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一个年轻的房客死于一栋简陋公寓的房里，这个房间由老旧但坚固的锁和门闩所封闭，那房客的喉咙被深深割开，死者没有挣扎的痕迹，现场的窗子从内锁住，凶器却凭空消失！ 

第一章

　　在一个难忘的12月初的早晨，刚睁开眼睛的伦敦城迎来的是寒冷的浓雾。

　　在有些早晨，雾之王会把他的碳原子在城内聚集成一支支密集的连队，而在郊区则稀稀拉拉地散布几支，从而使早上的火车把你从黎明带向黑暗。

　　但今天敌方的策略更为单调。从弓区到海莫史密斯被拉了一道阴沉而讨厌的雾障，就像一个贫穷的自杀者刚死亡的时候，他的鬼魂显形一样。晴雨表和温度计们悲怜地分担了这种阴郁，他们的情绪（如果他们有的话）低落。寒冷像多刃的刀那样割人。

　　住在弓区格罗弗街11号的达顿普太太是伦敦少数几个不受大雾影响的人之一。

　　她同平常一样干着她的活。她是最早发现敌人来临的人之一，当她卷起房里的窗帘看到冬日早晨阴沉的景象时，她就从黑暗中发现了缕缕浓雾。她知道这雾会至少持续整个白天，而季末的煤气帐单将会创纪录地高。她也知道这是因为她允许她的新房客亚瑟·康斯坦特先生支付固定的1先令每周的煤气费而不是向他收整间房实际开销的一定比例。

　　当那些气象学家们预测最可能下雪，而雾哪儿也不会有时，达顿普太太就想除非他们为她解决煤气帐单，大概才能挽回他们的信誉。实际上到处是雾，而达顿普太太也并不因此就相信她的预见力，实际上她并不相信任何东西。她艰辛地面对生活，就像一个疲惫的游泳者试图去到达地平线那样。事情总会像她所预见的那样糟这一点，并不能让她高兴。

　　达顿普太太是一个寡妇，寡妇都不是天生的，否则你可能会以为达顿普太太一直是个寡妇。她被赋予了又高又瘦的身材，苍白的长脸，薄嘴唇，还有令人痛苦的刻板的头发，这些几乎总是和艰难的寡妇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上流社会，妇女在失去丈夫之后还能保有魅力。死去的达顿普先生的拇指底部曾经被锈钉子刮了一下，达顿普太太就预见到他会死于破伤风，但这预见力并没能防止她日夜同死亡的阴影搏斗，她此前曾经徒劳地同死亡搏斗过两次，凯蒂得了白喉而死，而小约翰尼则死于猩红热。可能是穷人们工作过度地辛劳以致死亡反被淡化成了影子。

　　达顿普太太非常科学地燃起了厨房里的灶火。她知道如果不是掌握得恰如其分的话，挑火棍就会在浓烟中化为灰烬了。她像往常一样成功了，达顿普太太心满意足地站起来，就像一个按时完成了早晨对神祈祷的女祭祀。然后她突然吃了一惊，险些失去了平衡。

　　她看到壁炉台上的钟上的指针正指向6：45。达顿普太太通常在6：15就生好了火。这钟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达顿普太太马上想起了邻居的钟表匠斯诺皮特，会不会把送去修理的钟放上几个星期，在送回去之前草草修理一下，再偷偷地破坏得更严重，以使自己“生意兴隆”。这一番邪恶的幻想如同它的出现一样，迅速被St.Dunstan的大钟低沉的表示三刻的钟声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恐慌，身体的本能出错了，达顿普太太起床的时候是六点半而不是6点，现在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么头晕，感觉这么奇怪还犯困，原来她睡过头了。        

　　在懊恼和困惑的同时，达顿普太太赶紧把水壶放到噼啪作响的煤炭上，很快她发现自己之所以会睡过头，是因为康斯坦特先生希望比平常早三刻钟被叫起来，在7点吃早餐，以便去同不满的列车工人们在早上会谈。

　　她立刻拿着蜡烛跑向他的寝室。寝室在楼上，楼上有两个相邻的独立房间，全是康斯坦特先生的。

　　达顿普太太拼命敲着他用作寝室那一间的房门，叫着：“7点了，先生。你要迟到了，先生。你得马上起来。”她并没有听到通常那声睡意朦胧的回答，但是，由于她自己也改变了早晨的问候，因而她的耳朵也并不那么希望听到回应。

　　她走下楼，除了害怕水没法赶在她的房客穿好衣服前烧开外，没有更多的担忧。

　　因为她知道不用怕康斯坦特先生会对职责的呼唤（暂时由达顿普太太代表）充耳不闻。他睡得很浅，而且列车工会领导人的铃声可能已经在他耳边响，召唤他去会面了。

　　为什么像康斯坦特先生这样一个不干粗活的彻头彻尾的绅士会去关注那些列车工人，明明他至多只要接触司机之类就足够了，对此达顿普太太完全无法理解。可能他想当议会中弓区的代表，但如果这样的话，在一个丈夫还活着，也就是拥有投票权的女主人那里租房才是更好的选择。像他那样刷自己的靴子（他干得很一般），像一个弓区的工人那样生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然，弓区的工人不会像他这么浪费水，不管是在酒杯里的，洗浴盆里的还是洗衣用的。他们也不会吃达顿普太太为他提供的高级美食。她无法忍受看到他吃不合他身份的食物。康斯坦特先生张嘴吃女房东给他的东西时，并不像常例那样故意把眼睛闭上，而是像吃了特别的美味那样睁大了眼睛。但要让这样的圣人看穿自己的光环并不容易，实际上，头上的光环往往和雾一样难以分辨。

　　等那个麻烦的水壶里的水烧开后，给康斯坦特先生泡的茶可不是那些粗糙的黑绿混合物。

　　早饭让她想起了莫特莱克先生，他什么都没吃就在临晨4点在大雾弥漫的寒冷冬夜中到达温波特的什么地方去了。她希望他不会白跑一趟，也就是他的津贴不会少，而他也能证明，那些和他竞争的工人领袖所当众指责的“出差费”的确被用到了正当地方。她并不嫉妒他的收入，也不关心莫特莱克先生是否像他们宣称地那样，在介绍康斯坦特先生来这里的时候是另有所图。他成为苦工们的领袖，并不让达顿普太太感到不安。汤姆·莫特莱克曾是一个排字工人，而工人领袖显然是一个收入和地位更高的职业。汤姆·莫特莱克作为一个大量罢工中的英雄，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海报上，这显然比去印别人的名字的工作强多了。当然，这工作并不轻松，达顿普太太感到汤姆最近的工作一点也不值得羡慕。

　　在去厨房的路上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她摇了摇门，但并没有反应，通往街上的门在这通道下面几英尺的地方，稍稍一瞥就知道汤姆并没有放弃他的旅行。

　　门闩和链条都打开了，只有碰锁来保护房子的安全，达顿普太太感到一丝不安，尽管她从没有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受罪犯的侵扰。虽然不是正对面，但就在街对面不远的地方住着著名的退休侦探格罗德曼，很不合理地，他在这条街上的存在给了她一种奇妙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在神殿阴影下的信徒似的。

　　在她看来，任何心术不正的人会有意到离如此有名的一个侦探一英里以内的范围都是不太可能的。格罗德曼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很有能力），就像一只沉睡的猎犬，而那些罪犯如果有理智的话，就会让他继续躺在那里。

　　因此，达顿普太太并没有真的感到多少危险，特别是再看大门一眼后她发现，莫特莱克很细心地把拉回门闩的圈移了进去。

　　她再一次为在前往达温波特造船厂的沉闷旅途中的工会领袖感到同情。并不是他告诉了她除了要去达温波特之外的任何有关这次旅行的信息，但她知道达温波特造船厂，因为汤姆的女朋友杰茜·戴蒙德曾经提到她的阿姨住在那附近，而大家都知道汤姆要去帮助码头工们去仿效他们伦敦的同志们。达顿普太太不需要别人提醒也会注意到这些。

　　她回去准备康斯坦特先生的精制茶，模模糊糊地对为什么人们现在总是如此不满感到奇怪。当她把茶以及面包和鸡蛋带到康斯坦特先生的起居室（同卧室接邻，尽管并不相通），康斯坦特先生并没有坐在那里。她点起了瓦斯，铺好桌布，然后回到平台处去紧急地敲卧室门，回应她的只有一片沉寂。她叫着他的名字，告诉他时间，但她能听到的，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在楼梯的阴影下，这听起来非常奇怪。她咕哝了一句：“可怜的先生，他昨晚牙疼，可能只睡了一小会儿，为了那些列车工会领导就把他叫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会让他睡到他平时起床的时间。”她把茶壶拿到楼下并忧伤地发现煮得嫩嫩的鸡蛋（就像爱情）会变凉了。

　　七点半到了，她再次敲了门，但康斯坦特先生还在睡。

　　他五花八门的信件在八点到了，稍后来了一封电报。达顿普太太拼命敲门，大声叫喊，最后把电报塞在门底下。她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尽管那儿似乎有一条湿冷的蛇缠着它。她再次下楼，转动莫特莱克房间的把手走了进去，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床罩显示这里的住户只是放下了他的衣服就离开了，就像怕错过早班的火车似的。她并没有期盼能在房里找到他，但她忽然第一次察觉到房里只有她和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那条湿冷的蛇把她的心缠得更紧了。

　　她打开大门，紧张地上下张望。现在是八点半，街道在浓雾中静静地延伸，两端路灯阴燃好似眨着朦胧的眼睛。一时看不到任何人，尽管烟从许多烟囱中升起去迎接她的雾姐妹。在对面侦探的家那儿，窗帘拉着，百叶窗紧闭着。然而这熟悉而平常的街道景象让她平静下来。刺骨的风让她咳嗽，她关上门，回到厨房去给康斯坦特先生重新泡茶，他可能只是睡得太熟。但是茶罐在她手里颤抖。不知道是它掉了下去，还是她把它扔下的，但当她到卧室门前时，手里已经没有东西了。

　　房间里没有任何对敲门的回音，她近乎疯狂地捶着门，几乎忘了她只是要叫醒她的房客，还险些踢坏了底下的门板。然后她转着把手试图把门打开，但它锁上了。

　　这个阻拦让她变回了她自己。她差点想要闯进康斯坦特的卧室。然后，恐惧再次吞没了她。她觉得她是一个人和一具尸体待在房子里，她跌坐在地上，瑟瑟发抖，勉强忍住不去尖叫。接着她猛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跑到楼下，打开大门，跑到街上，拼命敲着格罗德曼家的门环。      

　　很快一楼的窗户被打开了（这个房子和她自己的样式是相同的），在睡帽下，格罗德曼困倦的脸隐约从雾中浮现出来。尽管布满皱纹，退休侦探的脸对她来说仿佛阳光照在闹鬼的地窖那样。

　　“什么该死的事情？”他咆哮道。

　　格罗德曼并不是一只早起的鸟，现在也没有虫子去给他捉。他有资本鄙视这些谚语啦，因为他正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他住在这里因为街上好几个其它的房子也是他的，从而作为主人可以自由待在自己在弓区的房产里。可能住在他往昔的好朋友间来享受自己的伟大是一个原因，当然，他出生在弓区，在年轻时在地方警局找到第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在闲暇时作为业余侦探，每周赚几个先令。

　　格罗德曼仍然是单身。在上帝的婚姻机构里肯定有个为他选好了的伴侣，但是他从没有找到她。这是作为侦探的失败之一。他是个喜欢自我满足的人，喜欢家里的暖炉胜于佣人，只是出于对格罗弗街舆论的尊重，他在早十点到晚十点，叫来一个女杂工，而同样是基于对格罗弗街舆论的尊重，让她在晚十点到早十点这段时间内离开。

　　“我希望你能马上过来，”达顿普太太喘着气说，“康斯坦特先生好像出事了。”

　　“什么！希望不是在今早的会议时被警察打了吧？”

　　“不，不！他没去，他死了。”

　　“死了？”格罗德曼的脸色变得非常凝重。

　　“是的。被谋杀了！”

　　“什么？”退休侦探几乎叫了起来，“怎么死的？什么时候？在哪儿？被谁？”

　　“我不知道。我见不到他。我敲了他的门，他没回应。”

　　格罗德曼松了口气。

　　“你这个傻女人，只有这点事？我的头要疼了，天气真糟。经过昨天的游行，三个演讲，他已经累坏了，这就是他的风格。”——这同样也是格罗德曼的风格，他惜字如金。

　　“不，”达顿普太太严肃地对他说，“他死了。”

　　“好吧，先回去。别不必要地惊扰邻居们，等我5分钟。”

　　格罗德曼没有把这种厨房里的凶事预言家的话当真。可能他很了解这种女人。他那珠子一样的小眼睛闪耀着，脸上有趣的微笑直到他来到达顿普太太家里时才收起来。她等在通道里，对她来说过了好久——实际上也就是7分钟——格罗德曼终于出现了，他的穿着和平常一样，但头发和胡子都没好好梳理。他对他的胡子还不是很习惯，因为直到最近这才被认为是合乎教养的。当他还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不留胡子，就像所有同行那样，因为侦探需要是擅变的演员。

