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这天上午淮海上班时，大院门口聚集着很多上访群众，总有五、六百人，打着一条横幅:“还我劳动权还我生存权”。几十个防暴警察，戴着黑色带白条的钢盔，穿着淡绿色防弹背心，两手背在身后，叉开腿，排列在大院门口；另外还有几十个普通警察站在旁边。有个警察扬手向淮海打招呼，是刘卫东，刘卫东告诉淮海，现在“砸三铁”，市磷肥厂卖给了个人，厂里一千多工人只留两百多人，其他全部解雇，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医疗保险和一切生活待遇全部取消。
淮海走进办公室，见市质监局副局长雍大雅坐在里面喝茶。“真是稀客。”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雍大雅咧开嘴说。淮海觉得他脸上很有些异样，原来他原先的一嘴大呲牙，已变成一排整齐的白玉般的小牙，已年近五旬，突然讲究起仪表来了，说不定是有了“小二”。
这时电话铃响了，淮海拿起话筒，是钱万仁打来的，叫淮海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没时间，有事就在电话里说。”
“大院门口的情况你看见了吧？你马上去解决一下。”钱万仁说。
“怎么解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事情又不是哪个机关工作作风引起的。”
“我刚到办公室，戚秘书长就把我叫去，说市长发火了，要撤公安局长和信访局长的职。你什么事不做都没关系，这事一定要去处理一下。”
“公安局长、信访局长都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这事只有市长管得了，你叫市长去处理。”
“路主任，我不和你开玩笑，戚秘书长说，如果这事处理不好，就叫你回单位去，整风办另换人。”
“什么！他以为‘整风办’是金銮宝殿吗？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回单位去。”
淮海扔下电话，对雍大雅说：“中央要求砸‘铁饭碗’，但不是叫他们砸人家‘饭碗’，只要还有一口气，哪个都不能没有饭碗。什么叫全民企业，就是企业的资产属于企业每个职工所有，现在倒好，全给了个人。市磷肥厂是1968年建立的，当时只是个不到一百人的企业，那时一个工人一天创造400元利润，而一个月工资只有33.5元，二十多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企业发展成有1000多名职工、上亿资产的大厂，那都是厂里职工创造的，突然就让他们下岗，什么补偿也没有。现在的厂长是个乡镇书记，调上来还不到一年，没有为企业创造一分钱利润，反而把企业搞亏损，凭什么企业就属于他个人了。上访工人如果想冲进来，警察和信访人员就能拦住？最起码市府秘书长去说几句话，了解清楚情况，然后汇报市长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打个电话叫我去处理，‘整风办’是个临时单位，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顾芳接过电话后说：“路主任，门口值班室找你。”
淮海接过电话，对着话筒粗声粗气地说：“上访的事不要找我，去找市长。什么，不是磷肥厂上访的事？谁找我，陶斌？二十分钟后让他进来。”
淮海放下电话，问雍大雅：“局长今天来有什么指示？”
“我是来反映问题的。”雍大雅说。“昨天下午，我们殷局长到洗头房接受异性服务，被警方当场抓获，还从他口袋里搜出一副淫秽扑克。”
“你当过纪委检查室主任，应该知道，”淮海对雍大雅说，“这是违纪违法的问题，由纪委查处，我们只负责面上作风整顿，没有立案调查和处分权。你到市纪委去反映。”
雍大雅在市质监局，和局长殷匡衡关系紧张，雍大雅在作风整顿期间有一次接受企业吃请，被殷匡衡抓住不放，几次开会检讨过不了关，整风办也为此发了《通报》。但殷匡衡粗疏了，没有提防雍大雅曾在纪委查过案，淮海估计雍大雅一直在暗中监视殷匡衡，殷匡衡进洗头房可能就是雍大雅给公安局打的电话。
“你们不是可以发《简报》吗？”雍大雅说。
“《通报》也要等处分决定下来以后，由查处机关发，那时我们可以转发。”淮海说。“感谢你对作风整顿工作的支持。我倒觉得你们还有另外的问题需要抓，社会对你们吃拿卡要的问题意见很大，有人到市场买菜，拣好的往篮子里扔，钱也不给一分，就像小说电影里的汉奸带着太太逛市场一样，到商场拿培罗蒙西装、五粮液酒回去检测，培罗蒙检没了，五粮液送回来几个空酒瓶，还有一个台湾花房老板，听说我们正在进行作风整顿，来向我反映，说你们局机关和下属执法单位，什么人都可以去任意拿花，他在台湾可没遇到过这种事，但几天后他又来‘撤诉’，说那天喝酒了，全是胡说，显然是有人去威胁他了。别以为这是小事，就几盆花，影响可不小，说轻了影响台商向大陆投资，上升到政治高度，会影响两岸的和平统一。这事我没上纲上线，只叫你们掌书记回去认真抓一下，如果王书记、叶市长知道了，你们局长和班子所有成员，都要受到处理。”
“这事你不能轻描淡写的放过，”雍大雅露着一排玉米粒般的整齐的牙齿说，“我支持你发《简报》，《简报》报送王书记、叶市长和每个市委常委、副市长。靠我们局本身解决不了问题。”
