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风流

　　淮海6日上午在家等到10点半钟，不见父亲回来，他就到父亲办公室去，父亲不在，说到人武部去了。到了中午下班时间，父亲还没有回来，淮海想，难道又出问题了，但还能有什么问题呢？很久，父亲才回来，一看父亲的脸色，淮海就感觉到，事情怕是又黄了。原来，就在今天上午，《通知书》已经填好，等淮海父亲来取时，传达室的门卫送来了一封《人民来信》，一是反映淮海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是个逃兵。二是说淮海是个流氓，打群架，偷电线，调戏妇女，砸坏人家窗玻璃，什么坏事都干过，还把一个女老师弄得流产，最近还把人的头打出了血。关于淮海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当兵，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山东回乡探亲，他的母亲是个寡妇，又是瞎子，只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无人赡养。他回家时在村外见到母亲，正拄着竹竿乞讨，心中实在不忍，就在家里多待了几天，此时他所在的山东八路军一师已调往东北，而国民党的部队又大举进犯苏北解放区，交通断绝，各地保安团、地主还乡团抓到八路军和共产党干部就活埋，好在他身上带着部队的证明，就在当地又参加了新四军。这一段历史组织早有结论，于是到地委组织部去看档案。至于反映淮海的那些问题，学校也都作了否定，说如果是这样，早被抓进公安局了，我们从未听说他有过这些事，最近把人打破头的也不是他。但淮海把一个女老师弄得流产的事却是真的，准确地说是早产，那还是在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次，班里两个同学在校外打架，学校里的一个女老师见了过来制止，问：“你们是哪个班的？”那两人不回答，淮海在一旁说是某某班的。那女老师说：“你是哪个班的？还说谎，我就是某某班的老师。”挺着个大肚子就来拉淮海到学校去。淮海不去，女老师就使劲拉，他也使劲往后拉，就像拔河似的，他突然向前一松，女老师往后一仰，倒在地上，脸色煞白，淮海和那两个同学跑掉了。为了这事淮海差点被学校开除，他的班主任和那个早产的女老师也没有放过他，折磨了他好长时间，揪他的头发，把他脸上、身上掐得紫一块、青一块，后被校长制止才算结束。这事已过去很多年，李跃小学和初中都和淮海是同班同学，现在也只有他还能记得这件事——调查人员回来向人武部政委汇报后，政委对部长说：“那就发《录取通知书》吧。”淮海的父亲坐在政委办公室里等候，一个去办理的干事很快回来了，一手拿着一份《录取通知书》，另一手拿着一封信，说：“这是刚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还是反映他们问题的。”政委看了信，又把信交给部长，信上说淮海的姑父是历史反革命，1950年“镇反”时被镇压。这时已是元月6日中午11点多钟，到淮海姑父的家乡江苏泗阳县去调查，无论是去人还是函调都已经没有时间了。人武部的政委和部长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明年再争取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金祥可算是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很善于把握时间，在这最后时刻，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事情坏掉了。算起来，淮海共4次被录取，又4次被取消，李金祥家真的是疯狂的报复，双倍的偿还。


　　事情终于结束了。但淮海心里并没有十分难过的感觉，在这短短几天里，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等待、紧张、焦虑、不安，交织着希望与失望，使他感到极度疲惫，神经变得麻木了，现在他全身心地浸透在希望破灭以后百无聊赖情绪的冰水之中。吃过午饭后，淮海到南门浴室去洗澡，想让冷漠的情绪能在热水的浸泡下得到一点温暖。浴室里浴客很多，脱衣服的铺位不够，一个跑堂师傅领着他转了一圈，然后指着一个已经洗好了的人说：“你就等他的位子，他马上就好。”