　　达顿普太太轻轻关上了大门，指了指楼梯，好像处于礼貌让他先行，实则是出于恐惧。

　　格罗德曼走了上去，眼里含着笑意。他走到平台上，边敲门边喊：“9点了，康斯坦特先生，9点了！”

　　当他停下来，那里没有任何声响或是行动的迹象。他的脸变得更严肃了。他等了等，又开始敲，喊得也更响了。他转动了把手但门锁得紧紧地。他试着从锁孔望进去，但它被堵住了。他摇了摇上方的门板，但门不仅仅上了闩，而且还锁上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脸凝重，因为他喜欢而且尊重房里的人。

　　“啊，随你敲得多响，”脸色苍白的女人小声说，“你再也叫不醒他了。”

　　雾气从大门一直跟着他们，笼罩在楼梯上，空气中充满了潮湿阴森的气息。

　　“上了锁又上了闩，”格罗德曼咕哝道，他又摇了摇门。

　　“撞开它，”浑身都在颤抖的女人说道，她把手举到面前，仿佛要把可怕的景象挡开似的。没有多说什么，格罗德曼开始用肩用力地撞门。他曾经是非常强壮的人，那种活力现在还在他体内。门吱吱作响，渐渐开始松动，扣住锁闩的木头裂开了，门板向内弯，上面较大的门闩被从铁制钩环上拉了出来。门在一击之下被撞开了。格罗德曼冲了进去。

　　“我的天！”他叫道。达顿普太太尖叫起来。那景象实在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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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时后那些欢快的报童们就开始吆喝：“弓区恐怖的自杀案！”——《月球》布告上则为了那些没钱买的人加上了——“一个慈善家割了自己的喉咙。” 

第二章

　　但这些报道是不成熟的。不管这些传小道消息的人怎么说，苏格兰警场并不打算对这个案件带有偏见。在进行了几次逮捕之后，最新的几版消息不得不把“自杀”软化为“谜案”。被捕的人都是一群难以归类的流浪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承认了并非他们被逮捕原因的其他罪行。有一个一脸困惑的男士来自首，但是警方根本就不会信他的话，而是把他直接送回到他的朋友和监护人那里。想申请一间纽盖特监狱新牢房的人真是多得惊人。

　　还没有等这起一个高尚的年轻生命夭折的悲剧的意义完全渗入公众的思想，它又被一种新的情感所吸收。就在同一天，汤姆·莫特莱克在利物浦因被怀疑跟这起命案有关而被捕。

　　汤姆·莫特莱克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这条新闻无疑像一枚炸弹。那个天资卓越的演说家，从未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表激进演说，这样的人会去杀人实在是令人震惊，特别被杀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将一身献给公益事业的可敬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幸而这种骚动并没有发展下去，大家（除了少数工会领导）听到汤姆只是被传讯去参与审讯，并很快获释后松了一口气。

　　同天下午，在他自愿接受利物浦报纸代表采访时说，他把自己被捕完全归咎于警方对他的敌意和仇恨。

　　他来利物浦是去追查一个他很担心的朋友的下落，当他到码头上焦急地询问去美国的轮船什么时候离开时，在那里的警探们根据上层的指示，把他作为一个可疑人物抓了起来。

　　“尽管，”汤姆说，“他们很熟悉我的脸，就好像我的讽刺画像被挂得到处都是一样。当我告诉他们我是谁的时候，他们才懂得让我走。他们以为他们能让我哑口无言了，没错，我承认基于特殊巧合，我可能是会和那可怜人的死有些关系，对于他的死，我同别人一样感到难过。如果他们知道我刚从‘犯罪现场’过来，实际上就住在那所房子里，他们可能就不容我说什么了。”他语带嘲讽地笑了起来，“他们就是一群奇怪的傻瓜，警察就是这样，他们的座右铭是‘先抓人，再编造证据。’如果你在现场，那么你因此而有罪，如果你在别的地方，那么你因为逃走而有罪。哦，我知道他们！如果他们能找到把我扔进监狱的办法，他们早这么干了。幸好我知道在早上5点前送我去新门的车夫的号码。”

　　“如果他们把你关进监狱，”采访记者幽默地说，“不出一周囚犯们就要开始罢工了。”           

　　“没错，不过那儿会有足够多的工贼去替他们的位置，”莫特莱克回应道，“因而这恐怕不值得尝试。请原谅。我对我的朋友太焦心了。恐怕他已经离开了英格兰，我得再做点调查；而且现在可怜的康斯坦特死了——可怕，太可怕了！我得到伦敦去出席审讯。我真的得赶快走了。再见，告诉你们的读者这都是警方的怨恨。”

　　“最后一个问题，莫特莱克先生。你是不是要在今天下午1点到2点间在圣詹姆斯会堂主持一个会议去抗议德国的入侵？”

　　“没错。但那些家伙在1点前把我抓走了，当时我正要发封电报，接着可怜的康斯坦特的死让我忘了这事。真糟糕！天哪，麻烦总是赶在一起来。好了，再见，别忘了送一份报纸给我。”

　　汤姆·莫特莱克在审讯会上的证词除了以上这些为公众所知的那天早上的行程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载他去新门的车夫愤慨地给报纸写信说他早上4点半在弓区火车站接了这知名的乘客，那次逮捕是对民主的亵渎。他愿意提供一份关于此的宣誓书，只是不知道主要是关于前一点还是后一点。苏格兰场对宣誓书不感兴趣，因而2138号车夫再次回到他这个阶级的默默无闻的状态。

　　莫特莱克的脸苍白，长而密的黑发从他前额往后梳，他以低沉的声调作证。他认识逝者有一年了，在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工作中经常碰面，并应他的要求，为他在格罗弗街找了房间。当康斯坦特决定要从他在贝斯纳·格林的牛津城众议院搬走以体验平民大众的生活时，那些房间刚好被出租。

　　那个位置很适合死者的需求，因为它离人民宫很近。他尊敬并仰慕凭真诚的善意感化了所有人的死者。

　　死者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从不抱怨，总是有平和的心态，把他的生命和财富当作是一笔要用在帮助人类上的神圣信托。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他死前一晚上的9点一刻。最后一批邮件中的一封信令他担心他的一个朋友。他去向死者征求意见。死者显然受牙疼的困扰，他正在往蛀孔的牙洞中装脱脂棉，但他没有抱怨。死者对于他带来的消息也感到难过，他们相当激动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个陪审员：这消息和他有关吗？

　　莫特莱克：同个人无关。他认识我的朋友，并且对他人的麻烦非常关切和同情。

　　死因裁决官：你能向陪审团展示你收到的信吗？

　　莫特莱克：我不知把它放在那儿了，如果先生您认为这有关系或者必要的话，我会说明这个麻烦是什么。

　　死因裁决官：他牙疼得很厉害吗？

　　莫特莱克：我说不准。我想不会，尽管他告诉我这影响了他前一晚的休息。

　　死因裁决官：你离开他是几点钟？

　　莫特莱克：大约9点40。

　　死因裁决官：你接下来干了什么？

　　莫特莱克：我出去花了差不多一小时去作些调查。接着我回来，告诉房东太太我会乘早班的火车出去。

　　死因裁决官：那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死者？

　　莫特莱克充满情绪地说：最后一次。

　　死因裁决官：当你离开他时他怎么样？

　　莫特莱克：主要是为我的麻烦担忧。

　　死因裁决官：除此之外你没看出他有任何异常？

　　莫特莱克：没有。

　　死因裁决官：在星期二早上你几点钟离开房子。

　　莫特莱克：4点25分。

　　死因裁决官：你确定你把大门关上了？

　　莫特莱克：比较确定。我知道房东太太是个比较胆小的人，我甚至把通常是拉回去的大锁的闩插上了。不可能有任何人能进去，哪怕他有碰锁的钥匙。

　　达顿普太太的证词（当然在他之前）则更为重要，并因为增添了达顿普式的废话而花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她不仅宣誓证明康斯坦特先生得了牙疼，还说对根本性治疗的漠视会使它持续一个星期。她对于死者最后几个小时的描述同莫特莱克的吻合，只是她担心莫特莱克在跟他为了一些在9点被送来的那封信上的事在吵架。死者比莫特莱克晚一会儿离开房子，但更早回来，并直接去了他的卧室。她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因为她在厨房，但她听到他用房门钥匙的声音，以及他上楼的脚步声。

　　一个陪审员：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其他人？

　　证人：他从栏杆那儿往下叫我，用他可爱的嗓音说，“请确保在7点差一刻的时候叫我起来，达顿普太太，不然我就赶不上我的煤矿会议了。”（陪审员厥倒）

　　死因裁决官：你叫醒他了吗？

　　达顿普太太（崩溃）：哦，天哪，你怎么能这么问？

　　死因裁决官：好，好，镇静点。我的意思是你试着去叫醒他了吗？

　　达顿普太太：在我收房客的7年里，天哪，总是给予他们满意的。不然莫特莱克先生就不会推荐我，尽管我向天祈祷那可怜的先生没有——

　　死因裁决官：是，是，当然。你试着去叫他了吗？

　　但这时达顿普太太还没能冷静下来去解释这些，尽管她是睡过头了，尽管这其实没什么影响，她确实准时去了。一点一点地，可悲的故事从她嘴里被挤了出来——一个哪怕像她那样说出来也不会显得俗气的故事。她伴随着许多多余细节讲了，当格罗德曼闯进门去后，她如何看到她不幸的房客面朝上躺在床上，死了，在他的脖子上有一条裂开的鲜红伤口。她更坚强的同伴如何用手帕盖住那扭曲的脸让她冷静下来一点。他们如何徒劳地在床上和床下寻找凶器，富有经验的侦探很快为屋内的物品做了清单，并对尸体的精确位置和情况在受漫不经心的菜鸟打扰前作了纪录。她如何向他指出，全部窗户都是被紧紧锁上以抵御晚上的寒风；他如何在记下这点后困惑而遗憾地摇着头，打开窗户去叫警察，并在大雾中看到了丹泽尔·堪特考特，他叫他跑到最近的警察局并叫他们派一个巡官和一个法医过来。他们又如何留在房间里直到警察赶到，格罗德曼在这段时间内陷入沉思，时不时在有新想法的时候作一些笔记，并问她关于这个可怜的意志薄弱的年轻人的问题。当陪审员们问及为什么称死者“意志薄弱”时，她回答有一些她的亲戚写信给他向他乞讨，尽管，上天可鉴，他们比勉强过日子的她富多了。在代表亚瑟·康斯坦特家旁听审讯的泰伯特先生的追问下，达顿普太太承认死者像常人那样生活，并没有特别古怪的行为。他总是情绪很好，言谈乐观，尽管当然声音很轻柔——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不，他从不剃胡子，而是蓄着所有上天赐予他的毛发。

　　一个陪审员：她以为死者有在睡觉的时候锁门的习惯，当然，她不能完全确定（笑声）没有必要也把门闩上。门闩是向上移的，装在门顶部。她急着告诉大家，当她最初开始招房客时，那里只有一个门闩，但是一个她甚至不愿意称他为先生的疑心的房客，抱怨他离开时没法把门关紧，因此她花钱去修了一把锁。这个爱抱怨的房客很快没付房租就走人了。（笑声）而她早就觉得他会这样做了。

　　死因裁决官：死者是不是很紧张呢？

　　证人：不，他是个很好的绅士。（笑声）

　　死因裁决官：我的意思是他似乎很怕被抢劫？

　　证人：不，他还总是去游行呢。（笑声）我告诉他要小心。我告诉他我在狂欢节上丢了一个钱包。         

　　达顿普太太回到座位上茫然地啜泣。

　　死因裁决官：先生们，我们一会儿就有机会去视察那间房间。

　　发现尸体的经过被乔治·格罗德曼先生更为科学地讲了一遍，他出人意料地再次踏足他早先的工作，就如同一个退休女演员“仅为此例”地复出那样引起人的兴趣。

　　他的书《我所抓住的罪犯》仅依靠其自身魅力从23版到了24版。格罗德曼先生宣称当被发现的时候，尸体还是温热的。他认为是刚死不久。他被迫撞开的门不仅上了锁而且上了闩。他证实了达顿普太太对窗户的证词；烟囱非常窄。伤口看上去像是被剃刀割的。没有在房间里找到凶器。他认识死者大概有一个月。他看上去是很诚实，很单纯青年，总是提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经验丰富的老侦探在他断断续续讲述死者的热情时，声音不免有些颤动。）他认为死者是世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接下来被传唤：他是个诗人。（笑声）当格罗德曼从11号的窗口叫他，并让他跑去叫警察时，他正在去格罗德曼家的路上，要去告诉他他不能再为他写作了，因为他正受手指痉挛之苦。不，他没有跑，因为他是个哲学家。（笑声）他跟警察回到门口，但没有上去。他对那种粗野的情感没胃口。（笑声）就一个早上而言，丑陋的浓雾就已经够他受的了。（笑声）