雍大雅走后，淮海问顾芳：“你们那一届物价班有个男生叫陶斌，你认识吗？”
“认识，傻乎乎的。听说他现在成了上访专业户。”顾芳说。
“是的，他每次到市里上访，都要来向我‘汇报’。他马上要来，今天不知又要上访什么事。”
他们说的这个陶斌，1988年从黄海商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五交化公司，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商业、粮食、供销和物资几个系统的企业第一批受到冲击，不久他就下岗了。最近五、六年，他什么也不干，就是专心致志上访，全是跟民政部门较劲。第一次上访，是要政府给他家历史赔偿。他有一个叔叔，是黄海著名的烈士，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抓住。他的家族是当地知名的药材商，很有钱，汉奸想在他身上敲一笔竹杠，就对抗日政权说，你们只要叫他家交20根金条就放人。他的叔叔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一旦开口，当地抗日政权的损失可就大了。这笔钱本该由抗日政权负责，但政权拿不出这么多金条，就叫他家筹集，县政府写借条。金条交给了汉奸，但日本鬼子是不干这种事的，他的叔叔还是被杀掉了。近几年，陶斌的父亲从报纸上看到，红军长征时向老乡借粮打借条，现在有的得到了补偿，于是也将当年抗日政权的借条找出来，向政府要补偿。当然没有要到，陶斌就开始上访，一直上访到国家民政部，民政部有一个20多岁的工作人员，说他想钱想疯了，将他臭骂了一顿，他也朝那人拍桌子，结果被关了起来，打电话到黄海市政府，黄海市政府去北京交了2000元“赎金”，将他领了回来，又关了一段时期。他出来后又去北京，这一次带着他的精神病弟弟，来到中央信访局，附近有许多人，都是南腔北调的口音，就有一个人来和他说话，问他是哪里人，他长了一个心眼，不告诉那人，但那人听了他的口音后，去叫来几个江苏口音的人，将他和他的精神病弟弟又押送了回来。这事淮海曾劝过他，告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告政府,新中国建立已经40多年，年轻的一代，哪个还知道烈士是干什么的，叫他把借条收好，等以后国家有了政策再说，陶斌终于放弃了。
不久他又和民政部门闹了起来。他有个奶奶，已近百岁，一次，他父亲在《中国老年报》上看到黄海市板桥区民政局写的一篇文章，说板桥区怎样关爱老人，9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他父亲就叫陶斌去领钱。陶斌去了，但板桥区民政局说没有这回事，陶斌就掏出报纸，民政局解释，他们有这个想法，但区财政局说没钱。两年以后实施了，但不是90岁以上而是百岁以上老人，也不是100元而是50元。陶斌又去领钱，民政局说半年发一次，七月份再来，陶斌问要什么手续，说只带户口簿，别的什么都不要。7月份以后陶斌再去时，却又说要这样手续、那样材料，每跑一趟都要冒出一样新的东西，最后又要公安派出所出证明，老人确实住在陶斌家。公安证明又是那么好出的，派出所说：“我们怎么知道住不住你家？要居委会先出个材料，还有你家所有直系亲属都要写证明材料，闹出家庭纠纷来怎么办？”所有材料办全后，到了民政局，说还要局长批，局长又不容易找到，总不能专为了他的事不开会、不出差吧。终于一切手续都办全了，会计又说没钱，叫以后再来，陶斌憋了一肚子的火气，终于爆发了，拍了会计的桌子，会计说：“你敢闹事，我打110。”陶斌将电话机摔了，闹得其它办公室人都来围观。后来还是淮海叫郑丽找区民政局会计，陶斌才领到了钱。
陶斌进来了，憨憨地笑着，接过顾芳递给他的茶杯，说了声“老同学”。
“‘专业户’，这次又和谁闹啊？”淮海问。
“还是民政局。路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去年中央发过个文，打过仗的退伍军人每年补助300块钱。”
“我知道，补贴对象是退役军人中的‘两参’人员，我也有，行政部门人员在单位发，企业人员由民政局发。不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虽然你叫‘逃兵’，但一天兵也没当过。”
“我老爹不是抗美援朝的吗？但民政局不发，说我老爹是卫生员，没有上过战场，属于‘参战’部队，却不属于‘参战’人员。大院门口还有十几个人，都是到越南打过仗的，有的是文书，有的是通讯员、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也都没发。”
民政部门就这种政策水平，“卫生员不上战场”，卫生员的伤亡率是很高的，天下本来可以无事，都是被这帮家伙逼出来的。“你和大院门口那十几个人说一声，都先回去，我跟市民政局和板桥区领导沟通一下。不要再拦在大门口了。”淮海对陶斌说。
“这个大热天，你以为我们站在门口舒服吗？”陶斌笑憨憨地走了。
这时，又来了几个人，看那架势仿佛是电视剧里黑老大出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秃顶、红脸、挺着大肚皮的中年男人，跟在后面的两人，一个夹着皮包，一个端着茶杯，都躬着腰。夹皮包的人上前一步问淮海：“请问哪位是纪委路主任。”