　　淮海在等候的时候，从里面澡池子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走到淮海面前突然停住，喊了一声：“大海。”淮海转脸一看，不由地怒从心头起，真是冤家路窄，“路上不遇桥上遇”，那人原来是严二，“这个浑蛋东西，我跟他无怨无仇，他却几次三番坏我的事，虽是受人指使，但情理难容”，他强忍住没有理他。严二倒像他们是老朋友似的，若无其事的竖起那根被狗咬过的手指----手指上的纱布已经没有了，说：


　　“原来你就是路淮海，我以前不知道，只知道你叫大海，要是知道，也不会去反映你的。”


　　他浑身水淋淋的，脸被热气闷得通红，淮海朝他的脸看了看，原来他还生着雀斑，右眼上皮还有块疤，淮海以前怎么就没发觉呢。一个跑堂师傅过来问：“小严二，洗不洗了？”严二点头磕脑地说：“好了好了。”跑堂师傅便用一个热毛巾给他后背擦几下，然后把热毛巾往他肩上一搭，严二拿过那个热毛巾，往头发上擦了擦，又对淮海说：


　　“那件事对不起你了，全怨我妈。我姐姐坐月子，我妈到副食品门市去买红糖，李跃的妈妈李师娘说没有，要糖证呢。我妈说我们有糖证，买4斤。李师娘说有糖证也没有糖，缺货。我妈说你们是不是要把糖留着自己开后门，李师娘说，不是我留着开后门，全被地区公司的何经理开后门开掉了，一两也不剩；她一个地区公司的经理，后门开到我们县里来了。她还拿出一叠纸条，说这都是何经理批的条子。我妈说，国家发的证买不到东西，全被她拿去开后门，还革命组织司令呢，还革委会主任呢，我要去告她。李师娘说，她儿子还想开后门去当兵，你们也是革命群众，怎么不管管！晚上，李跃和他妈妈到我家来，送了两斤红糖，两斤馓子，叫我们去反映你的事情……”


　　

　　严二转身把手中凉了的毛巾扔到一张小桌上，走到台柜那儿，又从箱子里拿了两个热毛巾把子，回到淮海跟前，递一个给淮海，淮海没有接。严二继续说：“我们上了她的当了，大海，你说李师娘是不是人，他妈的，她还说给我家两斤鸡蛋，叫我到征兵办给他送信，到现在一泡鸡屎也没看见，今天中午我妈向她要，她说，我没有说过。我妈还听副食品门市的人说，红糖根本就不缺货，一斤糖证可以买两斤红糖，人家还说她死偷钱，每月门市盘点都少钱，抓不住她的手，大家跟她一齐赔，说鸡蛋经过她手一摸也要折斤重。大海你放心，以后我们再也不理她了，就是真给我们鸡蛋也不理她，给她做了那么多事，只给两斤红糖。他妈的，你是知道的，那天那么冷，一大早就叫我到体检站去。”严二一脸认真的说着，就像是没有天大的功劳，也有天大的苦劳，把淮海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絮絮叨叨地叙述着一肚子的委屈。突然又放低声音，往淮海跟前靠了靠，“哎，大海，还听人说，她作风不好，年青时就是个‘破鞋’，看一眼五块钱，摸一下十块钱，入一回二十块，她那个洞就那么值钱？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那个洞生过5个宝宝，怕有碗口大了还卖。听说她最小的儿子，就是军分区一个人的膫子入出来的，你见过她那个儿子吗，长得像谁？我爸爸说:‘这个骚货，还对我挤眉弄眼。’你怎么不下去洗，是不是没位子？走，我的位子让给你。”


　　淮海说：“滚。”


　　严二停住口，表情尴尬起来，脸上的雀斑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发着光亮，挤着疤拉眼，放下了那根竖着的手指，然后又往前靠了靠，缩了一下脑袋打个膈，嗳出一股萝卜臭，对淮海说：“大海，你不要气，这也不能怪我……”


　　淮海朝他吼道：“滚！”