　　巡官郝莱特说：大约12月4日，星期二早上9：45，根据收到的消息，他跟兰尼米德警官和罗宾逊医生一起前往弓区格罗弗街11号，那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面朝上躺着，喉咙被切开了。房间的门被撞开了，锁和门闩明显都被强行撞过。房间很整洁。地上没有血迹。梳妆台上一本大书边放着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一个装着冷水的坐浴浴盆在床边，床上方有一个悬空式书柜。门边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衣柜。烟囱非常窄。那里有两个窗户，一个上了栓。它差不多离人行道有18英尺高。根本不可能爬上去。没有人可能从房间里出去再锁好门窗。他搜寻了房间里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部位。经过彻底搜查他也没能找到任何凶器，连死者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口袋里也一把小刀都没有。房子以及后院，以及邻近的街道都被找过，但仍然一无所获。

　　兰尼米德警官作了一份相似的证明，当然他是和罗宾逊医生和巡官郝莱特一起去的。

　　罗宾逊医生，地方法医，说道：“死者面朝上躺着，喉咙被切开。尸体还没有凉，腹部还比较温。死后僵硬开始出现在下颌，颈部和上肢。肌肉在受打击时收缩。我认为生命之火已经熄了2到3个小时了，可能不会更长，有可能更短。

　　毯子有可能使下半身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温暖。伤口很深，从右到左有5.5英寸，经过喉咙直到左耳下的一点。上半部分的气管被切断了，还有颈部的血管。颈动脉周围的肌肉被割开。就像是伤口的延伸那样，在左手拇指上还有一个小切口。手抱在头下面，在右手上没有血。伤口不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凶器非常锋利，譬如一把剃刀。伤口可能是一个左撇子造成的。毫无疑问死亡非常迅速。无论从尸体上还是房间里我没有发现任何挣扎的迹象。我看到一个钱包在梳妆台上，旁边是一本布拉瓦斯基女士关于神智学的一本大书。兰尼米德警官让我注意到门显然是从里面上了锁以及上了闩的。”

　　一个陪审员：我不认为伤口不可能是一个右撇子造成的。我实在想不出制造这个伤口的人能如何进出。这个伤口很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房间里似乎没什么外面的雾。

　　威廉姆斯警长说他在12月4号的清晨当班，格罗弗街在他的负责区域内。他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的情况。雾也没有特别地浓，尽管让喉咙很难受，他在大约四点半经过格罗弗街，他并没有看到莫特莱克先生或是其他人离开房子。

　　在这儿的审讯暂时休庭，死因裁决官以及陪审团聚在一起前往格罗弗街11号，去检查房子以及死者的卧室。晚上的布告宣称“弓区疑云更浓了。” 

第三章

　　在审讯继续进行前，那些被捕的可怜人们都被怀疑是无辜的而放走了，对于地方法官来说都没有一件是够得上起诉的。警方收集到的证据，就像这个季节采到的黑梅一样少而不成熟。大量低劣的样品被提供给他们，但里面一样好的都没有。警方甚至都没法造出一条线索来。

　　亚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经在每个家庭的壁炉边，火车车厢内，和酒馆内成为主要话题。逝去的理想家同太多的方面有联系。无论是东伦敦还是西伦敦，无论是民主联盟还是宗教团体，廉价客栈还是大学都受震动而激动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事件！又是多么神秘的事件啊！

　　在调查的总结阶段给出的证据自然不那么具有轰动性。没有更多的目击者来向死因裁决官提供信息；剩下的只是死者亲戚朋友们介绍死者生平的证词。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可能这是他们的福气。他的亲戚很少见到他，也没有比外界听到更多他的事。没有人在他自己的故乡成为先知，哪怕他迁居，最好也是离开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成分复杂，同一个人的两个朋友相互间未必是朋友。但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合其来的叙述更为惊人。这是一个从未树敌，也从未失去一个朋友的人，这是一个无时无刻心中充满平和以及对所有人善意的人；这是一个不是每年过一次圣诞，而是365日天天带着圣诞的奉献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将自己所应得的东西奉献给全人类，如同一个在人道的葡萄园中劳作的园丁，还从不抱怨葡萄是酸的；这是一个一贯快乐而坚强的人，他拥有对抗失望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忘却小我；当然他也不是在一片和谐中完全没有痛苦，这才使他更像是一个人。

　　他童年的好友理查德·埃尔顿，一个牧师，交给死因裁决官一封悲剧10天前收到的死者的信，死因裁决官大声朗读了信中的一些段落：

　　你知道关于叔本华（译注：著名悲观主义哲学家）的事吗？我的意思是除了现今对他的误解之外的。我最近试着去了解他。他是个喋喋不休但讨人喜欢的悲观主义者。他关于‘人类的痛苦’的论文读来相当生动。首先他对基督教和悲观主义的同化（这里在论文中提到了‘自杀’）像一个大胆的悖论让我头晕。但那里面是有道理的。众生确实充满了痛苦和苦难，人类是一种堕落的怪兽，一切都充满罪恶。啊，我的朋友，自从我来到这个翻腾着苦难和罪行的世界后，我已经消除了很多幻想。一个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在腐败，粗俗以及文明的污垢面前又算什么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恶魔的殿堂中一点微弱的烛光。利己主义太持久而生命太短暂了。最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满足了。穷人不去追求舒适，而富人也不去追求文化。对一个孩子一便士的学费就占了她收入的相当部分的妇女来说，富有的我们已经习惯的事对她则是极大的满足。

　　工厂里的工人们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进的工人们嫉妒他们的领袖，领袖间则相互嫉妒。叔本华肯定以前组织过工会。我忍不住感到他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自杀。他还声称同佛祖有亲密关系；尽管金刚乘（译注：一种佛法）至少看起来是他的‘意志和理想’哲学分离出的一部分。布拉瓦斯基女士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不敢说我领会她了，所有时候她都是高高在上，我甚至还没能产生出灵魂的实体。需要我送她的书给你吗？它太棒了……我已经渐渐变成一个流利的演说家了，这很容易掌握。而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总是说那些会迎来欢呼的话而不是坚持说痛苦的现实。露西还是在意大利开画廊。我曾经在偶遇胸部平坦的工厂女工时，想起我心爱的人的幸福并为此而伤感。现在我认为她的幸福同工厂女工的同样重要。

　　证人解释道，露西是指露西·布兰特，死者的未婚妻。那可怜的女孩已经接到了电报并向英格兰赶来。证人称信中这种迸发的沮丧情绪是孤立的，他的大部分信件都是欢快，活泼而充满希望的。甚至就是这封信也在写信人对新年的各种计划的幽默叙述中结束。死者也是一个笃诚的教徒。

　　死因裁决官：在他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私人的麻烦会导致这种暂时的意志消沉？

　　证人：据我所知没有。他的经济状况也很好。

　　死因裁决官：同布兰特小姐没有争吵吗？

　　证人：我有信心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和。

　　死因裁决官：死者是左撇子吗？

　　证人：不是。他也不是两手都运用自如的那种人。

　　一个陪审员：叔本华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协会”出版的异教徒作家之一？

　　证人：我不知到谁出版他的书。

　　陪审员（桑迪·山德森，一个瘦高的苏格兰小杂货商，弓区保守派协会委员会的成员）：别支吾其词，先生。他是不是那个在科学大厅演讲的无神论者？

　　证人：不，他是一个外国作家——（山德森先生对此感到庆幸）——他相信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陪审员：你是否对你朋友这样一个教徒去读这样渎神的异端作品感到惊讶？

　　证人：死者读任何东西。叔本华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创建者，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可能你想去检查一下那本书？（笑声）

　　陪审员：我甚至不会用干草叉去碰它。这种书应该被烧掉。这是布拉瓦斯基女士的书，对吗？那也是哲……学吗？

　　证人：不。那是神智学。（笑声）

　　列车工联盟的秘书阿兰·史密斯先生，声称他同死者在死亡前一天有过会面，他（死者）满怀希望地讲述着运动的前景。死者许诺在一个第二天上午7点一刻的会议上发言。

　　苏格兰场侦探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说，死者的信件和文件没有对他的死带来任何线索，因而可以被交还给他的家庭。他的部门还没有对事件得出任何想法。

　　死因裁决官接下去对证据进行了总结：“先生们，我们必须去解决，”他说，“一个最难以理解的神秘案件，而它的细节又是如此的简单。达顿普太太，一个可敬的勤劳的寡妇，弓区格罗弗街11号出租房的女房东，在12月4号星期二早上无法把占用了整个楼上的死者叫起来。变得恐慌的她，到街对面去找乔治·格罗德曼先生，他的名声我们都清楚，而且我们要感谢他清晰而科学的证词。她找他去撞开门。他们发现死者面朝上躺在床上，喉咙上有深深的伤口。生命刚刚离他而去。那里没有任何凶器的下落。显然没有人能进去或者出来。医学证据显示伤口不是死者自己造成的。但是，先生们，那里按常理有两种——也只有两种——对死因不同的解释。或者伤口是他自己造成的，不然就是别人造成的。我将分别探讨这两种可能性。

　　“首先，死者是自杀吗？医学证据显示死者双手合在脑后躺在那里。伤口是从右向左划的，直到在左手拇指上的伤口为止。如果死者造成了伤口，他一定得是用右手干的，而他的左手则一直留在头底下——这是一种最奇怪，最不自然的姿势。而且，要用右手切一个伤口，一个人通常会从左往右切。死者不太可能如此奇怪而不自然地用他的右手，当然，除非他有意要引起困惑。

　　“另一方面，根据这个猜想，死者得把他的右手重新放回头底下。但罗宾逊医生相信死亡是瞬时的。如果这样，死者就没有时间去利落地摆出这样的姿势。也有可能伤口是左手造成的，但死者是右撇子。而没有任何可能凶器的迹象毫无疑问地支持了这些医学证据。

　　“警方对任何可能藏剃刀或者其他凶器的地方作了彻底的搜查，包括毯子，床垫，枕头，以及它可能掉到的街道。而所有对凶器被刻意藏匿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死亡是瞬间的，以及没有血留在地板上这样的事实或者说是可能。

　　“最后，凶器最可能是一把剃刀，而死者从不剃须，也从未被听说曾拥有过这种东西。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只看医学和警方的证据，我想我们能毫不犹豫地放弃自杀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暂时试着不管案件的物质层面，而毫无偏见地去审视其精神层面。有没有什么理由会让死者轻生呢？他还年轻，富裕，有名望，博爱而受人爱戴；在他面前，生活是一片坦途。他没有恶习。生活朴素，思想崇高，行为高尚是他的三点人生准则。如果他有野心，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卓越的公职。他是一个没有卑劣思想的演说家，聪慧而勤奋。他总是面向未来——他总是策划着让他为他的同胞过得更好的方法。无论是谁提出正当的要求，他都会乐意奉献出他的时间和金钱。如果这样一个人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关于人性的科学就岌岌可危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阴影。这个人有时候也会意志消沉——我们谁不会呢？但这种时刻似乎很少而且很快逝去。不管怎么说，在他死前一天他是很快乐的。他是在受牙疼之苦，但那看上去并不严重，他也没有对此抱怨。当然，有可能在晚上他的疼痛加剧。我们也不该忘了他可能劳累过度，使他的神经出于一种病态的状况。他工作很勤奋，从不晚于7点半起来，比职业的‘工人领袖’干得还多。他传道，写作，演讲以及组织。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同意他正急切期盼着同列车工人们在12月4号早上的会面。他全心投入到这运动中。他会选这样一个晚上结束他一生的奉献吗？如果他真的这样选择，他会不留下任何信件或者声明，不立下最后的遗嘱和遗言吗？温普先生在他的文件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此的线索。他又是否可能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对自杀的猜想有利的一点是他除了上了锁之外还给门上了闩，但是我们无法把重点放在这上面。单单考虑精神层面，同样也向自杀相反的那面倾斜；单看物质方面，自杀就已经不太可能了。两面放在一起，他并非自杀的理由除了数学上的可能外已经非常完整了。对于我们第一个问题，他是否是自杀的？答案是，他没有。”

　　死因裁决官停了一下，每个人都深吸了一口气。清晰的阐释迎来了钦佩。如果死因裁决官停在这里，陪审团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谋杀”的裁决。但是死因裁决官咽下一口水，继续说——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选择——死者是否是谋杀的受害者呢？要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犯罪手法有一定概念。罗宾逊医生当然可以说伤口是别人的手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论来解释伤口是如何被别人造成的，不论在医学上看来如何不可能，我们也将被迫回到伤口是自己造成的理论上。

