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三伯，子键充满一种矛盾的情感。无疑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他的优秀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一个人的优秀能够同时得到两种截然相左的体制的认可，那只能说这个人本身是优秀的。三伯跟大姑父一样有着堂堂的仪表、器宇轩昂的神态，尽管当时他们一个人已经身为少将，一个人则仅仅是曾经的友军，后来的敌军的一个师的政治部参谋。子键承认，从家族相册的老照片上看，三伯有更明朗的目光。这目光让人深信，他对自己所投身的事业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相对于大姑父所接受和认可的与岳飞的“精忠报国”一脉相承的理念，三伯接受了那个时代更为先进的理论体系的滋润，这个理论发轫于德国，成功实践于一战末期的俄国并正在中国的陕北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那里所展现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建国理念、社会生态、官民关系不仅让年青的中国知识分子神往，而且那种近乎殉道者的热情也一度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称赞和追捧。许多年后，当子键在同样一所大学、同样一间图书馆、甚至同样一张课桌上，以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姿态，系统地追溯这个理论体系时，他不能不叹服其逻辑的致密、严谨和无懈可击，他甚至能从那些厚厚的典籍中读出数学和逻辑的美。由此他更能深切体察当年这个理论和它指导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将在三伯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他甚至可以肯定，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三伯没有马上打点行装投入延安的怀抱，完全因为他在省城有更加重要和紧迫的工作，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立刻投身光明、去到自己人身边的热望。

 但同时，子键也对三伯的人生抱有隐隐的担忧，这种隐忧不是缘于别的，恰好因为他的优秀。还有就是他时刻溢于言表，力透纸背的慷慨激昂。中国自古不缺慷慨悲歌之士，但三伯投身的事业不仅需要小布尔乔亚的热情。或者说，它甚至是排斥这种很容易便流于肤浅热情的。它需要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的坚毅、执著、包容、隐忍或者说放下一切，摈弃小我、无怨无悔“跟着走”的精神。这时，你会发现，你身边的许多人或者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如你，他们或者目不识丁，不仅大道理甚至小道理都讲不顺溜；或者压根儿就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没有经过长期的教养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在人格上也不能说是健全的，他们喜欢爆粗口、喜欢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或者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仅仅刚由扫盲班结业，但他们看不惯满腹经纶的人，要么认为这些知识本来就是问题的根源，要么觉得那些纸上谈兵的东西都是没啥用的垃圾；他们也许更多地强调自发而忽视自觉，要么觉得经验比书本上的夸夸其谈来得更重要。他们中有的或者知道指导自己的理论来自一位哲学博士，而它的践行者本生也是一位饱读诗书、文采飞扬的知识分子，但认为那属于大人物的素质，小人物无须具备，只要“跟着走”；有的则完全认为读书太多的人，总是犹豫质疑，在“跟着走”的时候，老爱问个为什么，压根儿就靠不住。而所有这一切，跟三伯的秉性不说是冲突的，至少是矛盾的。

 但三伯仍然在父亲离家不久或者是父亲离家的同时投笔从戎，加入了正在组建的人民空军。以他的资历和学识，他没有父亲般地从普通一兵做起，而是直接出任了师政治部参谋兼理论教员。并很快与政治部组织处的一位资格更老、文化不高、对理论教育有着自己理解的干事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了碰撞和摩擦。子键想，这本来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无须启动当下流行的危机公关程序，仅用革命队伍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流程即可轻松解决。孰知双方各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才是真理的化身，及至矛盾升级到需要首长出面调停。这个事件对工作的直接影响不大，首长一句话，双方都有道理，都为革命工作，连各打五十大板都不需要。但事件的而间接影响不可忽视，因为在领导机关里出现这种明显的不和谐小而言之不利于统一意志，达成战略的战术的目的，大而言之，它对整体的气氛是一种毒化，特别大敌当前，最后的胜利还没有到来，一个新的军种还处在草创初期，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个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不久以后，闹矛盾的双方被调出空军机关，分配陆军部队，并很快双双随部队开赴新疆追歼残敌，随后又随部队整建制转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三伯以及后来的三伯一家从此在新疆扎下了根儿。