“我是市纪委路淮海，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淮海说。
“我们是市磷肥厂的，”皮包客说，又躬身朝大肚皮做了个介绍的姿势，“这是我们石总。”
“你们就是磷肥厂的，”淮海说。“大院门口上访的人，就是你们厂的？”
“是的是的，”皮包客说，“全是刁民，给‘您们’添麻烦了。但他们上访跟我们石总没关系。”
“你们厂一共有多少人，怎么这么多刁民。”淮海听了他的话先有三分不高兴，怎么像旧政权时代土豪劣绅的口气。“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企业改制，换一个名称，但工商局就是不给办。”皮包客拿出一份文件递了过来。“听说路主任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就来麻烦您了。”
“盖个章要几个月，‘为企业办实事’，全是空话。”这时大肚皮开口了，冷着脸，一副气煞钟馗的样子。“你打个电话，叫他们给我们办一下。”
大肚皮把手向旁边一伸，端茶杯的人赶紧拧开茶杯盖子，把茶杯递了过去。
“具体什么情况，请你们讲讲。”淮海说。
大肚皮正喝了一口茶，听到淮海的话，被茶呛了一下，把茶杯啪地往桌上一放，气冲冲地说：“说吧，你办不办？给个态度，不办我就去找王书记。”
淮海一愣，怎么还有这么办事的，真横，他把手中正看着的材料往他身边一扔，说：“你找王书记，来这儿干什么？去吧，你去找王书记，王书记在前面三楼，你走错地方了。”
皮包客赶忙站起来打圆场，说：“我们老总不是着急吗？请领导多包涵，帮忙给办一下。”
“我总要了解一下情况吧，不能只听你们说，市委要求急事急办，那也不是这样的。”淮海说。
大肚皮不吭声，脑袋耷拉了下来，肚皮太大，坐在那里都费力，像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
“那是、那是。”皮包客点着头说，给淮海递过一根香烟，又递一根给大肚皮，打着打火机。
“要抽烟到门外去——把情况说说。”
皮包客又把他们企业改制、也就是换个名称说了一遍，并说，市体改委、国资委都批了，就是市工商局不肯办。
“他们为什么不办？”淮海问。
“就是没送好处，还能有什么原因。没有我们纳税人养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去。”大肚皮嘀咕着，眼睛看着别处。
淮海拿起电话，给市工商局负责作风整顿的副书记打电话，简单说了情况，叫他们来人现场将事情办理一下。在等侯的时间，大肚皮畏畏缩缩地打听淮海的情况：“你们纪委的人我熟，马道远书记的舅母娘子在我们厂财务科，监察局江波局长的妹妹和我舅母娘子在一个单位，我舅母娘子你肯定认识，叫窦维维，在市人事局，专门负责涨工资。”
市工商局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副局长许新，原是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都认识，另一个是企业注册科科长。许新冷着脸，不看磷肥厂的人，对淮海说：“有什么事快说，只有10分钟，9点钟我要去参加会议，是叶市长召集的。”
好家伙，一个要找王书记，一个要去参加叶市长的会，全这么唬来唬去的。
“那你先去开会，事情我们下午再议。”淮海对许新说。
“下午就到我们厂来吧，我派车接你们，请二位领导也给我们一个表示的机会。”大肚皮喘着气说。
“是要去看看，但今天不去。”淮海说。
“那这样，厉科长，你去参加会议，给我签个到，把会议材料带回来。”许新对那个科长说，。
淮海把磷肥厂说的情况叙述了一遍，问许新是什么情况，许新说：“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谈谈，我不想当面跟他们吵架，他们会去找王书记。”
“那你们先回去，我了解情况后再跟你们联系。”淮海对大肚皮说。
磷肥厂的人走后，许新对淮海说了他们不给磷肥厂注册的原因。磷肥厂原先是黄海市直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这个大肚皮叫石万银，原是建阳县某镇书记，到磷肥厂当厂长以后，企业出现了亏损，直至严重亏损，厂里的产品销路很好，但销售款收不回来，又以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名义，用两千多万贷款，买了一套淘汰机器，个人从中拿回扣，机器堆在厂里空地上，周围长满半人高的草。企业申请破产，法院不受理，原市长施光耀就将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石万银。但石万银在改制过程中，另外成立了一个万银责任有限公司，将原企业优良资产――土地、房屋、设备、资金都转移过去，而将不良资产都留在原企业，比如债务、国外的淘汰设备等等，银行债务就是5000多万，还有退休职工、下岗职工，这个大包袱也留在原企业，“他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一个企业，又把企业的债务和负担扔给了国家，路主任，你是经济理论专家，只要你认为这样的企业能批准，我马上就批给他们。”许新说。