　　“好，有哪些是事实呢？当达顿普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发现尸体的时候，它还是热的，而格罗德曼先生幸运地作为一个有特殊经验的目击者，宣称死亡刚发生不久。这同罗宾逊医生的观点相当一致。罗宾逊医生在一小时后检查了尸体，认为死亡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前，差不多是7点。达顿普太太在7点差一刻试着去叫醒死者，因而使得死亡可能稍微更早一点。通过罗宾逊医生我了解到，要精确地确定死亡时间是不可能的，死亡可能在达顿普太太首次叫死者起来之前几个小时前就发生了。当然，它也有可能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去叫死者之间，第一次的时候他可能只是睡熟了而已；根据所有生理上的证据，在第一次叫死者很早以前就发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假定死亡发生在6点半应该最不容易出错。

　　“先生们，让我们想象我们6点半在格罗弗街11号。我们已经看过那栋房子，我们知道它的建筑结构。在一楼的一个前面的起居间被莫特莱克先生租用，两扇窗向着街，全被好好地锁上了，后屋里住着房东太太，还有厨房。达顿普在6点半前没有离开她的卧室，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所有的门窗都还没被打开，因为现在的季节能确保它们不会开着。 

　　“正大门有一个碰锁和一把大锁所把守，尽管莫特莱克先生在4点半出去了。在楼上有两个房间，前面的被死者用作卧室，后面的被他作为客厅。后面的房间是打开，钥匙放在里面，但窗户是锁住的。前面房间的门则不仅上了锁，还上了闩。我们已经见过了裂开的榫眼以及上方门闩的锁环被猛烈地从木门上被撞下来而仅仅靠在梢上。窗户是锁上的，插销紧紧卡在窗扣里。烟囱细到一个小孩子也无法通过。这里不同房子的任何其他部分相通。就像是海中的堡垒或是林中的小木屋一样同外界隔绝。即使一个陌生人能进到房里，哪怕，就在那间死者的客厅里，他也没办法进入卧室。因为这房子是为穷人设计的，不同的房间并不相通，这样，如果需要的话，每个房间能住进不同的家庭。

　　“现在，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先假设什么人可以奇迹般地进入这在二楼，离地面18英尺的卧室，在6点半，或这左右，他割开了熟睡的住户的喉咙。那么他怎么能避开已经醒来的女房东的注意离开呢？让我们再允许他也能办到这样的奇迹，他又如何能在离开后还使得门窗从里面被锁住和闩住呢？这样程度的奇迹已经超出我所能相信的极限了。不，整个房间整晚都是被关住的——里面几乎没有雾的痕迹。没有人能进出这个房间。

　　“最后，谋杀得是有动机的。死者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没被动过。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那里没有挣扎的迹象。对于我们下一个问题，死者是不是被别人杀死的？，答案是，他不是！

　　“先生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不可能而且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些事实就是相互矛盾的。死者好像肯定不是自杀，又好像同样肯定他不是被谋杀的。先生们，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承认，我们不论对造成死者死亡的方法和方式都无法得出一个证据充分的裁决。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无法理解的一个谜。”（骚动）

　　陪审团主席（在同桑迪·山德森先生交谈后）：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先生。有一个陪审员坚持要裁决为“来自上帝的惩罚。” 

第四章

　　但在反对面前，桑迪·山德森急于定案的想法破灭了，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不下任何定论的裁决。接下来，墨水的闸门被打开，并持续泛滥了九天。媒体开始毫无拘束地进行报道，社论作家们着迷于对“弓区大迷案”的情况进行重述，尽管除了加一些形容词之外，他们对案件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大量信件涌向报社——简直是新闻匮乏期间突然的小阳春。但编辑们没办法也不想阻止它们。谜案成了各处唯一的话题——不管在地毯上还是在地板上，在厨房还是在客厅。这些谈论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则很愚昧，有的发送气音，有的不发。它随着蛋卷一起被送上早餐桌，而随着最后的面包屑被从晚餐桌上扫下来。

　　弓区，格罗弗街11号，在几天时间里成了朝圣者的圣地。曾经寂静的小街从早到晚都闹哄哄地。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跑来盯着卧室窗户看，一脸蠢相地惊恐地在那儿纳闷。人行道经常被拥堵几个小时，流动商贩把那儿当成了新的商业中心，歌唱家们赶快到那里去唱跟事情完全无关的美妙歌谣。政府没有在街道两端立收费站真是可惜了。但是财政大臣很少利用临时措施来清偿国债。

　　最后，熟知变成了轻视，神秘感被幽默所取代。关于此的笑话甚至出现在漫画报刊上。

　　对谚语，“你不能向鹅说‘呸’（译注：意味胆小如鼠）”，有人在后面加上，“不然她会给你解释谜案。”

　　那位问弓区谜案是不是一种痛苦的先生的名字不能被泄漏。更有意义的是“达格尼”的评论，如果他是那些郁闷的陪审员之一的话，可能他要被逼得去“自杀”了。一个职业的悖论商得意洋洋地指出这情况同《莫格街谋杀案》（译注，第一部密室推理小说，凶手是一只猴子）有些相象，他说大自然又开始剽窃了——就像那只猴子——他建议艾伦·坡的出版商去申请一个禁止令。

　　更为严肃地，坡的解答被一名“忠实读者”作为一种新想法再次提了出来。他认为一个手风琴艺人的小猴子可能带着它主人的剃刀从烟囱进去，接着在试着为床上的人刮胡子后，又原路返回。这个想法引起了不少反响，但是一个名字后面拖了一大串字母的回复者指出，小得足以通过这么窄的烟道的猴子不会有力气造成这么深的伤口。另一个人对此又提出反驳，关于猴子肌肉力量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致大家几乎要同意罪犯就是猴子。这个泡沫被一个笔名为“理智”的人捅碎了，他简要地说明没有烟灰和血的痕迹在地上、睡衣或是床单上被发现。

　　《手术刀》（译注：可能是一种医学杂志）对谜案的社论引起了兴趣。它上面说：“我们不会同别人一样对死因裁决官的总结进行称赞。这再一次显示了任用死因裁决官而不是医学人士造成的不幸。他没能充分领会医学证据的重要性。他当然应该引导陪审团根据医学证据作出谋杀的裁定。他看不出伤口有什么办法是被别人造成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应该由警方来找出这是如何办到的。那个不幸的青年不可能自己造成那样的伤口，再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去把凶器藏起来并完美地除去他为此离开床的痕迹，这就足够了。”

　　业余侦探们的理论不胜枚举，而苏格兰场则保持沉默。最终对这个事件的讨论被限定在几份收到了最优秀来信的报纸。那些收不到有意思的来信的报纸结束了通信并对那些能得到的报刊的“哗众取宠”嗤之以鼻。在大量的奇思妙想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解答，它们就像冒充恒星的火箭那样华丽地失败了。其中之一是在浓雾掩护下，罪犯用梯子从人行道登上卧室的窗户。他用一块钻石切掉了一块玻璃，从孔隙中进入。离开的时候把玻璃重新装上（或者装他带来的一块新的）这样就能保持房间的闩和锁不动了。在被指出窗格太小时，第三个回复者证明这不是问题，只需要把手伸进去开锁，整扇窗就能被打开了，凶手离开时只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就行。这番关于玻璃的妙论被一个装玻璃的工人砸得粉碎，他写道一块玻璃是不太可能只从一边安上的，那样碰一下就会掉下来。而且无论如何湿的接合用油灰是不会不被发现的。又有人提出一块门板被切下来再装回去，格罗弗街11号被当作中世纪城堡那样，被认为有很多暗门和秘道。

　　另一个聪明的设想是在警察来的时候，凶手也一直在房间里——藏在衣柜里，或者他在格罗德曼闯进来时躲在门后面，因而由于发现尸体带来的激动而没有被发现，然后趁格罗德曼和达顿普太太检查窗户的时候带着凶器逃走。

　　也有人试着科学地解释犯人如何从外面把门上锁和上闩。强力磁铁被用来转动钥匙和插入门闩。装备了磁铁的凶手像新的细菌一样出现在公众的想象中。这个天才的理论只有一个缺陷——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个生理学家想起吞剑的杂技——通过咽喉的特殊解剖学结构——声称死者可能在割了自己喉咙后把凶器吞了进去。但公众可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那些认为一把小刀，刀片或者一小片钢在死者自杀后被埋入伤口的想法即便引用雪莱的诗句：——“造成这样一个伤口，刀消失在里面，”也不能让它们有一刻被人接受。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伤口由被做得像剑一样的烛台（或者其他无害的卧室用具）。这一类的理论使得一个幽默作家解释道死者把剃刀藏进了他的牙洞里！一些马斯基林和库克的朋友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事，没有别的人能从一个上锁的密室里出来。但可能，在这些谬误的火花中最聪明的是一封滑稽，然而可能是半认真的信，它被登在《混乱报》上，题为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你应该记得在当白教堂谋杀案（译注：即著名的开膛手杰克案）令人们不安时，我提出地区死因裁决官是凶手。我的话遭到漠视。那个死因裁决官现在还逍遥法外，而白教堂谋杀案的凶手也一样。可能这提示性的巧合会使当局这一次给我更多的关注。问题似乎是这样的。死者不可能割伤自己的喉咙。死者也不可能被别人割开喉咙。鉴于两者之一必然发生了，这些明显就是胡话。因为这些明显是胡话，我就有理由不相信它。因为这些明显的胡话主要源于达顿普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我就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简而言之，先生，我们如何保证整个事件不是两个首先发现尸体的人编造出的荒唐故事呢？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事不是那些人自己干的，然后再在叫来警察之前砸了门，弄破了门锁和门闩，再锁上所有的窗户？——我附寄了我的名片，我是，先生，您真诚的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

　　“我们的通信者的理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创造力。他是不是通过那些坚持说白教堂案的凶手总是发现尸体的警察的人的眼镜在观察呢？总得有人去发现尸体，如果它们能够被发现的话。——编辑.P.M.P”

　　这位编辑有理由为他刊登了这封信感到高兴，因为它引出了接下来这篇大侦探本人的有趣的通讯：

　　——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我不同意你说，你的通信者的理论缺乏创造力。相反，我认为它非常有令人喜欢的创新性。实际上它给我带来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我还不打算公布，但如果‘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能够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我会很高兴在其他人之前早一点告诉他，他的种子是否结出了果实。我觉得他和我是一类人，借这个机会我要公开说，我对那份令人不满的裁决感到失望。

　　这是一起很明显的谋杀，一个毫无结论的裁定会使苏格兰场放松努力。我希望我不会被指控不合礼仪，或者抒发个人意见。我要说，这个部门最近有很多臭名昭著的失败。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了。犯罪变得越来越过分了。可以说，它不再清楚自己的位置了。它滥用以前弃置不用的刑罚。我重复一遍，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法律和秩序。我从没有相信过亚瑟·康斯坦特杀了他自己，如果苏格兰场对自杀的解释满意，而翻个身去睡觉，那么，先生，一个世纪以来最邪恶最恐怖的犯罪就会逃脱惩罚了。

　　我只是最近才认识死者；但是，我仍然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以确认（我希望我见过和了解其他足够多的人来作这样的判断）他是一个本质上无法使用任何暴力的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如同谚语所说，他连一只苍蝇不会去伤害。那类和善的人总是缺乏自杀所需的能量。他是一个应得到特别尊重的人，我为能说他把我当成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我已经不是能穿上铠甲去战斗的年龄了；但是，先生，在犯下这恶行的罪犯被发现之前，我是不可能有一日安枕的。我已经和被害者家属取得了联系，很高兴地说，他们相信我，并指望我去清除他们可怜的亲戚可能自杀的污名。

　　我希望任何同我一样不相信当局的人，或是有关于这件可怕谜案的任何线索或者能任何可能的建议的人，或者简单来说，任何‘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能和我联系。如果要我指出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我会说，首先，任何将帮助我们去拼凑出这个人在东伦敦复杂活动的画卷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同很多人的生活有交集；他真的没有任何敌人吗？出于好心，一个人也可能造成伤害和冒犯；他的干预可能遭到怨恨；他可能遭到嫉妒。一个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这样的年轻人不可能拥有像他的善意那么多的实践智慧。他惹怒了谁？对于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对他的死了解得更多。事先感谢你在你宝贵的栏目里发表这封信，我是，先生，你真诚的——

　　乔治·格罗德曼

　　弓区，格罗弗街46号。

　　P.S.——当我写下了以上这些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兰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可能是那不幸的先生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日期是12月3号星期一，正是谋杀前的晚上，信是寄到佛罗伦萨给她，现在，在经过一些延误之后，又随着因突如其来的凶报赶回来的她一起被带回伦敦。这是一封措辞整体而言充满希望的信，里面讲述了他计划的许多细节。当然里面有些不适于公之于众的部分，但转录一些重要的章节应该没什么坏处——

　　“你似乎被灌输了东伦敦是一种受难地的思想，可能让你产生这种思想的书籍都被仔细标上了‘小说’。就像我们把耶稣所说‘黑暗时代’。按字面理解为没有阳光，我想民众和你一样，亲爱的，把“东伦敦”当成一个混合了困难、痛苦和谋杀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不用走超过5分钟就能找到前后都有花园的美丽房子，里面有上好的家具和优秀的住户？我很多大学里的朋友如果知道一些在高道路的店主的收入的话都会流口水。”       

