓留恋与眷恋。这不禁让子键想起自己时常路过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的投注站，眼见一些衣衫不整、神情萎顿的人不断把自己的血汗钱用于购买那些一钱不值的票子。他们原来投资的是一份希望呵。人为希望活，没了希望，人们要么渴望变革，要么自暴自弃，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吧。许多年后，言及当年的出走，父亲唯一感觉愧疚的是竟然没有给自己的三哥一个警示。而正在演讲的他对可能的危险没有一丝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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