“这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但问题是，石万银想这么干也不可能呀，这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具体操作的。”淮海说。
“我们哪说哪了，他们都被喂饱啦！听说体改委的江主任还是他们要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当然，这都没有根据，你不要当真。”
许新走后，淮海给市工商银行行长打了个电话，然后对顾芳说：“小顾，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到饭店吃饭，要了一碗面条，面端上来后他没有吃，用面换了一碗饺子。吃完后叫他付钱，他说：饺子是我用面条换来的，叫他付面条钱，他又说我没吃面条为什么要付钱。你觉得这个故事可笑吗？这是个古代笑话，不是真实的，但我们现在有许多企业改制，却是在演绎着这个荒唐的故事：用国家的企业作抵押借国家的钱，再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企业归个人，用这种方式实现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个创举。我已和市工商银行联系过了，你下午去了解一下市磷肥厂的贷款情况。”
中午下班时，上访工人和警察还在大院门口，但人已经少了很多，中间清出了一条路，让小车进出。淮海走到门口时，又想到了石万银那隆起的大肚皮。
顾芳调查的情况，磷肥厂的银行债务不是5000万，而是6500万；就是说，石万银从国家银行得到了6500万资金，用这笔资金建立一个企业，却让原来的企业承担债务。淮海给市体改委企业产权改革科科长韦国民打电话，韦国民接到电话说：“路主任吗？真巧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有人请我约你今天晚上聚聚，就是吃个饭，洗把澡，娱乐娱乐。”
“先不谈这事，”淮海说。“市磷肥厂改制的情况，你清楚吗？”
“清楚，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有时间吗，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把磷肥厂改制的有关材料也带过来。”
不多一会，韦国民来了。“什么事？”他有些紧张。
“大院门口磷肥厂工人集体上访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上访的原因你知道吗？”
“知道。但是，路主任，企业改制是中央的政策，你是搞经济理论的，改革嘛，肯定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
“你的意思是我不懂经济政策？”淮海不高兴地说。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员，他们那点经济理论水平，他从来就没放在眼里。“那我就告诉你，还在198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就是谈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改革的问题，观点是建立股份制企业，除极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其它企业均由私人资本控股。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进行的企业改制还是试验性阶段，将来力度会越来越大，现在只是亏损企业、破产企业改制，将来盈利企业也要改制，这样才能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再过五、六年就可以得到验证，我们都能看到。我的话你明白吗？我不是不懂经济政策，更不是反对企业改制政策，我是不赞成你们搞的这种改制。我再把话扯得远一点，当年我们搞土改，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但也给地主、富农留了地，因为他们也要吃饭，对城市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而不是‘剥夺’，直到文G时期还给他们付利息。这是推翻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尚且如此，而你们搞的企业改制，却将企业工人剥夺得干干净净，难道也是中央的政策？不错，改革是经济利益的调整，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你所说的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你们将企业卖给个人，其实是送给个人，而工人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等问题，都考虑到了吗。这里面有没有腐败问题另外再说，就市磷肥厂的改制而言，是不成功的。”
一番话说得韦国民哑口无言。
“市磷肥厂原有资产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事由国资委负责。”