　　“这里的富人可能不像肯辛通或者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是他们同样愚蠢以及物质主义。我不否认，露西，有些时候我也会低落，有时候我会渴望离开这一切而前往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是，总而言之，我忙得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真正让我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在做出贡献。但总体上，我的良心告诉我，我是的。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全体大众作多少事，至少可以通过帮助一些个体来得到宽慰。不管怎么说，能够对一个或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的人有很多品性很好——特别是女性——不仅乐于奉献，而且情感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一两个这样的人服务——这样的回报还不够吗？我没法去圣詹姆斯会堂去听你朋友在汉斯切尔音乐会上的交响乐。我正在读布拉瓦斯基女士最新的书，并开始对神秘的哲学感兴趣。不幸地是我得在床上看书，而这本书并不像大部分新书一样有催眠效果。神智学像牙疼一样让人睡不着……”

　　*　　　 *　　　 *　　　 *　　　 *

　　“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我不知道是否有别人和我一样被你们上一期中格罗德曼先生信件的不可思议的糟糕品味所震惊。他，作为该部门的一个前雇员，竟然公开对这个机构进行诋毁，这大概只能好心地被解释成他犯老糊涂了。至于那封信，死者的亲属有理由把私人文件交给他托管吗？当然，他可以好心地为一个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报仇；但是，总的来看，他的信难道不更应该题为‘弓区大谜案被搁置了’”才对吗？我附上我的名片，我是，先生，您忠实的公仆——苏格兰场。”

　　乔治·格罗德曼气恼地读了这封信，他把信揉成一团，讥讽地咕哝道：“爱德华·温普！” 

第五章

　　“是的，但是美会变得怎么样？”丹泽尔·堪特考特说。

　　“让美见鬼去吧！” 彼得·克劳说，好像他正在学术委员会发言一样，“请给我真实。”

　　丹泽尔没有这样做。他恰好没有这样东西。

　　丹泽尔·堪特考特站在房东店里抽着烟，喷吐出独特而宜人的气味。克劳在补鞋子，在同他的房客说话时，眼睛也不抬一下。他是个小个子，大脑袋，气色不好的人，穿着一身油腻的围裙。

　　丹泽尔穿着带皮领的厚重的外套。在冬天他总是穿着这个出去，私下里他脱掉它而穿着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家，或者说自以为他是——至少这已经体现了创造性思维。他顶上的头发已经越来越少了，就仿佛他的脑子在试图同真实离得更近一样。他为自己没什么不良嗜好而自豪。很少有人没有任何怪癖或者爱好；克劳有时甚至为自己的优越性感到有点孤独。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共和主义者，一个禁烟人士。肉食是一种不良嗜好。饮酒是一种不良嗜好。宗教是一种不良嗜好。君主制是一种不良嗜好。烟草是一种不良嗜好。

　　克劳曾经说：“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可以过没有不良嗜好的生活。” 

　　“一个普通人。”是克劳的口头禅。当星期天早上他站在他店对面的小高地上向人们宣传国王、牧师以及羊肉的罪恶时，这句“普通人”像交响乐的主旋律一样抑扬顿挫。“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这个短语像剑一样刺穿了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把它们嘲讽地挑起来。

　　当克劳在星期天去维多利亚公园娱乐的时候，这个短语让他把那些超自然主义者弄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还要深，他总是随身在口袋里带着一本迷你版，在文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都作了折角。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说了一件事；柯林斯书的第一章说了另一件。两个矛盾的叙述“可能”都是对的，但“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克劳花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令这些词句相互矛盾。斗鸡给予其热衷者的快乐也比不上让两段话自相矛盾给克劳带来的快感。克劳有一种哲学上的天才，令他在星期天早上的信徒们疯狂地崇拜，而让他的对手则沮丧地哑口无言。

　　比如说，他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因为它已经充满了整个空间。他也是首先发现一个令神职人员困惑的重要事件，当一个圣人在伦敦和另一个圣人在和他相对的地方同时死去时，他们都应该往天堂上飞，但是却是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无论多久他们也遇不上。这样，他们中谁才能上天堂呢？或者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的东西和被误解的东西无法遏制的兴趣。甚至哈里都能集中5分钟的注意力在毫无实用性的神学上，如果哈里特不是太着急的话。（译注：哈里和哈里特是英国著名木偶剧的主角。）

　　彼得·克劳并不为有丹泽尔·堪特考特这样的房客感到遗憾，尽管丹泽尔会干很多事，但他似乎毫无希望地对天底下任何事的理解都是错的。只有在一点上彼得·克劳同意丹泽尔·堪特考特——他暗地里钦佩丹泽尔·堪特考特。当他向他要求真实——平均差不多每天要有两次——他并不真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它。他知道丹泽尔是一个诗人。       

　　“美，”他接着说，“是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感兴趣的东西。而所有人都向往真实。大部分人都能拥有前者。那样你们诗人就得靠边站啦。真实和有用的东西——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利益是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任何东西是好是坏都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

　　“社会的利益！”丹泽尔讥讽地回应道，“社会的利益是什么？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众必须为伟大人物作出牺牲。不然，伟大人物就要为大众牺牲了。没有伟大的人就不会有艺术。没有艺术生活就会一片空白。”

　　“啊，但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它填上的，” 彼得·克劳说。

　　“是的，就是面包和黄油把美扼杀了，”丹泽尔·堪特考特痛苦地说，“我们大多数人开始追着蝴蝶穿过碧绿的草地，但我们突然转过来——”

　　“去搞吃的，” 彼得笑着说，一边继续补鞋子。

　　“彼得，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当笑话，我就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

　　丹泽尔的眼睛闪烁着愤怒。他甩了甩他的长头发。生活对他来说是严肃的。他从不有意去写滑稽诗。

　　天才的人留长发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忘了头发在长。二是，他们喜欢这样。三是，这样比较不花钱；他们留长头发和他们一顶帽子用很长时间的理由一样。

　　鉴于这种天才的特性，你可能因为缺两便士钱而得到这样一个名声。经济原因并不适用于丹泽尔的情况，他靠自己相貌的力量总能得以赊帐的。因而，当街上的流浪汉唱着要求他去剪头发时，他们并不是在为理发师帮忙。为什么大家要照管理发师，为他们的利益谋划呢？丹泽尔能告诉你，这不是为了帮理发师，而是为了满足群众天生的对创新的厌恶。在他显耀的时候丹泽尔当过编辑，但他从没想过要剪头发就像他不会去吞浆糊一样。头发的力量在参孙（译注：犹太大力士，力量来源于头发）的时代之后就消失了，否则丹泽尔就会变成一个大力神而不会是这样一个又高又瘦的神经过敏的人，看上去脆得当不了烟斗通条。鹅蛋脸上有尖而不整洁的胡子。他身上的亚麻衣服很难看，靴子很脏，帽子被尘土染黄了。这就是对美的热爱的后果。

　　彼得·克劳被丹泽尔对轻率言行的谴责所感染，他赶快结束了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他说，“蝴蝶对任何人都没好处；毛毛虫至少还能让鸟儿充饥。”

　　“就如你对事物的看法一样，彼得，” 丹泽尔说，“早上好，女士。”这是在对克劳太太说话，他对她礼貌地脱帽致敬。

　　克劳太太哼了一声，以一种质问的眼神看着她的丈夫。有那么几秒钟，克劳专心于摆弄他的鞋楦，试着对这问题视而不见。他在凳子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妻子严厉地咳了一声。他抬起头，看到她居高临下地在他面前，他无助地摇着头。奇妙的是当他站起来以后，克劳太太似乎都能居高临下得对着他。她比他要矮半英寸。可能这是一种视觉上的幻觉吧。

　　“克劳先生，”克劳太太说，“这样的话我去跟他说。”

　　“不，不，我亲爱的，不是现在，” 彼得无助地支支吾吾，“让我去吧。”

　　“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根本什么也不会做。要你去向一群傻子证明乔勒基和吉纳西斯，或者其他死了的圣经里的人物之间曾经如何互相矛盾，你的嘴遛得很。但要你为自己的孩子搞面包时，你就像个灯柱一样成了哑巴。这里有个人跟你一起住了好几个星期——又吃又喝你的血汗——而且一点钱也没付——”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没关系的。”可怜的克劳说，他的脸红得像火烧一样。

　　丹泽尔迷迷糊糊地看着她：“你是不是在暗指我呢，克劳太太？”他说。

　　“我还会暗指谁呢，堪特考特先生？已经过了7个星期了，我连一个便士都没——”

　　“我亲爱的克劳太太，” 丹泽尔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用一种受伤害的语气说，“为什么因为你的疏忽而责备我？”

　　“我的疏忽！？我就喜欢那样！”

　　“我可不，”丹泽尔更尖刻地说，“如果你给我送来帐单你早就能收到钱了。你怎么能指望我去考虑这种细节？”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么高档。人们自己付钱——他们没有‘帐单’！” 克劳太太说，无限讽刺地重读了那个词。

　　彼得开始锤一个钉子，好像试图盖过他妻子的声音似的。

　　“如果你急着知道的话，一共是3英镑14先令8便士，” 克劳太太继续说，“在迈尔恩路路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四磅的面包要四便士，地主每个星期一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就来收租金。而人们直到鞋已经破得快要扔了才来修，圣诞节又快到了，而且学校一周要7便士！”

　　彼得在听到最后一项时脸抽搐了一下。他就觉得快谈到这个了——就像圣诞节。他和他的妻子在免费教育问题上有分歧。彼得认为，把9个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每周给每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付1便士是很合理的。他的另一半争辩说，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应该有理由得以豁免。只有孩子少的人家能省出钱来。而这个迈尔恩路路上修鞋的无神论者，能够自己作主的也就是学费问题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克劳太太从没有真的要求要减少学费，尽管她继而经常恼火地打她的孩子。他们已经被打惯了，当没人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打。他们是聪明、没教养的小无赖，让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头疼。

　　“操心学费！”彼得恼火地回嘴，“堪特考特先生不应该为你的孩子负责。”

　　“我也不希望如此，真的，克劳先生，” 克劳太太严厉地说，“我为你感到羞耻。”留下这句话，她断然离开店里进入后面的起居室。

　　“没事，”彼得在她后面安慰地说，“钱的事会没问题的，孩子他妈。”

　　下层阶级习惯于把妻子叫成孩子他妈；在相对上流的阶级，比较流行称呼其为“妻子”，就像你说“股票”或者“泰晤士河”那样，并不带任何特别的属性。本能上，男人总是羞于成为顾家的人的。

　　丹泽尔灭掉了他的烟，毫无尴尬之色。彼得试着回到自己的工作，紧张地用钻头刺孔。那里有很长一段沉默。一个流浪风琴手在外面演奏华尔兹；在没能惹恼任何人后，离开了。

　　丹泽尔点起了另一支烟。墙上很脏的钟敲响了12点。

　　“你对共和怎么看？” 克劳说。

　　“他们很低俗，” 丹泽尔回答，“没有一个君主就没有看得见的权力化身。”

　　“什么！你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是看得见的吗？”

　　“彼得，你想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吗？把浅薄琐事留给女人，她们的脑子只够装些家里的麻烦。共和是低俗的。柏拉图仁慈地没让诗人进入他所想的共和国。共和制不是诗歌良好的土壤。”

　　“胡说！如果英格兰明天放弃对君主制的不良嗜好而变成一个共和国，照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那里首先就不会有桂冠诗人了。”

　　“现在是谁在浪费时间？你还是我，堪特考特？但是我才不在乎诗人呢，当然现在的朋友除外。我只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给予一个人超越其他人的权力有什么好的？”

　　“啊，那是汤姆·莫特莱克以前说的。等到你有了权力，彼得，能控制商会的钱，工人们冲过来把你像横幅一样举起来，在下面欢呼。”

　　“啊，那是因为他已经比他们要高了，” 克劳说，他忧郁的灰色眼睛中闪过一道光，“但这并不证明我就不该这么说。而且我想你错误地以为他已经给捧坏了。汤姆是一个很好的人——每一英寸都是，那就相当多了。我不否认他也有缺点，曾经有一次他在这个店里指责可怜的已经死去的康斯坦特：‘克劳，’他说，‘那个人会造成不幸的。我不喜欢这种八面玲珑的慈善家掺和到他们不懂的实际劳工争端中来。’”

　　丹泽尔不由自主地吹起了口哨。这可是一条新闻。

　　“我敢说，” 克劳接下去说，“他对任何干涉他的影响的人有那么点嫉妒。但这一次，嫉妒慢慢消失了，你瞧，那个可怜的人如众人所知和他成了朋友。汤姆不是一个抱着偏见不放的人。无论如何，那些都不能证明共和制有什么不好。看看沙皇还有犹太人。我只是个普通人，但是我不会想住在俄国哪怕——哪怕给我那儿所有的皮革。一个英国人，尽管要为了他对君主制的不良嗜好而缴税，至少在他自己的城堡里是国王，而不用管谁是温莎的主人。请等我一会儿，老婆在叫我。”

