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乞颜若风
致我们的青葱岁月和青葱岁月的恋人！
——题记
02
王朔还是谁谁说过，女孩分阳光型、月光型和狐狸脸的。我总被阳光型女孩打动，被月光型女孩吸引，我喜欢狐狸脸的女孩，乃至狐狸脸的小动物和绒毛玩具。小树说，这充分说明我还是小屁孩一枚。同时也说明，我有花心的潜质。
那些晓雨初霁、晨雾氤氲的早上，我穿过医学院附院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透进的朝阳把我的身影在地板上拉得老长老长，呈现一幅小脑袋长身子的滑稽模样。
这是一幢有百年历史的中西合璧的灰色建筑，走廊里有许多白色狭长的窗户，窗外爬满绿色的爬山虎，远远望去，就像一座绿色城堡。有一些挂着露珠的嫩绿枝桠一直伸到了窗户边，在失去了支撑后互为依托，屈曲蟠扎，蜿蜒向上攀援、延展，宣示着生命于细微处显示出的生机与力量。
空气中飘散着玫瑰花的甜香和淡淡来苏水的气息，窗外隐约传来管风琴和唱诗班的声音……
于是我望见了伫立诊室门旁的金川与冬，一对儿白衣白帽穿戴得一丝不苟、戴着跟她们的脸型不太相称的大口罩的小可人儿。极具漫画效果的是，冬并不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付极富幽默感的黑边园眼镜，胳膊肘还挟着一本大厚书，想来是以备不时之需的教科书吧。
我与金川对视的那一瞬，从她目光中读出月光的气息，她的白皙的脸庞，也如月光般皎洁。我瞬间有了按捺不住的怦然心动。这于我20岁的人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不能确定这是记忆的中的真实，还是境由心生。故地重游，医学院附院早已更名为医科大学第一附院，在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的旁边，矗立起了巍峨的门诊大楼、第一住院大楼、第二住院大楼、第三住院大楼以及将这些建筑联成一体的配楼。相形之下，掩映在绿树浓荫中的百年古建筑更像一座绿色的古堡。那里现在是专门为VIP病员服务的金卡医院，与那些现代化楼群中病员如过江之鲫的景象恰成对比的是，这里显得人迹寥落，有些出乎意料的安静和冷清。
一位校警礼貌地示意我此处不能停车且不能调头逆行，只能顺着绕一个大圈子从排行长度超过百米的入口处将车停到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去。以前这里是可以将车停到急诊科前面的小广场里的。不过这样正好，我刚好可以经过那座同样爬满青藤的哥特式教堂。然后隔着车窗我隐约听到了“……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饱受煎熬的国王谱写下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如当年一样。
我对医院的敬畏与神往，一半出自本能，一半来自后天。医院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始发站，也是我们步入生命终点前的最后一个小憩驿站。医生、护士是我们迷瞪着一双茫然的婴儿眼见到的第一拨人，也是我们眯缝着一双浑浊的老花眼见到的最后一拨人。我敬畏。
五十多年前，我的小叔循着他哥哥，也就是我家老爷子的足迹，来到这座被自己的哥哥和他的战友们解放了的城市，考入了这所闻名遐迩的医学院，一直念到医学博士，后来留校成为解剖学教授，并收获了玫瑰花一样的爱情。我的婶婶来自吴越，长相像极了著名电影演员谢芳，而且愈老愈像。她也是这所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教授，我国著名的传染儿科专家。她的成就比自己的老公还要大。他俩无论在事业方面，还是在爱情方面，都曾经是我的楷模和榜样。尤其步入晚年，两人形影不离，每天傍晚时分，相偎相携地走在医学院的林荫道上，走过荷塘畔那座著名的钟楼......从春走到夏，从秋走到冬。理想的事业与爱情，或者说爱情与事业的完美结合，当如我的小叔与婶婶。所以我神往。
一半敬畏，一半神往，医院在我心中于是有了圣地的属性，医生护士头上也有了神的光环。不定是女神，就是可以主宰我们命运的神。尽管我的教养告诉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谁知道呢？正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不会有脱离肉体的灵魂，灵魂脱离肉体后又将飘向何方一样。
一百多年前，五个西方教会在这里联合创办了私立协合大学，成为这所医学院的前身。老外带来神的同时带来了医学，还是带来医学的同时引来了神，反正都差不多。神以悲悯之心拯救我等，医生护士以其精湛的医术施救之。这或者正是当年的设计者将教堂安排在门诊大楼旁边的初衷吧。
小叔和婶婶一般不咋来我家，身为教授的他们不习惯也不喜欢森严的门禁，而且婶婶以为消毒措施严格的医院和她家以外，基本就是一个细菌和病毒的世界。
老爷子也不常去他们那里。每次妈妈带我去他们家，总是在我们还没走出多远的时候，婶婶就用吴侬软语指导从老家带来的保姆拆洗并消毒全部可以拆洗的家什，从沙发套到枕套、床单、被套和窗帘。“你说这关枕套、床单、被套和窗帘什么事儿？我们又没睡他们的床，坐他们的窗帘。”妈妈对此常有微辞。我则习惯成自然，一直以为婶婶并无排斥亲戚的意思，她不过是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希望拒细菌病毒于千里之外罢了。就像我家老爷子，当年打得敌人都屁滚尿流了，还要将穷寇追到海的那边一样。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第七舰队悍然入侵我台湾海峡，老爷子他们一定还会一鼓作气追到海的那边去。
老爷子对我的大学分配结果相当满意。他一直不支持我跟他的弟弟和弟妹一样学医，说最受不了他们不准吸烟和整天装模作样的消毒。打了半辈子仗的老爷子说：“现在和平了，不用枪了，用笔。我们不行，文化太低。得你们上。”于是我在伟大首都呆了小半年儿，自认为树立了不怕高官、不畏权贵的意识后又回到了老爷子身边，但我一如既往地怕我家老爷子。倒不是怕他官大，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的确太过高大，这个省的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他当年挂着望远镜、挎着毛瑟枪，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搭乘威利斯吉普车随大军入城的照片。在他伟岸的身影下，我总觉得自己渺小。
我也怕同我办公室的两位老前辈，他们一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写出过轰动世界的报道，不担任行政职务都享受高干待遇；一个五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五八年第一批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又被认定为极右，大半辈子吃尽了苦头，所以他看人看事常常都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本地报纸为他辟有专栏，他时常在那里写一些针砭时弊的小言论，对我偶尔写的那些充斥着学生腔的文字往往不屑一顾。他俩可不正好一个高官，一个权威么。
我不知道，假如命运之神眷顾，有朝一日我偕我的月光女神直面老爷子时，会不会令他想起让他犯怵的来苏水的味道。
我承认我想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