当三伯业已淡忘自己生涯中的这个小插曲的时候，因为三伯而改变了命运的组织干事开始不依不饶。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和既往掌握的档案资料，就三伯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和家庭出身问题不断向组织提出质疑。原来当年在大学，作为身份的掩护，三伯跟一批进步同学在组织的安排下加入了三青团，并因为自己一如既往的优秀当选了区队长。问题在于，安排他们的这位后来被捕并死于狱中，单线联系断了线，三伯又远在新疆，无力自证自己的历史，一时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组织干事坚持，如果只是一般地加入过三青团，尚属认识问题，但三青团区队长，按当时的政策应该按照敌伪县团级对待。这是很要命的问题。再后来，更严峻的局面出现了，整个这个区域活着的地下党都被认定为叛徒和特务。也就是说，三伯能自证也好，不能自证也好，他事实上已经陷入了一个逻辑和现实的困境。好在组织上并未草率对待这位看上去一身正气、事实上也是一身正气的进步青年，并未做出进一步的处理。但三伯就此走上了背运，开始时由师下团，由团下连，随后在连队担任了专职的饲养员，喂猪、牧猪，整天跟他的猪只们对着茫茫戈壁滩吟唱边塞曲。但即使这样，三伯任然跟自己的亲人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字里行间，仍然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感觉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子键想，这也是历史。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大概描述的就是这种境况吧。不过，子键发现，父亲对自己三哥的崇拜、敬重，或者说，整个自己的父辈对三伯的崇拜、敬重那都是发自肺腑的。每有边塞家书传来，父亲都高声对妈妈、妹妹子君和自己朗读，有时候还让自己朗读，弄得跟读圣经似的。而自己每每也很快因为这些家书的内容和抑扬顿挫的言辞而感到振奋起来，不管自己对其观点是否真的完全认同。一个人做人能做到三伯这样，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子健常想。

 在三伯于1949年初投笔从戎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对他的人生产生深刻而长远影响的事情。三伯壮怀激烈离开了校园，他的追随者和恋人，就是之前子键父亲在密室见过的那位宛如洋画上的可人的女孩留下继续完成学业。她连地下党外围组织都没有参加过，一心只是追随自己的恋人。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三伯没有带走，恋人留下作为了念想，因为这本书带有三伯的体温，她正是经由这本书得到了关于三伯投身的事业的启蒙。姑娘叫王新初，爸爸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名字。恋人走了，姑娘用粉红的卡纸精心地给那本书做了个封套，书不离身，上上下下都带着，对可能的危险浑然不觉。一次在去裁缝店量衣服时，不小心遗失了书。姑娘是裁缝的老主顾，而裁缝是当局的线人。裁缝拾到书，本想立刻送还姑娘，出于好奇，悄悄翻看那本画满圈圈道道的书，马上发现原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儿饼。书最终没有送还姑娘，而是摆到了警备司令部的桌子上。王新初姑娘立即被捕，未经审判，即于当年4月底一个淫雨霏霏的早上跟一批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公开处决在省城郊外一个小溪边的刑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批地下党和那些个革命志士甚至是被活埋的。

 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人民解放军已经向着自己的家乡高歌猛进，黎明前的黑暗就要过去，而就在此时，自己心爱的恋人却以这样的方式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面，对三伯来说，这是何等哀恸的事情！子键父亲对自己的三哥隐瞒了这个消息，直到很多年以后。身处逆境的三伯在苦苦找寻、等待自己在战火中“失踪”的恋人10多年无果后，才在新疆与当年爷爷指定的那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结婚。而那位未婚妻竟然因为当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老家苦苦等候了他10多年。他们结婚时也是门当户对的，俩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正好在茫茫戈壁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好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直至一生，直至他们的子女。

 省城后来在王新初等烈士就义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无字纪念碑，一只红砂石雕塑的戴镣铐的手从花坛里伸出，高高指向天穹，烈士们在无言地诉说，似在控诉一个黑暗的时代，也像在为新中国呐喊、助威。在子键的学生时代，每年学校都要在清明节，组织少先队员来此凭吊，每当伫立在这支大手前，子键总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泪水也会情不自禁涌出眼眶。为王新初烈士，为三伯，为他们所代表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