　　“请等我一会儿。我要走了，我想在我走之前说——我认为你应该立刻知道——经过今天的事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往——我应该说快乐的？——时光那样在这里立足了。”         

　　“哦，不，堪特考特。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小修鞋匠请求道。

　　“那我该说是不快的吗？”

　　“不，不，堪特考特。别误解我。孩子他妈最近对此事特别恼火。你瞧她有个越来越大的家庭。每天都在变大。但别管她。你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付。”

　　丹泽尔摇着头：“不行。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租了你上面的房间住下。接下来我认识了你。我们一起聊天，聊美或是实用。我发现你没有灵魂。但是你很诚实，而我喜欢你。我甚至愿意跟你们家一起用餐。我让自己把你的起居室当作自己家一样。但现在瓶子碎了（我不是说壁炉台上的那个），尽管玫瑰花香还留在上面，它不能重新被拼起来了——永远不能。”他悲伤地甩着头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店。克劳想追着他出去，但克劳太太还在叫他，而在所有守礼节的社会里，女士总是优先的。

　　堪特考特径直——在他松松垮垮的步态下尽可能的直——走向格罗弗街46号，敲了敲门。格罗德曼的女杂工开了门。她是个脸上坑坑洼洼的人，有砖灰色的皮肤和轻浮的举止。

　　“哦！我们又在一起了！”她快活地说。

　　“别像个小丑一样说话，” 堪特考特骂道，“格罗德曼先生在吗？”

　　“不，你打扰到他了，” 格罗德曼自己咆哮道，他突然穿着拖鞋出现了，“进来。在审讯结束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又在喝酒？”

　　“我发过誓了。再也不喝一滴酒，从——”

　　“凶案以后？”

　　“呃？”丹泽尔·堪特考特惊恐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从12月4号。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根据那起案子为基准，就像他们用格林威治为基准来算经度一样。”

　　“哦，”丹泽尔·堪特考特说。

　　“让我看看。差不多两周了。离开酒——还有我己经这么久了。”

　　“我不知道哪一样更糟，” 丹泽尔愤愤地说，“你们两者都偷走我的脑子。”

　　“是吗？”格罗德曼微笑着说，“那也不过是小偷小摸罢了。什么事在你的伤口上撒了盐？”

　　“我的书的第24版。”

　　“谁的书？”

　　“好吧，你的书。你肯定从《我抓住的罪犯》中赚到了一大堆钱。”

　　“《我抓住的罪犯》，” 格罗德曼纠正道，“我亲爱的丹泽尔，我已经多少次指出组成我的书的骨干是我的经历，而不是你的？每个案子里是我破坏了罪犯的计划。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添上佐料。”

　　“正相反，新闻界的记者们善于揭露事实。而你自己已经做到了——没有人比你善于冷静，清晰，科学地陈述。但是我把裸露的事实理想化，把它们提升到诗歌和文学的殿堂里。这本书的第24版证明了我的成功。”

　　“胡说！第24版的成功是由于里面的凶案。那都是你干的吗？”

　　“你还真突然地指控人啊，格罗德曼先生，” 丹泽尔转变了腔调说。

　　“不——我已经退休了，” 格罗德曼笑道。

　　丹泽尔并没有非难退休侦探的草率。他甚至也笑了一下：“好了，给我五英镑，我就说‘了结了。’我还欠人钱。”

　　“一便士也没有。为什么你在凶案之后一直不来找我。我还得自己写信给《混乱报》。你可能赚到一克朗（译注：25便士）。”

　　“我受到手指痉挛困扰，不能干你最后的工作啦。我正要去告诉你，在那个早晨发生了——”

　　“凶案。你在审讯时说过了。”

　　“那是真的。”

　　“当然。你不是宣了誓吗？你这么早起来告诉还真是热心。你是哪只手上痉挛？”

　　“什么，当然是右手。”

　　“那么你不能用左手写？”

　　“我连笔也握不住。”

　　“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许。你是怎么会弄成那样的？”

　　“写得太多了。那是唯一可能的原因。”

　　“哦！我不知道。写什么？”

　　丹泽尔犹豫了一下：“一篇史诗。”

　　“怪不得你欠债了。一英镑够让你解脱吗？”

　　“不，那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给你。”

　　丹泽尔拿起了硬币和他的帽子。

　　“难道你不去挣它吗，你这个乞丐？坐下来写点东西给我。”

　　丹泽尔拿起了纸和笔，坐下来：“你想让我写什么？”

　　“你的史诗。”

　　丹泽尔吓了一跳，满脸通红。但是他开始干了。格罗德曼在躺在他的扶手椅里，看着诗人严肃的表情笑了起来。

　　丹泽尔写了三行，停了下来。

　　“记不起更多的了？好吧，给我读开头。”

　　丹泽尔读道：——

　　“人类的第一次违抗，

　　禁忌之树上的禁果致命的味道，

　　把死亡带到人间——” （译注：诗文断句并不一样，大意如此）

　　“停下！”格罗德曼叫道。“你选的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主题啊。”

　　“令人讨厌！为什么，弥尔顿选了同样的主题！”（译注：弥尔顿，《失乐园》的作者。）

　　“该死的弥尔顿。走开，你还有你的史诗。”

　　丹泽尔走了。脸上坑坑洼洼的人为他打开大门。

　　“我什么时候该得到条新裙子，亲爱的？”她挑逗地低声说。

　　“我没钱，简，”他简短地说。

　　“你有一英镑。”

　　丹泽尔把一英镑给她，用力关上了门。格罗德曼听到了他们的低语，默默地笑起来。他的听觉很敏锐。大约两年前简把丹泽尔介绍过来。当时他想要个文书助理，这个诗人就从那时起开始给他干杂事。格罗德曼辩称简也有她的理由。不用了解他们，他就能掌控他们俩。他觉得没有人他掌控不了的。所有男人——还有女人——都有要隐藏的事情，你只需要装着知道它是什么。格罗德曼就是这样科学。

　　丹泽尔·堪特考特摇摇摆摆，满怀心事地回家，心不在焉地回到克劳家的餐桌上。 

第六章

　　克劳太太如此冷酷地盯着丹泽尔·堪特考特，并如此粗鲁地给他切牛肉，使得他在晚饭结束的时候大呼慈悲。彼得吃西红柿来滋养其哲学的天赋。他足够宽容地让他的家庭拥有他们的不良嗜好；但没有香味能诱惑他放弃他偏爱的素食。而且，肉食可能会令他联想起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和皮革很像，但弓区的牛排有时跟它很接近。

　　丹泽尔晚餐后通常沉浸于诗意盎然的白日梦中。但今天他没有去打盹。他立刻出去找点工作。但到处是一片寂静。他到他曾为之写过关于教区委员的尖刻社论的《迈尔恩镜报》的办公室想要一笔预付款但徒劳无功。他跋涉到城里提出要为《火腿和蛋公报》写一篇关于熏咸肉的现代方法的文章也被拒绝了。丹泽尔知道很多关于养猪和屠宰，熏制和干燥过程的知识，因为他有好几年时间为《新猪肉先驱报》听写关于这些单调事情的政策。丹泽尔也知道很多其他隐秘的事情，包括织布机，卷心菜叶以及烛花的生产，下水道的内部结构。他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为商业报纸写作了。但那里有激烈的竞争。太多的拥有文学天赋的人知道复杂的关于生产和市场的学术词汇，并急着接活儿。格罗德曼可能没怎么使丹泽尔的这种能力退步，但有几个月他把时间都花在《我抓住的罪犯》上，这就像荒废那样有害。因为当你的对手在进步的时候，原地踏步就是一种倒退。

　　绝望中，丹泽尔费力地走到贝斯纳格林。他在一家小烟草店的窗前停了下来。那里贴着一张公告写着“出售情节”

　　公告接下去声明从这里可以得到大量的情节——包括轰动性情节，幽默情节，爱情情节，宗教情节，以及诗歌情节；也有完整的手稿，原创小说，诗歌和故事。里面有售。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脏的店，砖头被玷污，木头发黑。橱窗里有一些发霉的旧书，各式各样的烟斗和烟草，以及很多没有挂起来，也没有装框，用油彩在画板上画着最肮脏的涂鸦。从标题中你能知道这些是想画风景。最贵的是“清福德教堂”，别的一些主要是一些苏格兰风光——以山为背景的湖，水中有完整的倒影，前景中还有一棵树。有时候树也会在背景中。这样湖就会在前景中。天空和水都特别蓝。这个系列的名称是“原创手制油画”。灰尘积在所有东西上面，就好像是被仔细铲上去的。业主就像晚上不脱衣服睡在橱窗里一样。他是一个枯瘦的人，红鼻子，帽子下面盖着长而少的黑发，胡子又黑又密。他抽一根长粘土烟斗，就像戏剧中衰弱的反角一样。

　　“啊，下午好，堪特考特先生，”他搓着手说，一半出于冷，一半出于习惯，“你带来了什么给我？”

　　“什么都没有，” 丹泽尔说，“但如果你能借我一英镑，我会给你一个绝妙的东西。”        

　　戏剧里的反角甩着他的头发，眼里充满狡诈：“如果你拿到了钱还会去干，那它还真会是绝妙啊。”

　　戏剧里的反角拿那些情节去干了什么，是谁带来的，这些堪特考特从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头脑现在很廉价了，丹泽尔能找到一个顾客就很开心了。

　　“当然你认识我已经够久，该信任我了，”他叫道。

　　“信任已经死了，” 戏剧里的反角喷着烟说。

　　“安妮女王也死了。”气愤的诗人喊道。他的眼睛里是一种危险的被逼急了的神态。他需要钱。但戏剧里的反角容不得变通。没有情节，没有晚饭。

　　可怜的丹泽尔愤怒地离开。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临时地他又转过身绝望地盯着橱窗看。再一次他读着上面的字——“出售情节”

　　他盯着这看了那么久以致它的含义都消失了。当这些词的意思突然再次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它们有个新的意义。他温和地走进去，从戏剧里的反角那里借了4便士。接着上了去苏格兰场的公共汽车。车上有个长得不算难看的女服务员。车子的节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旋律。他忘却了他的情况和他的目的。他从没有真写过史诗——除了“失乐园”（译注：指在格罗德曼家写的东西）——但他为酒和女性写歌词，还经常啜泣着想自己是多么不幸。但除了熏咸肉或者攻击教区委员的文章外，没人向他买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奇怪而狂野的人。那**在他热情地注视下都觉得自己挺漂亮。这几乎把她催眠了，尽管，她低头看她的新法国羊皮鞋以逃避它。

　　在苏格兰场丹泽尔要求见爱德华·温普。爱德华·温普并不是马上能见到的。就像国王和编辑那样，侦探们是很难接近的——除非你是一个罪犯，你一点也发现不了他们。丹泽尔知道爱德华·温普主要是因为格罗德曼对他继任者的蔑视。温普是一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格罗德曼的兴趣完全集中在逻辑和证据问题上。他只读关于这些的书，对于那些美文完全不屑一顾。温普有着灵活的智慧，他轻视格罗德曼那种缓慢，费力，沉闷，几乎日耳曼式的方法。更有甚者，他威胁要通过一些天才的手段，让格罗德曼的光辉传统黯然失色。温普最善于收集间接证据，把2和2加起来得到5。他能收集起许多黯淡的毫不相关的数据，让一些统一猜想的电光以一种为达尔文或者法拉第增光的方法闪过它们。一个可能去揭示自然秘密的知识分子被转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守护者。    

　　诗人让一个警察以为这事事关生死，在这友好警察的帮助下，丹泽尔得到了大侦探的私人地址。那在国王十字车站附近。奇迹般地，温普下午在家。当丹泽尔被领到楼上见他时，他正在写字，但他站起来，用他公牛般的眼睛望着来访者。

　　“我想这是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 温普说。

　　丹泽尔吓了一跳。他并没有报上姓名，只是把自己形容为一位绅士。

　　“是我。”他咕哝道。

　　“你是亚瑟·康斯坦特之死审讯会上的证人之一。我这儿还有你的证词。”他指向一份文档，“为什么你又来提供新的证据？”

　　丹泽尔又吓了一跳，这回脸也涨红了：“我需要钱，”他不由自主地说。

　　“坐下。”丹泽尔坐下了。温普还站着。

　　温普年轻而面色红润。他有一个罗马人的鼻子，穿着整齐漂亮。在找到了上天赐予他的妻子这一点上他战胜了格罗德曼。他有一个活泼的男孩，没有人能比他更聪明地从食品室里偷果酱。温普在房子顶层孤立的书房里干所有他能带回家的工作。在他恐怖的密室外面他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他爱他的妻子，而她并不看好他的才智但欣赏他的脾气。温普对家庭琐事毫无办法。他甚至无法分辨出佣人的“身份”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可能他无法把自己降到处理这种琐事的水平上。就像一个顶尖教授忘了怎么解二次方程，而只能用微积分来解决问题一样。