　　他惊恐地后退一步，停住正要往起竖的手指，眨巴着眼望着淮海，用毛巾胡乱朝脸上抹了一把，急忙走开了。


　　今天真是个倒楣的日子，尽遇着鬼。


　　淮海等着他的铺位的那个人，坐着喝了3杯茶后，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叽咕了一声“才一点半”，又喊跑堂师傅给他倒了一杯，然后掏出一根香烟，悠闲地在烟盒上敲了又敲，眼睛瞧着墙上的一行字，喃喃地说：“请匆（勿）乱乃（扔）烟头。”那个跑堂师傅见了，马上放下茶壶，又给他送过来一个热毛巾把，那人说：“来，抽支烟。”打开烟盒递过去一根，跑堂师傅嘴里说不抽，手已接过夹到了耳朵上，其他两个跑堂师傅也都凑了过来，一人得了一支。有一个跑堂师傅问那人：“王主任，现在没有猪肚卖了吗？”那人说：“有呀，不过很紧张，你要吗？你明天上午到我那去吧，我给你一副。不行，明天上午我有重要的事情，沈县长叫我去。这样，你把笔和纸拿来，我给你批个条子。”


　　淮海这才注意到，这人就是王宏的父亲王明。


　　跑堂师傅拿过王明写的条子，看着说：“乖隆咚，我们王主任这字，龙飞凤舞。这不是‘胆’吗？猪胆我不要。”


　　王明拿过条子，看了看，在上面涂抹了几下，歪着头想了想，又把条子递给跑堂师傅说：“你自己改一下吧。”然后又开始抽烟喝茶，悠然自得，一眼也不看坐在一旁等候的人，快吸到烟屁股时，他很吸了几口，手被烫了一下，烟头掉在铺位上，他急忙捡起扔进痰盂，淮海想这回他可能要穿衣服了，却又见他朝跑堂师傅喊了一声：“浴巾。”有人扔给他一条脏兮兮的浴巾，他又端起茶喝了一口，嗽了几声咽下，然后将身上的浴巾裹紧，躺下闭上了眼。淮海气得真想把他拎起来扔到外面去，在他后来的已有几人等到了位置，可这家伙还在这里“挺尸”，真是一步不顺步步不顺，喝口水也塞牙。他对一个跑堂师傅说：“我先下去洗了，你给我把衣服卷起来放好。”他们都认识淮海，每次淮海跟父亲来这里洗澡，他们就把笔和纸递过来，请淮海的父亲“批条子”。


　　

