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的前途、命运在艰难中前进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透亮的新社会，这边阴云还没散去；忽然，来了个领袖亲自发动，全民参与，中华民族最大、最残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形成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篡夺。决心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掌握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手中的领导权。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高潮。1966年1月，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军营，只见报告，报纸，刊物、传单、大字报、小字报，到处散发，内容无一不是写着铲除封、资、修，打倒“三家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场革命必须到底，是什么作“底”，谁也不知道。只看着红卫兵、造反派犁庭扫穴，挖地三尺，凡是挨着名、洋、古、封、资、修的都要扫光，铲除；就是人起个名字也得有时代性、革命性；破四旧，立四新热潮，翻天覆地。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央以陈伯达、江青、康生为首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江青当上了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后因陈伯达生病，江青行驶职权，从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1966年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冲击机关，揪斗、关押领导干部，各省、自治区、党政机关瘫痪。

1966年10月5日，江青为了搞乱军队，勾结林彪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框框统统取消，军队、院校和地方一样按十六条规定办。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值此，军队院校“造反派”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

1966年11月8日，一批军队“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一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搞得部队乌烟瘴气。

苏州市文化大革命来势也很凶猛，不但破四旧，立四新，翻天覆地。造反，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逐步变成两个大派别武装斗争，全国也挂上了号，矛盾冲突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中国人喜爱打内耗，窝里斗丑陋一面，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新闻媒体还冠冕堂皇地给他们挂上美丽的、骗人的光环，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上所有摄影师，也不可能将当时的社会镜头拍摄下来。

空洞的理论，空洞的号召，使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千千万万人饱受穷过渡的“共产主义”愚弄和“假社会主义”的欺骗。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产生派别斗争种种不正之风的时候，他们更是经受不住超重的精神负荷，导致了心灵的畸变，丧失了对精神瘟疫的免疫力，模糊了辨别是非善恶的视线，泯灭了良知。一下子把人的狂热和残忍面调动起来了；它如同洪魔，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中国整个大地，冲击社会各个领域，迷惑着人们的灵魂。

政权机关被冲垮，干部被打倒，遭批斗。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认为是不合理的人和事，进行造反，拉出来批斗。整个社会不知设下多少政治的，生活的，精神的旋涡，以及道德情操的旋涡。阻止人们坦坦荡荡，义无反顾地奔向理想的未来？

这些偏激的行为，给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种下迷惑的种子，这是为什么？然而，由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最高指示的理论指导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谁能说个“不”字呢？我们仅从一系列指示里，就可以听到、看到、想到、品味到那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激烈、残酷的场面了。

毛主席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人们惊呆了，我们国家的政权、干部队伍没有好人了，是一帮乌黑之众。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人民被激怒了，一个伟大的具有几千万党员的政党；一个领导着几亿人口的政权机关；一支有几百万军人的军队。竟然落在一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手里，天，就要变了，人民政权要变了，人民就要遭殃了，怎不令人毛骨悚然。人民岂能答应，革命者岂能袖手旁观？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就成为人的革命性的重要标志了。

毛主席写的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掀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潮”。万箭齐发，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各级政权机关。一时间，凡是能抱着血腥仇恨，反对国家和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人，就成为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者了。他们高举大旗，高呼：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中国历史进入浓浓的悲壮色彩里。你看啊！

国家机器、政府机关被冲垮了，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工厂、企业被勒令停工，工人上街闹革命；干部被打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关押、批斗，送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规章制度视为管、卡、压工人的精神枷索，被废除；学生停课闹革命，免费坐车到全国各地大串联，煽动造反精神；老师被打倒，戴着 “臭老九”的帽子到农村，到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注3）。

为了神化毛主席，提高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在毛主席不强烈阻止中，林彪大搞顶峰说，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低级化，整个社会成了读马列，背毛选，念语录的海洋。早上，眼睛一睁背毛选，晚上，上床前要手举语录，祈祷、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稍有怠慢，就是对毛主席不忠。

1967年1月13日夜，我随后勤部长到部队查哨，凌晨二点多才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晚了点。没有按时和大家一块学语录，陈政委就说我没做到“三忠于，四无限”（注4），要背五遍“老三篇”（注5）向毛主席请罪。

忠不忠，看行动。行动“忠”字化，成为人们办事的前奏曲，到商店买东西，要跳“忠”字舞；说话前要先引用毛主席的话；出操跑步，列队也要背诵毛主席语录。

列队，干部在队前喊：立正。战士必须齐声回答：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向左看齐——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向左看齐，向左转，才是革命的，进步的，向右看齐，有心向右派之疑）