　　“你想要多少钱？”他问。

　　“我不讨价还价，” 丹泽尔回答，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我来这儿给你一个提示。我觉得你会为此给我5英镑。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会拒绝。”

　　“你不会拒绝的——如果你应得的话。”

　　“好。我就单刀直入了。我的提示是关于——汤姆·莫特莱克。”丹泽尔就像射出鱼雷那样吐出这个名字。温普并没有什么反应，“汤姆·莫特莱克，” 丹泽尔有些失望地继续说，“有一个恋人。”他刻意停了一下。

　　温普说：“怎么样？”

　　“那个恋人现在在哪儿？”

　　“到底在哪儿呢？”

　　“你知道她失踪了？”

　　“你刚刚告诉我了。”

　　“是的，她离开了——没留下一点线索。她在康斯坦特先生的谋杀案两周前离开的。”

　　“谋杀？你怎么知道那是谋杀？”

　　“格罗德曼先生是这么说的。” 丹泽尔再次被吓了一跳。

　　“哼！难道那不正好是那是自杀的证明吗？好，接着讲。”

　　“在自杀案两周前，杰茜·戴蒙德失踪了。在斯特尼格林，她租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做裁缝的。她手艺高超。比较时尚的女士都知道。她做的一件女装曾被拿到法庭上。我想是那位女士忘了付钱；杰茜的女房东是这么说的。”

　　“她一个人住吗？”

　　“她没有父母，但这房子是很正经体面的。”

　　“我想她长得不错？”

　　“就像是诗人的梦想。”

　　“比如说你的？”

　　“我是个诗人；我这样梦想。”

　　“你梦想你是个诗人。好了，好了！她和莫特莱克订婚了？”

　　“是的！他们并没有保密。他们很早就订婚了。当时他还是个排字工人，他们为买一间房子而存钱。他在印刷《新猪肉先驱报》的Railton and Hockes工作，曾经拿着我的稿子去排字房，有一天教堂神父告诉我莫特莱克和他女朋友的事。上帝啊！世道真是不同了！两年前莫特莱克还在为吃力地辨着我的笔迹——现在他已经跟那些大人物在一起，出入上流社会才去的‘贵族之家俱乐部’啦。”

　　“激进的代表。”温普笑着咕哝着。

　　“而我还被挡在耀眼的美与智慧交汇的客厅外面。他不过是个工人！一个体力劳动者！” 丹泽尔眼中闪动着愤怒。他激动地站起来，“他们说他在排字房总是一个唧唧喳喳的人，但他就靠这样的唧唧喳喳离开了那里而进入了好地方。当他靠雷尔顿和霍克斯印刷厂赚面包钱时，他没什么资格谈什么资本的罪恶”

　　“吐司和黄油，吐司和黄油，” 温普快活地说，“我不会指责一个人把这两样一起吃，堪特考特先生。”

　　丹泽尔勉强笑了一声：“是的；但言行一致是我的座右铭，我希望看到高贵的灵魂是纯净无暇，不会受财富所影响的。不管怎么说，当莫特莱克日子好了起来，他们的婚约却仍然拖着。他没有那么频繁地去看她。最近的秋天他很少见她。”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经常去斯特尼格林。我的工作让我在傍晚经过那间屋子。有时候她房间里没有灯光。这说明她在楼下和房东太太闲聊。”

　　“她可能和汤姆一起出去了？”

　　“不，先生；我知道汤姆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的讲台上。他正没日没夜的工作来组织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

　　“一个很好的理由去把他的恋人放在一边。”

　　“是的。一星期的晚上他都没去过斯特尼格林。”

　　“但你都去了。”

　　“不——不是每晚。”

　　“你没进去吗？”

　　“从不。她不会允许我的拜访。她是个个性坚强的女孩。她总让我想起弗萝拉·麦克唐纳德。”

　　“你认识的另一位女士？”

　　“一位我比我身边的影子还熟悉的女士，她比烦着我向我要房租的女人还要真实。杰茜·戴蒙德同样是那种女主角的类型。她的湛蓝的眼睛，像两口底下盛着真实的井。当我看着那双眼睛我自己的眼睛都要花了。那是绝无仅有的我在梦中也想象不到的眼睛。”他挥了下手似乎要让这过去，“她对我有这样大的影响。”

　　“那么，你认识她喽？”

　　“哦，是的。我在《新猪肉先驱报》的时候就认识汤姆，当我第一次见到杰茜挽着他的手时，他很自豪地把她介绍给一个诗人。当他发达了他就要把我甩掉。”

　　“你应该把你所遭遇的回敬回去。”

　　“这，这只是小事。” 丹泽尔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但世界应小事而改变。”聪明的温普说。

　　“世界本身就是一件小事，”忧郁的诗人说，“只有美值得我们的关注。”

　　“但那美人没有在和她的房东太太聊天时，她会在你经过门前时和你聊天吗？”

　　“啊，不！她坐在她的房间里看书，投下一个影子在——”

　　“你的生活上？”

　　“不；在窗帘上。”

　　“总是一个影子？”

　　“不，先生。有一两次是两个。”

　　“那么你是喝醉了。”

　　“以我的生命打赌，我没有。我发誓要远离危险的酒杯。”

　　“对。啤酒对诗人有害。它让他们的脚发抖。第二个影子是谁的？”

　　“一个男人的。”

　　“自然。可能是莫特莱克的。”

　　“不可能。他还在为八小时工作制罢工。”

　　“你发现了那是谁的影子？你对此一点也没有疑惑？”

　　“不；我一直等到他出来。”

　　“那是亚瑟·康斯坦特。”

　　“你是个魔术师！你——你吓着我了。是的，是他。”

　　“你是说，只有一两次？”

　　“我没有一直在监视他们。”

　　“不，不，当然没有。你只是偶然地路过。我完全理解你。”

　　丹泽尔对这样的断言一点也不觉得舒服。

　　“他去那儿干什么？” 温普继续说。

　　“我不知道。我以我的灵魂打赌杰茜是清白的。”

　　“你可以毫无风险地把你的赌注加倍。”

　　“是的，我可能会的！我会的！你可以从我的眼睛里看到她。”

　　“现在我也只能看到你的眼睛。你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大约11月中旬。”

　　“莫特莱克对这种会面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可能他知道。康斯坦特先生可能把她招入了他的社会工作。我知道在11月上旬在大礼堂举办孩子们的大茶会时她是服务员之一。他像对待一位女士那样对她。她是唯一动手干活的服务员。”

　　“我猜其他的人用他们的脚端杯子。”

　　“不；怎么可能？我的意思是别的服务员都是真的贵妇人，而杰茜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业余的。对她来说把茶杯递给小朋友没什么新鲜的。我敢说她经常帮房东太太干那个——那里楼下住了一群小捣蛋。简直和我的朋友克劳家一样糟。杰茜真是一个大好人。但可能汤姆不知道她的价值。可能他不喜欢康斯坦特去拜访她，而这导致了争吵。不管怎么说，她失踪了，就像飘落在河上的雪花。没有一点痕迹。房东太太是她的好朋友，杰茜曾经为她缝了一件女装而分文未收，她告诉我，她的前房客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她在哪儿的线索，这令她相当不安。”

　　“你显然已经为你自己进行过调查了？”

　　“只是为了房东太太。杰茜并没有给她一周的提前通知，而是当场付清钱，立刻离开。房东太太告诉我，用一根羽毛就能把她击倒。不幸的是，我没能在那儿去那么干，或者我当然该把她击倒，应为她没能好好地把眼瞪大看住杰茜。她说如果在那个轻佻女子（她竟然敢叫杰茜轻佻女子）走之前，她有一点怀疑到，她就会知道她去了哪儿，不然她就不叫这个名字。但她承认杰茜看起来很憔悴和忧虑。愚蠢的老太婆。”

　　“有个性的女人。”侦探咕哝道。

　　“难道我没这样告诉你吗？” 丹泽尔急切地叫道，“另一个女孩应该会泄漏出她要离开了。但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她扔下钱然后走出去。房东太太跑上楼。所有杰茜的东西都不见了。她肯定悄悄地把它们卖掉了，或者把它们搬到了新的地方。我一生中从没有遇到过这样了解自己的想法，或者有值得了解的想法的女孩。她总让我想起Maid of Saragossa。”（译注：可能是指《保卫萨拉戈萨》（一副油画）中的女英雄。）

　　“是的！她什么时候离开？”

　　“11月19日。”

　　“莫特莱克当然知道她在哪儿？”

　　“我说不准。我最近一次在那房里调查的时候——那是11月底——他已经6个星期没去那儿了。当然，他有时写信给她——房东太太认得出他的字。”

　　温普看着丹泽尔的眼睛，说：“你的意思当然是，指控莫特莱克谋杀了康斯坦特先生？”            

　　“不——一点也不，” 丹泽尔结巴地说，“只是你知道格罗德曼先生写给《混乱报》的信上说。我们对康斯坦特先生的生活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能对他的死了解得更多。我想我的消息对你可能有用，就把它带来了。”

　　“为什么你不把它带给格罗德曼先生？”

　　“因为我认为那对我就没什么好处了。”

　　“你写了《我抓住的罪犯》？”

　　“你怎么知道的？” ——温普今天报复性地吓了他好几次。

　　“是你的风格，我亲爱的堪特考特先生。那独特高贵的风格。”

　　“是的，我怕它那确实会出卖了我，” 丹泽尔说，“既然你知道了，我就告诉你，格罗德曼是个吝啬鬼。那样一个完全没有对美的感觉的人——他要那么多钱还有房子干什么？这么说吧，他得到了我的消息，会把我踢出去而不给我半文钱。”

　　“是的，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精明的人。我看不出你指控莫特莱克的证词有任何价值。

　　“不！”丹泽尔失望地说，害怕他要拿不到钱了，“特别是莫特莱克已经嫉妒康斯坦特先生作为一个不拿钱的竞争组织者。就像以更便宜的价格工作的工贼——不，是一点钱也不要。”

　　“莫特莱克告诉你他嫉妒了？” 温普说，腔调中透出一股讽刺的轻蔑。

　　“哦，是的！他对我说，‘那个人会造成不幸的。我不喜欢那种八面玲珑的慈善家掺和到他们不懂的事情中来。’”

　　“那是他的原话吗？”

　　“他的原话。”

　　“很好。我在我的文档里有你的地址。这一英镑给你。”

　　“只有一英镑！这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很好。它对我很有用。我有个妻子要养。”

　　“我没有，”丹泽尔惨笑着说，“因而我可能能用它凑合着过。”他拿起他的帽子和一英镑。

　　门外面他碰到了一个比较好看的佣人在拿茶给她的主人。他看到她时险些撞翻了托盘。她似乎比他对这次邂逅更感兴趣。

　　“下午好，亲爱的，”她挑逗地说，“你可能该给我一英镑。我真想要一顶新的帽子。”

　　丹泽尔把一英镑给她，在来到楼梯底下时，重重地关上了大厅的门。他似乎手挽着巧合的长臂在走路。温普没有听到那段对话。他正忙着写给上级的晚间汇报。第二天丹泽尔走到哪儿都会跟一个保镖。如果他知道的话可能能满足下他的虚荣心。但是这个晚上他还没有被陪同，所以没有人发现他在克劳家早早吃完晚餐后，去了格罗弗街46号。他没法忍住不去。他想再要一个英镑。他也忍不住要奚落格罗德曼。前一个目标达不到，他觉得第二个可以达到。

　　“你还想解决弓区谋杀案吗？”他问老猎犬。

　　“我已经能抓到他了。” 格罗德曼简短地声明。

　　丹泽尔不自觉地把头发往后甩。他发现和侦探谈话就像用弹壳玩九柱游戏一样危险。他们这些毫无美感，不露情感的人让他抓狂。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接受制裁？”他咕哝道。

　　“啊——那还需要被证明。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哦！”丹泽尔说，“我能为你写这个故事吗？”

　　“不。你活不了那么久。”

　　丹泽尔脸色苍白：“胡说！我比你年轻好几岁，”他倒吸了一口气。

　　“是的，”格罗德曼说，“但你酒喝得太多了。” 

第七章

　　当温普邀请格罗德曼去国王十字车站吃他的圣诞葡萄干布丁时，格罗德曼只是有一点惊讶。

　　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显得特别地友好，以掩饰他们相互间的厌恶。当两个人真的相互喜欢时，他们就不会掩饰他们相互的轻视。在给格罗德曼的信里，温普说他觉得对他而言，有个伴一起过圣诞节比孤身一人要好些。人们总是偏见地认为应该聚在一起过圣诞节，而格罗德曼对此妥协。而且，他觉得窥视一下温普的家庭内部就像看一部哑剧一样有意思。他对即将到来的乐趣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温普来邀请他不会只是出于“和平和善意。”