　　淮海走进澡池子里。里面暖气蒸腾，人们像下饺子似的挤在水里，最里边开水池子的木板条子的盖子上边躺着几个每天到这里来睡午觉的老浴客，有人坐在一旁用毛巾沾着开水在脚丫子里来回拉，舒服得呲牙咧嘴。淮海被热水泡得身体发软，头脑昏沉，他想，明天该到学校去了，学校正在进行期末考试，没有考的几门还要补考，考试结束后就初中毕业了，过了寒假就进入了高中。现在教学内容改革，高中要学一门技术，有无线电专业，就报无线电班，以后当兵、就业都有好处。想到当兵，他感到了渺茫，人武部的人都叫他明年再争取，这也就是他们说惯了的话，等两年高中毕业后，年龄符合了，李金祥又会制造出别的“莫须有”的名堂来。别说两年以后，看来这一辈子也别想当兵了，除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李金祥家都死光。他在头脑中想像着李金祥一家人吃了老鼠药、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只有最小的名叫大顶子的儿子，满脸鼻涕地坐在地上干嚎的情景。二是他的父母原先所在的部队能到黄海来带兵。但他父母原在的34军，1950年就转为公安部队，一个师在南京，一个师在上海，退出了解放军序列，不久公安部队又撤销，转为公安警察；他父母所在的102师，师部转归华东军区特种兵纵队，负责组建了炮兵第三师，其余部队改为农建第四师，炮三师参加了抗美援朝，现属福州军区，指望这个部队来带兵，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他又想到了就业，同样也不可能，中央的政策，是城镇家庭每户只留一个子女，其他无论多少统统下放，现在干什么事都要开后门，唯有这事开不了后门，行署史专员家的4个儿子，老大当兵以后，另外3个都下放了，就是中央领导的子女也不能逃避，姐姐在我之前毕业，已经进了工厂，那我唯一的出路，也就是下放。想到下放，他自然想到了周玲，我在农村是农民，周玲在城里是工人，我们的关系还保得住吗？就算她不嫌弃我，她父母会同意吗？她妈妈巴结我家是一副嘴脸，到那时嫌弃我又会是另一副嘴脸，唉，真是“虎落平川遭犬戏”，没想竟将落到遭这种人嫌弃的地步，这一次征兵，让淮海这个浑浑噩噩、不谙世事的少年开始感到了人世的险恶，人情的冷暖。这一个多月，尽在忙着当兵，今晚一定要见见周玲，太想念她了，她晚上在工人文化宫演出，等演出结束后，到文化宫门口等她，要把她紧紧抓住，只要她不变心，她父母对她也没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仿佛是在夜里的黑暗中，看见了东方的天边出现了一线曙光，他想：高中毕业后，我可以报名到大西北去插队：到贺兰山牧场去牧马，到天山脚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垦荒，到河西走廊、陕北高原、柴达木盆地去体验那里的豪放、苍凉和粗犷，到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去寻找那种在诗里感受过的火一般燃烧的生活，然后就在当地报名参军，李金祥这个鬼魂总不能也附在我身上跟到那里吧？到部队后好好努力，提干后把周玲接到部队随军，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又能摆脱她那个让人不喜欢的小市民家庭了……


　　他就这么胡思乱想，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跑堂师傅走了进来，向前伸着脑袋在迷漫的雾气中找人，找了一周，然后喊道：“大海，大海在里面吗？”淮海应了一声，跑堂师傅过来对他说：“你爸爸在外面，叫你赶快上去。”


　　淮海一听，随即涌进头脑中的念头，就是事情可能又有了转机。他昏头昏脑走到穿衣服的地方，父亲见到他说：“快穿上衣服去人武部，被录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的大脑变得麻木，他只觉得头脑空空，什么也不想，赶紧穿上衣服，满脸通红地跟着父亲往县人武部走去。


　　怎么又突然被录取了呢？这里要追述到一个人。淮海那晚和父亲从陈立志家出来后，曾说要“再去找找胡部长”，父亲说“找他没用，只会把事情搞糟”，说的“胡部长”就是此人。他叫胡连魁，和胡传魁一字之差，性格也像哥俩。他原在野战部队当团长，作战勇猛，身体多处负伤，战争结束后，就转到地方部队，是黄海县第一任人武部长，也和淮海父亲是老乡，部队授衔后不久就离职休养。他每月工资140多元，比地方同级别的县委书记还高20多元，却只够半月生活，到下半月就到处借债。离职后没小车坐，花钱雇了一个人专门用自行车拖着他。他会开中药方，给人开方收钱，有次差点出人命，军分区专门发文通报他，禁止他再给人开药方。淮海脑门上生过几个青春痘，正在追求周玲，担心毁容，听说他是个神医，专治别人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就去找他。那天他正在家吃早饭，一人坐在一张十几人坐的大圆桌旁啃猪爪，桌上摆着一个小蒸笼和茅台酒、中华烟，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他请淮海吃一只猪爪，淮海吃了一只小笼包子。他给淮海开的药方里有僵蚕、白花蛇和蜈蚣，淮海没敢吃。他曾说过要包淮海当兵。今天下午，他坐着自行车来找淮海父亲批茅台酒和中华烟，父亲跟他谈起了淮海这次当兵的事，他说：“我不是叫你儿子来找我吗？我说句话，他们谁敢不听。”淮海父亲说他的外甥——也就是淮海姑父的儿子，现在沈阳军区当兵，是党员、干部，他父亲怎么可能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呢？胡连魁问：“你有什么能证明吗？”淮海父亲说：“他提干时给我来过信。”胡连魁说：“那你可以把信拿给他们看。”


