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完一个索然无味的春节。宅在家里，没完没了地整理我的那些经年未曾翻阅，已然发潮泛黄甚至出现霉点的书籍和忙着给我那台老爷车级别的X61笔记本升级成了这个春节的主要内容和谈资。节后就将迁入新居，我也将有一间北欧风格的独立书房和升级版的网络与电脑系统，那里阳光明媚，通透舒适，很适宜写作与阅读。但我竟一时头脑空空，不知道该写点什么。
那就还是先写点春节的事儿吧。
春节曾经是我最盼望的节日。 你、我、我们大家，三代以内必是农民或者与农村、农民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不仅仅因为是中国人，更多的是因为有农民血统，所以我们都不会不盼望春节这么一个给一年的收成打总结，并冀望来年风调雨顺，走运转运的农耕文明的标志性节日。
春节对童年的我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可以海吃山喝，肚子里装满油水，小胸脯里充满豪情。
春节也意味着我可以跟父母和妹妹一起坐上闷罐列车，在一个叫青龙场的四等小站拥挤着、蹬踹着跳到铺碎石的路基，然后离开铁路线走上12公里。那里是我的老家，我爸爸出身的地方，我们一家全部故事的开始。
春节对妹妹和我来说，还意味着一人可以得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妹妹的是白色的，我的是蓝色的。这双鞋对我具有如此重要意义，以至于我总是在穿它的前一天用牙膏或粉笔在它的白色橡胶部分精心涂抹，以使它看上去卓尔不群不同凡响。
在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基本的物质享受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内涵，情感生活反而不对称地丰富起来。而可怜的现代人不得不借助重金属音乐、酒精、精神类药物抑或是虚拟世界里的无边漫游、眉目传情而使自己HI起来。
在我的童年，要HI太容易了，一碗红烧肉、一块薄荷糖或者是一双白色网球鞋足矣。
那个春节，我们没有回到那个叫做青龙场的地方。买4张闷罐车票的钱被换成了一双锃光瓦亮的黑色系带小皮鞋。那是我妈一个同事在上海开会时为自己孩子买回来的。兴许是尺码不合，兴许是其他原因，小皮鞋被转让到了我家。妈妈很精明，估摸着这双比布鞋和网球鞋牢实得多的鞋子自己的儿子穿了，女儿还可以接着穿。于是，我在那个春节前得到了如此厚重的一份礼物。
这礼物的厚重首先是由我的手指尖感受到的。说真的，此前，我只见过爸爸妈妈的皮鞋，但从来没有如此以一个主人的心态接触过这种硬邦邦摸着就咯手的鞋子。
它在我的眼中是那么地别扭和不协调。
想想寒假后我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脚上一双贼亮贼亮的小皮鞋出现在教室，直面众多诧异或者审视的目光。哎呀我的妈呀，你杀了我吧！
这双皮鞋也遭到了妹妹的坚决抵制和拒绝。妹妹说，老师说过，小学生穿皮鞋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
那天晚上，我家的家庭会议开到很晚，电灯浪费了不少电。最后闹到一向温和的父亲差点对我动粗，我才勉强同意次日穿上这双皮鞋试试。那晚我失眠了，感觉有如即将接刑罚的囚徒。好在是假期，我才没有立即在学校丢人现眼。
次日一早，父亲恢复了向来的温和，温和中还有些兴奋，有些神采熠熠。妈妈一早去了机关值班，爸爸说带我和妹妹去动物园玩。
记忆中，动物园的林荫道上走来了兴高采烈的妹妹和不快乐的我，我的带补丁的裤子一条裤腿挽着一条裤腿放下，脚上是那双锃光瓦亮的——皮鞋。
这一幕被定格在我家的黑白相册里。前不久，儿子偶然翻到，问我：“老爸，挽裤腿穿皮鞋那家伙是你吗？”我说：“是呀，怎么了？”儿子说：“真酷啊你！”
记忆中，那天正好是除夕。从动物园回家的路上，爸爸为了哄我开心，挤到街边的人丛中去为妹妹和我买蜡制的和平鸽。栩栩如生的小鸽子，穿在竹签上，只要五分钱一个。
鸽子倒是买到了，但爸爸丢了钱包。钱包里钱倒不多，但有全家的肉票、油票和布票。在那个年代，丢了这些票证就意味着丢失了购买资格。你再有钱也买不着这些紧俏的物资了。
记忆中，那年的年夜饭是我家最惨淡的年夜饭，除了几碟素菜，我们按供给制的原则一人分到了两只卤兔头。那是丢失了票证的爸爸带着懊丧在寒风中排了俩小时队以高价买回来的处理货。
从那个时候起，我体会到了都市生活冷漠无情的另一面。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城市里，丢什么你都不能丢失了你的身份凭据，否则，你的年夜饭只能吃处理卤兔头。
我至今不吃卤兔头，尽管据说那东西口感不错。而在我的城市里，还有“老妈兔头”这样的名吃和因卖卤兔头而成名发家的。
2014.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