“一个1000多人的企业，资产只有2000万，这份评估报告，是你们指定机构评估的，还是石万银请机构喝酒洗澡后评估的？这个万达资产评估中心又是什么性质？”
“这也是国资委负责的。”
“石万银用2000万贷款买了一个资产远超过2000万的企业，又将企业的优良资产分离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公司，让原先的空壳企业承担银行债务和人员负担，你说这是什么问题？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在改制文件上签的可是你的大名。”淮海指着市磷肥厂的改制文件说。
“路主任，我也就是看看材料，我们江主任叫我签，我还能不签？”
“吉小楼是什么人？”
“国资委企业改革和资产重组科科员。”韦国民说。
“什么？”淮海感到惊讶。“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科员就可以签字、盖章，国资委主任难道不知道？”
“路主任，吃吃喝喝、收点礼物这些事我不瞒你，但我绝对没有收过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接受过色情服务，请我们洗澡，他们都上二楼，我不……”
“他们是谁？”淮海问。
“反正不是主任就是科长，现在都这么叫，我也不认识。”
“我的意见，市磷肥厂的改制要推倒重来，你向你们领导汇报，如果你们领导不同意，我就向王书记、叶市长汇报。”
“路主任，我给你透露个消息，石万银是组织部曹部长的人，曹部长在建阳县当乡镇书记时，他是乡镇民政助理。去年他参选副县长落选，曹部长把他调到市磷肥厂，把厂卖给他也是曹部长的意思。”韦国民说。
“他还有个舅母娘子叫窦维维，他没告诉你们吗？他调到磷肥厂和磷肥厂改制时，曹部长还在台城当书记。就算他是曹部长的人，磷肥厂700多下岗工人，300多退休人员，事情闹大了，曹部长会承担责任吗？到时谁承担责任你应该清楚。”
韦国民惶惶地走了。
“路老师，你给他上了一课，换了别人还说不过他呢。”顾芳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她说。
“他想用曹部长来压我。小顾，你一到机关就和我在一起工作，我可能给你放了不好的榜样，你回单位后，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原则性太强会树敌的，领导也不喜欢，因为给他们得罪人了。”淮海说。“现在我到国资委去，如果钱书记来问磷肥厂的事，你就说不知道，也不要告诉他我去了国资委。”
淮海到市国资委，找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兼纪检组长周荣，周荣将重组科蒋科长找来，蒋科长看了材料上的签字后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把老艾喊来问问？”副科长艾士海来了，也说不知道。难道是吉小楼擅自签字的。周书记又把吉小楼叫来，吉小楼说，是国资委副主任肖琴叫他办的，因为是委领导交办的事，他就没有请示两位科长。吉小楼走后，淮海对周书记说：“吉小楼有没有问题，交给你处理，肖琴的问题我回去向领导汇报。磷肥厂改制的事，建议重新评估，公开竞标。”
一天，孟心洁来到整风办，见淮海和顾芳对面坐着在谈话，笑着说：“我说淮海怎么不回来，原来天天有这么漂亮的姑娘陪着。”
顾芳被说得满脸通红。
孟心洁又说：“我和你开玩笑的，再漂亮的姑娘也没用，淮海眼里只有花枝小姐一个人。”
孟心洁告诉淮海，她调到市卫生局去当副书记兼纪检组长，她已向领导推荐淮海当二室副主任，叫淮海主动找领导谈谈，不然领导会认为他没想法。她叫淮海尽快回单位去，抽在外面会影响进步，工作干得再多领导也看不见。最后她说：“你有文化，有能力，敢做事，但太高调会招人忌妒，刚才我到机关党委转组织关系，还有人说你摆不正位置，手伸得太长，连企业改制的事都管。现在谁干事谁有错，不干事就没错，你是个聪明人，干事不容易，不干事还不容易吗？”
“领导让我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从中发现案件线索。”淮海说。“亿万国有资产流失，我知道了不管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他们享受那么高的待遇，却什么工作也不干，这些官混子还有资格对我说三道四！”
孟心洁走后，顾芳问淮海：“这个人还是你的领导？”
“她1986年就到市纪委，资历比我老。她文化不高，但工作能力还可以，不是个花瓶，领导对她很重用，副主任到卫生局当副书记，这还不多。也能廉洁自律，特别是没有绯闻，现在没绯闻的女干部可不多。枳生淮北，离开纪委后会不会变，就很难说了。她的先生也在一院，是个‘小刀手’，副主任医师，她现在到了卫生局，丈夫以后可能要重用了。”
顾芳拿起淮海的杯子，去给他倒茶，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紫色花缎子旗袍，更显得美丽动人，淮海从身后看着她，仿佛有一股电流从脚底流遍了全身。每天和这样一个年轻、貌美而又情投意合的女性在一起工作，的确很愉快。顾芳把茶杯放在淮海办公桌上，又在他对面坐下，说：“路老师，我看你能当市长，每天处理这么多事。”