　　淮海的这个表哥小名叫小九子，当初因家里穷，15岁时就一人靠卖画、卖字走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后来在当地报名参军，因他的字写得好，淮海父亲就将他的来信留下给淮海练字，被淮海撕掉过几封。淮海父亲回家找信，谢天谢地，那一封信还在，就拿到人武部，人武部的政委、部长看了信说：“行！我们难道还不相信老大哥部队的党组织吗？他们正在准备和苏修打仗，会让政历有问题的人留在那里吗？”真没想到，竟然是胡连魁这个不靠谱的人帮他们办成了这件事；也碰巧，那天是胡连魁发工资的日子，这个偶然的因素，就改变了淮海的人生命运。


　　

    淮海和父亲来到县人武部，从里到外换上了军装，父亲拿着他换下的衣服回去了。新兵们都集中在后面饭堂里，听陆参谋讲明天出发的注意事项，淮海走进门时，陆参谋不知正讲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陆参谋用他那一只好眼看了看淮海，一本正经地和淮海握了握手。淮海在新兵中竟然看到了彭卫国，他也是在地区商业局机关报的名，淮海在局人事科报名时，就是彭卫国的父亲给他登记的，但当时彭卫国的父亲并没有说他儿子这次也报名的事，前天淮海遇见彭卫国，彭卫国还问起淮海当兵的事怎么样了，但也一个字没有透露自己的事，局机关里都知道路局长家的大海这次又没有当上兵，但谁也不知道彭科长的儿子已被录取；他体检没有过关，自然存有防人之心。另外还有几个熟悉的人：一个叫胥晓军，父亲是地区交通局局长，母亲是地区纺织厂党办主任，他曾和陆建民一起在县直青年男篮打前锋，淮海常去看他们打球，因此认识。还有家住在南门大桥北边的蔡凤楼，生得面如傅粉，不爱说话，外号叫“二姑娘”，南门大桥的桥坡很高，和他家屋顶齐平，经常有人骑自行车从桥上冲到他家屋顶上，有一次，他一家正在吃午饭，突然“轰隆”一声响，屋顶绽开一个大窟窿，掉下一个手扶拖拉机轮子，悬在空中快速转动。他的父亲是县港务处造反司令，母亲是个很漂亮却俗不可耐、卖弄风骚的女人，运动初期，对立的组织在他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把她画成一个人头蛇身的妖精，烫发头，涂脂抹粉，穿着旗袍，高跟鞋，血红的嘴里叼着烟说：“我最喜欢看梁山伯和祝英台。”还有一个叫李小林，和淮海小学同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父亲也在港务处，家住在“二姑娘”家对面。李小林身边坐着王宏，真不亏是王明的儿子，终于还是当兵了;他的父亲王明可是街上的知名人物，倒不是因为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王明同名而知名，也不是因为是“王主任”而知名，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大大小小各级领导都是主任，何况他也并不是什么主任，刚才浴室师傅叫他“王主任”是在拍他的马屁；他的出名，是因为手握“大权”，神通广大，那天王宏对陆参谋说的“我爸爸说了，黄海街上一个人当不了兵我也不可能当不了兵”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本领——他原先在某公社食品站，托人找淮海的父亲将他调到县食品公司门市部当营业员，典型的低头斫肉、抬头看人，城里干部工人、各式人等他都认识，还认识县长，有一次，县长的太太来买肉，指着肉案子说：“我就要那挂大肠，我们家那位就爱吃大肠。”他问：“你是谁呀？”