向前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向左转——要斗私批修。

起步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部队一片歌声《东方红》，《打靶归来》现代京剧《红灯记》斗鸠山，“临行喝妈一碗酒。”《沙家浜》中的“智斗”。其它歌曲、戏剧或电影歌曲，凡有关爱情的文字，不激昂的，不要说词中有哥呀，妹呀！就是没有，也会被视为迷迷之音，不许唱，唱了，就会削弱战士的革命斗志。电影里是不是可以有反映爱情的情节，展开了激烈争论，艺术界说：“电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爱情就不成电影了。”造反者说：“哥呀！妹呀，唱得战士们彻夜难眠，白天哪有心思搞训练，打仗时岂能冲锋陷阵。《渡江侦察记》有意安排一个女游击队长，与侦察连长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似乎英雄事绩与爱情密不可分，这是对革命战士的污辱。真假与否？社会上不少人寻问、写信责备27军侦察处长（侦察英雄原形）”弄得这位侦察处长到处讲侦察连渡江故事，申明自己清白，说渡江后没有遇见过女游击队长而谈情说爱。影片中女游击队长，是导演加进去的。从那以后，一些反映革命战争的故事片，有谈情说爱的，如《柳堡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等片子就不准放，插曲不准唱了，禁欲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简直比三世纪古罗马帝国暴君克劳多斯（CAIUETINS）还厉害。（注6） 

读书，只能读马列，其它书籍都被视为封、资、修的坏书，不准看，不准读。就连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四部经典著作，也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受到批判。

1966年5月8日，政治部通知机关干部，上交家中所有非马列书籍，并有专人上门收交、清理。

下午，一帮收书、毁书人员，一到我家，我当然不敢怠慢，一颗红心似火焰，不但上交所有非马列主义书籍，显示出思想革命化的决心；还把我用于写作的参考书和写的一点点手稿统统上交了。说句心里话，那时居住斗室，谁不害怕藏匿被发现而遭批斗。

北兵营东北角，整天整夜浓烟滚滚。

“烧书，可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中国的命运，人民的事业向何处去？人，知识荒漠，思想僵化了，社会把人民当作愚人一样来摆弄，神化领袖，庸俗环境，比宗教教会有过之而不及。

那个年月，办一切事都得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做，否则，稍不注意，稍有不慎，无意中说错一句话，一个字，就可能带来灾祸，被拉过去批判、批斗，打成反革命。

那个年月，不要说“三人成虎”，只要有一个人对你有意见或者某件事对你不满，无中生有地说一声：“你是反革命，调戏过女人。”就有人会相信，群起而攻之；如果向单位组织上投书一封，领导必信以为真，一块黑布就套在头上了。单位的组织上、领导不由分说，就把你打入非革命化者的行列，组织人马，不惜血本，进行调查。等待调查结束，还个清白。你的升迁、晋衔就耽误了。所以，有人说：花上八分钱（寄信邮资），够你跑半年。

有一次，机关干部学习，讨论国际时事和台湾海峡斗争形势、任务，批判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沿海、内地派遣特务，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干部非常气愤，拿起笔在报纸上欲写：“打倒蒋该死”（蒋介石）几个字，刚写“打倒”两个字，另一个干部要看报纸，他就没有往下写，就把报纸递过去了。不巧的是，报纸背面印有毛泽东头像。那位干部拿着报纸一竖，迎光一望，“高声嚷到！你们看，禹茂奇竞敢在毛主席相片背后写下“打倒”两个字，对毛主席这样刻骨仇恨。“打倒禹茂奇！”“禹茂奇是反革命！”马上报告了保卫科。

在场的人们惊呆了，禹茂奇作解释说：写的时候并不知道报纸背面有毛主席照片，而且是准备写“打倒蒋介石”几个字，刚写两个字，俞厚廉要看报，我就将报纸递给他了。我有罪，我有罪！在场人纷纷也为其说好话，说他不是有意的。

保卫科长闻讯赶来询问，一个干部抱打不平，走上前去用一口四川话说：“他又不是直接写在毛主席的脑壳上，有什么要紧呢？在背面，无意的么？况且，他要写的是打倒蒋该死！没写完。”

“什么！脑壳？你怎么这样说话！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损害伟大领袖光辉形象！你就是反革命，一块带走。”

有一次我陈政委写一篇发言稿，（他每次到师部回报和作报告，都是我执笔代写）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有些单位比较乱，不稳定，乱，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正视它，研究、分折，找出问题之所在，敢于管理，大胆地做工作，是可以达到治的目的。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思想僵化，不去研究、分析、正确认识问题，甚至逃避问题，任其发展。”  

这句话是沿用毛主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还是符合时代口味的，并无着意加进自己的思想、观点。结果，他找我谈话，要我说出这几句话的出处。我说，我是根据毛主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意思写的，没有离题。他严肃地批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原话就得用原话，岂能随便改动、添加、改动。改动了，就是篡改。说出去，文章刊登出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还是谁的言论，现在就是要“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注7）不要耍你的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