“凭我的社会关系，现在当县长是不成问题的。”淮海说。“但我对自己道德要求太高，这成了我事业发展的桎梏。社会需要道德，但道德对于个人只有伤害，守着道德，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水至清则无鱼’，反之，放弃道德，就能得到很多东西，道德和名利的得失关系就是如此。追逐名利是人的本能，因此任何时代能守住道德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不是伪君子就是真小人。现在机关干部，为了当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人甚至去巴结领导的老婆。我看这样官不当也罢。”
这时又进来一个人，却是个和尚，进门对淮海合掌低首道：“阿弥陀佛，我要举报。”
淮海觉得很滑稽，和尚也来凑热闹。“你们是六根清净之人，难道还有不平之事吗？”
“我们六根不净的人多了。”和尚说。
“你们的事应该去找释迦牟尼，世俗不管出家之事。”
“哪个十假魔尼？”
“就是佛祖，你连佛祖都不知道？”
“我们的佛祖是如来佛，怎么是十假魔尼？如来佛在西天，那么远我去不了。”
“你是游方和尚还是庙里的和尚？游方和尚可以化缘走着去，庙里的和尚可以向住持要钱乘飞机去，就像腾云驾雾一样，很快就到了。”
“我是莲花寺的和尚，我要举报的就是我们住持，他是个假和尚。”
被和尚举报的这个莲花寺住持叫智源法师，在黄海也算是名人，据说是镇江焦山定慧寺著名僧人茗山法师的关门弟子，常挂着大佛珠，乘着小轿车，出入市政府。有一次淮海陪省纪委人员到寺庙参观，小和尚们都在做法事，他躺在一张竹榻上喝茶，很干净的禅房里排着线装佛经，淮海取下一部，全是没有标点过的文言文，一句也看不懂，听说他没有上过学，能看懂这些书，慧根真不浅。他听说他们是纪委干部，从榻上爬起来，说：“我要举报。”问他举报什么，他说，海阳县的菩提庙里全是假和尚。当时省纪委的领导回答他，“你可以到宗教局去举报”。今天他也被自己庙里的和尚举报是假和尚。
“好，那你说说，什么叫假和尚，什么叫真和尚？”淮海来了兴趣。
“他不懂佛经，字都不识一个，从来没给我们讲过经，也不打坐。”
“懂不懂佛经不要紧，只要心里有佛就行，鲁智深就不懂佛经，也不打坐，还喝酒、吃狗肉，最后不是成佛了？我听说你们和尚喜欢吃油焖大虾，烧虾时虾在锅里蹦，你们合掌对虾说：‘善哉善哉，菩萨保佑，再忍一会，等烧红就不疼了。’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油焖大虾。”和尚喉结动了一下，咽下一口口水。“不过我们住持可不仅仅是喝酒吃肉，这个老秃驴，心里没有佛，只有女人，他勾引居士的老婆，居士带人到庙里把他禅房的门都打破了。他还嫖G不给钱，G女不肯布施，把他的佛珠扣下了，第二天G女拿着佛珠找到庙里来讨债。”
淮海听了哈哈大笑，和尚也会骂秃驴。他说：“古人早就说过：‘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有4种称呼，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字叫僧，两个字叫和尚，三个字叫鬼乐官，你们放熖口是给阴间的鬼看的，就相当于阳间的看戏，听音乐会，四个字叫色中饿鬼，古时有妇女不孕，就到庙里拜观音求子，有求必应，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灵验吗？庙里有暗室，和尚叫妇女在暗室里拜观音，就怀了小和尚。这些事属警察管，你到那里去举报。”
“警察罚过款了，但不能这么便宜他，要把他的住持和政协常委下掉。政协常委相当于正处级干部，这不是归你们市政府管吗？”
唷!和尚懂得还挺多。
“那你去找宗教局，宗教局是代佛祖管理你们的。”
“你就别说宗教局了，全收了他好处，不然他能那样？”
“是吗？”宗教局还有好处？宗教局可是和党史办、科协、体育局、老干部局一类单位一样，是公认的清水衙门。“你说说看，他给宗教局送过什么好处？”
“多了，四时八节都送礼。宗教局把一辆小车卖给了庙里，但还借给宗教局使用，庙里还倒贴汽油钱。”
顾芳在一旁笑得捂住嘴。
“那你还可以去找统战部，统战部相当于佛，宗教局相当于菩萨，政协常委是统战部给他的。”
和尚走后，顾芳还在笑，淮海说：“逗逗他，难得和和尚打交道。”
“路老师，你和和尚的谈话真有趣。我先生也喜欢读书，但讲话一点意思都没有，是个书呆子。”顾芳说。
“书呆子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不那么清高了。现在和尚都这么乌烟瘴气，你先生工作的环境可是个大染缸。”
“他这一点还好，不和医药代表接触，不收病人红包。”
“小顾，说真心话，我很替你的先生担心。我并不是关心他，而是担心他一旦出了问题，会毁掉你的家庭。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可以建议领导，将他树为‘德艺双馨，廉洁行医’的典型，进一步约束住他，我市医疗行业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典型。”
就在作风整顿进入验收阶段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市农科院来人反映，在他们办公楼对面，有一家出售音像制品的商店，每天从早到晚放音乐，吵得他们无法办公。