县长太太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不可能不知道我家那位，你看过县政府的《布告》吗？我家那位就是在《布告》上签名的人。”以后他就隔三差五到县长家里送猪下水，本领也更大了，吹嘘在这个城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如果他办不成，那就没人能办成。但也有过两次挫折：一次，他到浴室洗澡，洗完后在休息时，反复向浴室跑堂师傅要热手巾把，跑堂师傅给了3个后就不耐烦再给，他说：“你脸生，以前没见过，是新来的吧？你以后就没事求人啦？”跑堂师傅说：“我有事求人也用不着求你，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王明。”跑堂师傅问：“王明？”他说：“是啊，没听说过吗？”跑堂师傅说：“没听说过，我只认识一个张明，是卖鱼的。”他说：“那你家就不吃肉？我是食品公司的，你们这里的师傅都认识我。”跑堂师傅说：“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不吃肉，我是回子。”还有一次，就是去年王宏没当上兵。王宏是个大舌头，说“是”叫“系”，说“鸡蛋”叫“支带”，说“月亮”叫“月朗”。他这个大舌头不是天生的，小时在农村上小学，语文老师是个大舌头，他们班里的同学个个都是大舌头。苏明诚隔着两排位置向淮海打招呼。以上几人，除了王宏，都是红大附中的，和周玲在一个学校。
    晚上，在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欢送新兵启程的文艺晚会。县人武部王部长首先讲话，然后是接兵部队领导讲话，接兵部队带队的有两人，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警卫参谋陈建国，另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警卫营的副营长巫东明，上台讲话的是陈参谋。接下来演文艺节目，演出的节目是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让淮海没有想到的，演出单位是地区纺织厂文艺宣传队，扮演喜儿的正是周玲。他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与周玲相遇，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周玲今天比以前更加美丽：秀长的身材，穿着紧身的红袄绿裤，扎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台下的观众都被她的美貌和舞姿吸引住了，窃窃私语，咂嘴赞叹，伸长脖子看着她。人群里响起王宏没有顾忌的大舌头的声音：“她就住在我家巷子里，我们系小学同学。”
    更让淮海没有想到的，剧中扮演大春的人竟是肖志强，他也分配到地区纺织厂了？他又和周玲到一起了。
    舞台上，喜儿的爹爹因黄世仁逼债，喝盐卤自尽了，喜儿悲痛欲绝，扑倒在爹爹身上痛哭，响起了撕心裂肺的悲怆的音乐和歌声，正是大年三十晚上，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时刻，喜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能帮助她。忽然音乐声一变，黄世仁登场了，如狼似虎的家丁，将喜儿从爹爹身上拉开，生拖死拽地抢走了……