“大街上放音乐该哪个部门管，我也不知道，”淮海对农科院的人说。“这样，你们属科教文卫口，整风工作由宣传部负责，你去宣传部找意识形态科的曹流，这事应该不难解决。”
“不瞒路主任，”农科院来人说，“我们从整风一开始就反映此事，各个部门推来推去，谁也不管，只好来请路主任。
“你们都找过哪些部门？”淮海问。
“我们最先是找政府办，政府办说，放音乐归广播电视局管。我们找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局说，我们只管电视广播上的音乐，大街上的音乐我们不管。我们想，不管应该哪个部门管，反正都应该属宣传口，我们就去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叫我们找文明办，文明办说，大街上高声放音乐的确不文明，但这是在中国，我们到外国考察过，外国凡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精神文明素质就这样，你们听习惯了以后不听恐怕还难过呢？我们又去找城管局，城管局问，他们音箱是放在店里还是店外，我们说店外，他们去人将音箱放到了店内，说店内的事就归文化局管了。我们又去找文化局，城管局说音像店最怕文化局，文化局的人到他们店里拿碟片都不给钱，但文化局说，他们只管是不是盗版，看是不是不健康的东西，如果播放的是色情、暴力的东西，他们才管，叫我们去找工商局。我们到市工商局，市工商局说这不是违法经营，可以去找店铺的房东。这个音像店原先是市物资局的办公楼，物资局说他们又没有拖欠房租，我们也管不了，这事应该找环保局。我们又去找环保局，环保局叫找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站就在这个音像店的隔壁，也被他们吵得不能办公——环境监测站说他们只管监测，不管执法，执法权归公安。我们找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又说归环保管。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我们想，等作风整顿结束，就更没人管了，只好来请路主任。”
淮海数了数，就这么一件事，跑了11个单位，4个月时间，也没有解决。他打电话到市环保局，市环保局的局长是个党外人士，不敢怠慢，立即带着环境监测站站长和文件来了，说：“这是国务院的文件，我们只管监测，公安管执法。”
淮海又打电话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这事去找环保。”治安支队副支队长说。
淮海听声音知道是他的同连的战友李二，李二没听出是他的声音。
“环保局长现在就在我这里，你听我给你念念国务院文件……”淮海说。
“那你去找黄海区公安局治安大队，那儿属他们管辖。”李二又说。
这家伙，工作推来推去，就是抓赌抓嫖来劲，一次，淮海到治安支队排查案件线索，他兴致浓厚地大谈抓嫖的事：“电灯一拉，到处乱跑，全是光屁股。”
淮海要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推来推去的，就又给黄海区公安局治安大队打电话，区治安大队叫他找辖地派出所，他给辖地派出所打电话，又叫他去找区局治安股。淮海不再和他们扯皮，接通了市公安局负责机关作风整顿的党委副书记，还是副书记讲政治，当即表态，马上就办。
十几分钟后，打来电话，说问题解决了。淮海叫农科院的人打电话回去问问，果然音乐声停止了。
淮海问钱万仁:“市公安局这样能验收合格吗？”
钱万仁说：“就皆大欢喜吧。”
整风活动即将结束时，天天都有单位请整风办的人吃饭，名曰“庆祝整风活动圆满成功”。淮海准备发一个通知制止，钱万仁说：“就让他们去吧，这几个月也把大家都憋坏了。”
结束的前一天，顾芳拿着一个本子对淮海说：“路老师，你现在还写诗吗？”
“写啊。”
“把你的诗给我一首吧。”她把本子放到淮海面前。
“那不行，那是我写给自己看的。我爱人都看不到。”淮海说。
“我知道你是写给谁看的。我只是想你能给我写一首，留个纪念。”
“好吧，我给你写一首小诗。”
他在本子上写道：
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时常见面，
也难以留在心中；
有的一个眼神，
便醉里梦里，
终生难忘。
人的情感空间，
不是容纳百川的大海，
但那小小的港湾，
也有汹涌的波澜。
晚上整风办人员聚餐。喝酒的时候有女同志在座，大家是最起劲的，说着荤话，妙语如珠，频频劝顾芳喝酒，顾芳只喝饮料。钱万仁说：“小顾啊，你不和我们喝，也不和路老师喝吗？”
顾芳喝掉杯里的饮料，倒满一杯酒，对淮海说：“路老师，我敬你。”
“都少喝一点，意思意思。”淮海端起酒杯。
“不行不行，碰一下，喝干。”众人开始起哄。
顾芳一口把酒喝干。
“这不是会喝吗，来来来，再倒满。”有人立即又给她倒满。
“喝个双杯。”
“喝个交杯。”
“小顾，和路老师再意思意思。”
“你们这些人真不厚道，就想看人喝醉。”淮海说。
“一醉方休。”
“醉入梦乡。”
“酒逢知己千杯少。”
“酒不醉人人自醉。”
淮海拿过顾芳的酒杯，把酒倒进钱万仁的杯子里，给她倒了一杯饮料。
“路主任怂了。”
“此时不醉，更待何时？”
“护花使者。”
“怜香惜玉。”
“小顾啊，这几个月跟路老师在一起，有什么体会吗？”钱万仁问。
“在学校时路老师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我向他学到了很多东西。”顾芳已有了醉意。
“学了什么，能不能和我们分享分享？”
“‘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这是他对我的要求，也是我对他的评价。”顾芳说。
“就这些吗？还有别的不能告诉我们吗？”
“是啊是啊，说说吧，酒后吐真言。”又开始起哄。
“要想会，先跟师父‘醉’。”宣传部的曹流说。
“曹科长把最关键的一个字改了，”市人大的焦大庆说得口角直冒白沫，“顾小姐，你知道是哪个字吗？”
“‘焦大’越说越不上道了，当心再给你塞一嘴马粪。”淮海说。
“我知道你们想听什么，但是，各位领导，”顾芳脸红红的，“我没有你们想听的东西可说。”
“看这样小顾至少还能喝半斤。”
“好了，酒喝得差不多了，玩笑也开得差不多了，我再说几句。”钱万仁说。“机关作风整顿已经胜利结束，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领导叫我负责办公室工作，我没做多少事，都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小顾同志，工作积极负责，每天提早上班，推迟下班，小顾，路主任常表扬你，领导叫我们评比一个先进，我看就给小顾同志，大家都没意见吧。明天就要回单位工作，各位以后在上班的时候，不要忘记经常打个电话，4个月时间虽短，但友谊长存，多保持联系。最后我们大家干一杯。路主任，把酒斟满，小顾，你就喝饮料。”
钱万仁是这次机关作风整顿的最大赢家。淮海解决了市磷肥厂的问题以后，他在探明市主要领导的态度后，第一时间去向领导汇报，得到领导的赏识，由副转正，当了市城管局局长。
“你怎么样，用车送你回家吧。”大家放下酒杯后，钱万仁问顾芳。
“不用，我先生来接我。”顾芳说。
大家都离开了饭店，淮海去卫生间洗手，他想拖延些时间，免得碰到顾芳的先生尴尬。他走出饭店后，见顾芳站在路边，他走到她跟前时问：“你先生还没来吗？”
“我先生不来。”顾芳说。
淮海和她一起往西走去。白天的暑热已经散去，空气清新，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路灯朦胧。走到竹林饭店门口时，淮海要转弯向南了，停住和顾芳告别，顾芳说：“路老师，再和我一起走走好吗？”这时，从竹林饭店里走出来几个人，淮海吓了一跳，为首的是曾书记，已经无法回避，他主动迎上去和曾书记打招呼。曾书记笑逐颜开地看着他们，然后对顾芳说：“好好，晚上出来走走。你爸爸身体好吗？”顾芳被他问得不知所措。
“他怎么会问起我爸爸？”曾书记走后，顾芳问淮海。
“他弄错人了。”淮海笑着说。“他也没想，我都40岁出头了，哪里会有20多岁的‘夫人’？”
为了避免再遇到熟人，特别是遇到顾芳的先生，淮海领着顾芳走进了一条小巷，小巷狭窄、幽暗，民居的窗户里映着朦胧的光，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条狗，顾芳吓得抱住淮海。
“我们还是从街上走吧，让你害怕了。”淮海说。
“和你在一起我不怕。”顾芳说。“如果和我的先生我不敢，他也不敢。”
“我上初中时，和女朋友晚上逛马路，”淮海说，“那时街上有很多流氓团伙，一次在登瀛桥东边的八卦巷附近，碰上3个流氓，流氓叫我把女朋友留下，叫我滚蛋，我三拳两脚把他们打倒，对他们说：‘知道路大海是谁吗？’吓得他们只求饶。我曾把他们团伙头子的胳膊拧断，街上的流氓听到我的名字就害怕。现在老了，不过对付三、二个小流氓还不成问题。”
“路老师，我就想听你讲过去的事，可以写一部小说。”
“我如果写小说，就让你做女主角，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但轮不到我，我遇见你太——晚了。”
顾芳一直抱着淮海的胳膊，两人穿过一条条无人的巷子，来到她家附近的那个商场门口。顾芳还不回家，淮海说：“回去吧，再被你先生碰见不好。
“我先生不在家，出国了，女儿也在妈妈家。”顾芳指着家属区最前面的一栋楼说：“那个阳台亮着灯光的就是我家。路老师，到我家去吧。”
“不去了，晚上不方便，你家里又没别的人。”
他不知道，到了她家，在那种环境里，面对这样一个有心委身于他的美貌女子，他的道德堤坝，还能不能挡住情感波涛的冲击。当年，他在晚上踏着楼道昏暗的灯光、心怦怦跳着走进曙光的宿舍，曙光的感情债他已无法偿还，不能再欠新的感情债，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路老师，我一到机关就遇到你，这4个月是我最快乐的日子，要是能永远和你在一起工作多好，可是明天我们就见不到面了。”顾芳依恋地说。
“你在南大院，我在北大院，只隔着一条路，我们还会见面的。小顾，毕业已经八年，你还没忘记我，我很感激，我也没忘记你。古人曾无奈地说：‘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也藏在心里吧。这里会有人认识你，我们换个地方。”
他们在北边的公园里一直谈到夜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