    《白毛女》是为新兵送行的晚会经常演出的节目，以此来激发新兵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增强保卫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使命意识。台下的新兵显然是被打动了，静谧的戏场里响起吸鼻涕的声音。淮海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但并不是阶级意识和使命感，而是对周玲的强烈的怜爱和担心，他想起那天晚上在登瀛桥旁遇到流氓的事，他将离开她了，不在她身边，谁来保护她呢？特别是她的妈妈可不是杨百劳，她巴不得周玲能嫁给黄世仁这样有钱有势的人呢。“唉！当什么兵呀？离开了自己最心爱的姑娘,连自己最心爱的姑娘都不能保护了……”他决定演出结束后去和周玲见一面。然而，演出结束后，他没有得到一分钟的空隙。队伍在文化宫的球场上集中时，他看见在朦胧的灯光下，周玲随着一群宣传队的青年男女，从他们队伍前走过，肖志强背着手风琴走在她的身边。
    回到人武部宿舍，已是10点多钟，但大家都很兴奋，还不想睡觉。这间房间里有二十多人，都来自农村，已经在城里待了三天，饶有兴趣地谈论着这个城里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像根细竹竿的青年，似乎对城里的一切事物，例如电影院和电影院门口收票的大费，县篮球队的前锋“小老鼠”，奇园饭店、登瀛桥、黄海中学、三代会宣传队、百货公司、体育场、军分区司令、行署专员和县长等，都了如指掌，他说：“我进出县革会的大门，就像进出自己的家门，我父亲常到县革会来开会，我也一起来。”
    他朝淮海瞥了一眼，问：“你是黄海街上的吗？”
    淮海点了点头。
    他说：“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个坐在旁边的下铺边上的人听了，朝淮海粗声大气地嚷道：“喂，小子，你是街上什么地方的？”
    淮海没有理他，他倒是不认生，一见面就“小子、小子”的。
    那人受到了冷遇，尴尬地笑着，露出一嘴大牙说：“你这么晚才来，肯定是开后门来的。”
    瘦高个说：“开后门怎么啦？我就是开后门来的，体检、政审都没参加，我爸爸给武装部长打个电话，他就亲自把《入伍登记表》送到我家，又给我填好，把军装发给了我，当个兵还算什么事——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淮海说：“在商业部门工作。”
    瘦高个说：“商业部门权大呢！就像我们镇上的供销社、食品站、粮管所，不过营业员和一般职工也没权，领导才有权批条子。我家什么都能买到，我爸爸一个电话打到食品站，站长马上亲自把最肥的猪肉送到我家。”
    淮海问：“你父亲是镇上什么干部？”
    一个大脸盘，五短身材，牛眼，蛤蟆大嘴，别人叫他“蛤蟆”的人说：“他父亲是高干，他是高干子弟。”
    瘦高个说：“我父亲是镇长，全镇一把手，行政19级。你们黄海街上来的也有干部子女，是不是干部子女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个胥晓军，他的父亲是交通局长，还是地区交通局呢，行政15级，和沈县长级别一样，妈妈也17级呢，他已经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有共同语言。还有一个刘卫东，也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县商业局长。”
    淮海说：“我父亲也是15级，母亲18级。”
    瘦高个听后愣了愣神，对淮海改变了态度，说：“那你爸爸肯定是地区商业局长，县商业局长顶多超不过17级。我叫沈进，沈县长的沈，沈县长是我们本家,他的儿子叫沈小海，我都喊他哥哥。”
    “蛤蟆”又问：“高干子弟，你们家里都是干部，哪家级别高？”
    沈进说：“也差不多吧，我家稍低一些。都怪我爸爸老实，错过了两次机会。一次正调整级别时，到县里参加学习班，没办法，指定要一把手参加，他的一级就被书记弄去了，书记一下调了两级。后来又新调来一个书记，调整级别时，镇长和书记两人只能有一个18级，我父亲又让给了书记。这事已惊动了县组织部，组织部长保证，要特批一级给我父亲呢。”
    寒气从门窗缝隙里透进来，屋里很冷。刚才喊淮海“小子”的那人，上身只穿一件花毛线衣，右边的袖子卷到肘弯，露出腕上的一块手表，不住地将手臂抬到眼前看看表。睡在他上铺的一个叫常宝传的人，把脑袋伸下来问：“洪水淼，你穿的是你妈妈的还是妹妹的毛衣？”
    那个叫洪水淼的人说：“你懂什么，这种花毛衣，是现在最时髦的，你见过吗？这一件值30块钱，抵你半年的工分。”
    常宝传问：“你的毛衣和手表哪个贵？”
    沈进说：“当然是手表贵，手表值一百块钱，我爸爸就有一块。”
    洪水淼说：“一百块？你的钱比别人的大些，这是上海表，一百二十块，少一分钱也买不到。”
    洪水淼和沈进在身体上刚好相反，又矮又壮，一嘴络腮胡子，就像《烈火金刚》中的“猪头小队长”。淮海心想，他是干什么的，又穿高级毛衣、又戴上海牌手表，问沈进，沈进说：“是我们公社的插队知青，青年突击队长，一年能挣六百工分，也是你们黄海街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