　　在节日的餐桌边只有一个另外的客人。这是温普妻子的母亲的母亲，一个70岁的女士。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通过婚姻得到一个祖母，但温普并没有因此而过分自负。老太太受妄想症困扰。其中之一就是她以为自己是个百岁老人。而她刻意为那个角色来选择衣着。女性为了掩饰她们年龄而所愿忍受的痛苦是惊人的。

　　另一个温普祖母的幻想是温普是为了让她成为家庭的一员才结婚的。为了不让他失望，在节日与假期她总是陪着他。威尔弗雷德·温普——那个偷果酱的小男孩——在圣诞晚餐中显得非常精神。对他来说唯一的不足就是糖果根本就不用去偷。他的母亲边指挥着盘子，边想格罗德曼比她的丈夫聪明太多了。

　　当那个服侍他们的漂亮女佣暂时离开房间时，格罗德曼评价道她似乎很爱打听。这同温普太太自己的结论不谋而合，尽管温普先生从没办法看出这个女孩有什么可疑或令人不满的，哪怕她把上一个女主人给她的“身份证明”几个字都拼错了。

　　确实那个小姑娘在听到丹泽尔·堪特考特的名字被提到时竖起了耳朵。格罗德曼发现了这点，观察了她，并决心继续愚弄温普。当然，是温普提到了那个诗人的名字，他提的时候是那么随意以致格罗德曼马上发现他是想要刺探他。

　　竞争对手会想要找他来确认他自己的手下的嫌疑，这种想法真是太有趣了。这对格罗德曼来说，就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能指控温普的心腹女仆的证据，明显得让温普看不出来这点同样有趣。格罗德曼享受着他的圣诞晚餐，只是遗憾他没能找到一个好的继任者。温普，就他而言，则轻蔑地在想，格罗德曼的思维是怎么盘绕着丹泽尔却没能看到真相的。一个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啊！

　　“丹泽尔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格罗德曼说，“而如果说到可疑的特性。他曾经写了一首史诗并读给我听。那从头到尾都是邪恶的。在第三行就提到‘死亡’我想你知道他为我的书润色？” ——格罗德曼展现出的单纯是完美的。

　　“不。你让我吃了一惊，” 温普回答，“我相信他也没什么可干的。看看你在《混乱报》上的信。谁还需要比那上面更多的润色和提炼呢？”

　　“啊，我不知道你客气地读了那个。”

　　“哦，是的；我们都读了它，” 温普太太插嘴道，“我告诉温普先生那既聪明又有力。看过给那可怜家伙的未婚妻的信里的引文之后，能毫无疑问地确定那是谋杀。温普也被它说服了，不是吗，爱德华？”

　　爱德华不安地咳嗽。这句话是真的，因而是不慎重的。格罗德曼能大大自我炫耀一番。在这个时候温普觉得格罗德曼保持单身是明智的。格罗德曼看出了这个情形中的幽默，脸上挂着好奇的半带嘲讽的微笑。

　　“在我出身的时候，” 温普的祖母说，“那是一百多年前，那儿有个女孩被谋杀了。”——温普发现自己希望被谋杀的是她。他急于让话题回到堪特考特：“别让我们在圣诞节谈论本行，”他笑着对格罗德曼说，“而且，谋杀也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主题。”        

　　“不，它不是。” 格罗德曼说，“我们是怎么说到那里去的？哦，对了——丹泽尔·堪特考特。哈！哈！哈！真有趣，在丹泽尔校订《我抓住的罪犯》之后，他的脑子里就只有谋杀了。一个诗人的脑子真是容易改变。”

　　温普的眼睛里闪着兴奋以及对格罗德曼的昏聩的蔑视。在格罗德曼的眼睛里跳跃着对温普有趣的嘲讽；对于外人来说，他的乐趣是以损害那位诗人为代价的。

　　在把他对手的兴趣吊到最高之后，格罗德曼狡猾而突然地放松了弦。

　　“丹泽尔真是幸运！”他仍然用那种天真，滑稽的圣诞腔调说，“他在康斯坦特一案中有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 温普吸了一口气，“真的吗？”

　　“哦，是的。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你知道。她是给我干活的女人，简。她恰好提到他和她在一起。”

　　简从没有这样做。在偷听到那段调情后，格罗德曼开始着手调查他两个雇员的关系。通过貌不经意地把丹泽尔称作“你的丈夫”，他把那可怜的女人吓得甚至都没去否认这层关系。这两个词他只用过一次，但他已经感到满意了。至于不在场证明，他还并没有去麻烦她；但把它当作是真的存在能够让温普感到难过和失望。暂时，温普的客人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胜利。

　　“爸爸，”威尔弗雷德·温普说，“不在场证明是什么？一种弹珠？”

　　“不，小伙子，” 格罗德曼说，“它的意思是当你被认为在一个地方时却在另一个地方。”

　　“啊，逃学，” 威尔弗雷德得意地说，他的老师经常给出他的不在场证明，“那样丹泽尔会被绞死。”

　　这是一个预言吗？温普对它这样看；就像一个神谕让他不要相信格罗德曼一样。从小孩的口中吐箴言；有时候甚至是在他们不在诵读日课的时候。

　　“当一世纪前，我还在摇篮里时，” 温普的祖母说，“人们因为偷马而被绞死。”

　　他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温普在忙着考虑如何接近格罗德曼的女杂工。

　　格罗德曼在忙着考虑如何了解温普的家事。

　　双方都没有收到圣诞钟声敲响时应有的祝福。

　　*　　　 *　　　 *　　　 *　　　 *

　　第二天天气潮湿而变幻莫测。细雨绵软地飘着。一个人在一个夏天的法定假日能够承受，实际上是期盼这样的天气。但是有这样一个12月的假日就非常糟糕了。

　　的确应该想办法去变一下控制天气的职员的年表。每当他知道假日要来了，他就会去写信给公司要更多的雨水。今天他的存货似乎不多，而他让它一点点流出；有些时候，冬日会虚弱无力地照耀一下，尽管那些度假者想要好好享受日光，每当有那么点希望的时候他们就成群地涌出来。但只是出来躲避雨点而已，伞又被打起来，街道又变成移动蘑菇的花园。

　　丹泽尔·堪特考特穿着他的皮外套对着敞开的窗户坐着，在水色中看着外面的景观。他抽起一根饭后烟，开始谈论美。克劳跟他在一起。他们在二楼的前屋，克劳的卧室，从那里眺望迈尔恩路路比在客厅里看着后院好多了。克劳太太对于这最好的卧室实行禁烟；但彼得并不想把诗人或他的烟赶出去。他觉得吸烟和诗歌有一些共同点，除了它们都是不良嗜好以外。何况克劳太太还在厨房里生气。她原准备同彼得和孩子们去维多利亚公园郊游。（她梦想着去看水晶宫，但圣诞老人没有往修鞋匠的鞋里塞礼物。）现在她可不能冒弄坏她帽子上羽毛的险。

　　9个淘气鬼通过在楼梯上相互打闹来表达他们的失望。彼得觉得克劳太太以某种方式把他和下雨联系在了一起，这令他很不高兴。他已经失去了向一群迷信分子指出利未记和所罗门之歌间的相互矛盾的快乐，这还不够吗？克劳并不总能指望有这样的听众。

　　“你仍然称自然为美丽？”他指着昏暗的天空和滴水的屋檐对丹泽尔说，“是个又丑又旧的废物！”

　　“今天看起来丑陋，” 丹泽尔承认，“但丑陋难道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吗？你必须看得更深去发现这点；这种洞察力是只有少数人有的宝贵天赋。对我来说，这黯淡忧愁的雨和受大海洗涤的城市废墟一样可爱。”

　　“啊，但你不会喜欢走出去置身其中，” 彼得·克劳说话的时候细雨突然变大成了倾盆大雨。

　　“我们不总去亲吻我们喜欢的女人。”

　　“就拿你来说吧，丹泽尔。我只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大自然是不是一种不良嗜好。你好，莫特莱克过来了！天啊，这样淋一分钟他就成落汤鸡了。”

　　劳工领袖正低着头走着。他似乎没有在意大雨。他甚至过了几秒钟才听到克劳让他来避雨的邀请。当他听到的时候他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没法给你提供一间公爵夫人住的客厅。” 彼得生气地说。

　　汤姆转动店门把手，走了进来。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怀疑他变得骄傲而想同老朋友们断绝来往更令他生气的了。他试着从9个任性地抱着他的湿透的膝盖的捣蛋鬼间穿过，一把铜币才让他们散开去争抢。彼得到楼梯上迎接他，深情而倾慕地和他握手，再把他带到克劳太太的卧室。

　　“别在意我说的话，汤姆。我只是个普通人，我总挑最极端的说！但那不是发自内心的，汤姆，不是发自内心的，” 彼得说，略微带点俏皮，用阴郁的微笑来掩盖他气色不好的脸，“我想你认识堪特考特先生？那个诗人。”

　　“哦，是的；你好吗，汤姆？”诗人叫道，“最近还看《新猪肉先驱报》吗？那些旧日时光还不错吧，嗯？”

　　“不错，”汤姆说，“我希望我能回到那个时候。”

　　“胡说，胡说，” 彼得担忧地说，“看看你为工人们办的事。看看你如何地驱除不良嗜好。啊，有天赋真好，汤姆。你怎么能想放弃工作躲进排字房里！体力劳动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行了，我们没有天赋，只有刚刚足够的脑子去看到事物的真相——去了解我们没有灵魂，没有永生，等等——我们也太自私而顾不了除了自己，妻子，孩子之外的人的幸福。但像你和堪特考特这样的人——你们埋头于低级的物质性的事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认为堪特考特的信条对大众有什么价值。美对于那些没什么别的事可想的家伙是不错，但请给我真实。你是让我愿意把钱给你的人，莫特莱克。别提基金，汤姆，我只贡献了一点，天知道；尽管一个‘地方’怎么能知道任何事，也只有天自己知道了。你给予我们有用的东西，汤姆；那才是世界比美更渴望的东西。”      

　　“苏格拉底说有用的就是美的。” 丹泽尔说。

　　“可能是那样，” 彼得说，“但美的不一定是有用的。”

　　“胡说！”丹泽尔说，“杰茜——我的意思是戴蒙德小姐又怎么样？这里就有一个两者的结合。她总是让我想起我的Grace Darling（译注：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英雄）。她怎么样了，汤姆？”

　　“她死了！” 汤姆厉声说。

　　“什么？”丹泽尔变得像圣诞夜的幽灵一样白。

　　“关于她和她救生艇的事都登在报纸上了。” 汤姆说。

　　“哦，你是说Grace Darling，” 丹泽尔说，看得出他松了一口气，“我是说戴蒙德小姐。”

　　“你用不着对她这么感兴趣，” 汤姆不友好地说。“她也不喜欢。啊，雨停了。我得走了。”

　　“不，再多待会儿，汤姆，” 彼得恳求道。

　　“我经常在报上读到你，但是很少看到你的脸啦。我现在没空去听你的演说。但我确实该让自己休息一下。你下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哦，我总是在演说，” 汤姆笑着说，“但我下一次重要演说将在1月21号，当可怜的康斯坦特先生的画像将在Bow Break o' Day 俱乐部被揭幕时。他们已经写信请格兰斯通和其他大人物来。我真的希望那位老先生能接受。像这样一个非政治性集会是我们能一起演说的唯一机会，我从没有和格兰斯通站在同一个讲台上。”

　　他在憧憬中忘却了失落和怒气，谈吐也更有生气了。

　　“不，我可不希望这样，汤姆，” 彼得说，“他认为圣经不可动摇，君主制是正确的，这样的不良嗜好使他成为去领导激进分子的最危险的人。他从没有把他的斧子砍到任何东西的根上——除了橡树。”

　　“堪特考特先生！”克劳太太的声音打断了这篇攻击演说，“那儿有位先生找你。” 克劳太太在“先生”这个词上所加的震惊是非常愉快的。让她得到的精神发泄几乎像收到一周的租金一样好。

　　那对争论不休的人在汤姆来的时候从窗边移开了，并没有发现紧接着到来的另一个来访者。他在要求见他来访的目标之前，有益地把他的时间花在听克劳太太讲话上面。

　　“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让他上来，堪特考特，” 彼得说。——那是温普。

　　丹泽尔很怀疑那算朋友，但他不想单独面对温普：“莫特莱克也在楼上，”他说，“你能上来然后见见他吗？”

　　温普本打算进行双人对话，但他也没有反对，因而他也踉踉跄跄地穿过9个孩子来到克劳太太的卧室。这是一个奇怪的四人组。温普没指望在圣诞节的次日在房里找到任何人，但他不想浪费一天。格罗德曼是不是也在追查这条线索？真幸运是丹泽尔先提出了建议，因而他能接近他而不激起怀疑。

　　莫特莱克在见到侦探的时候绷起了脸。他总的来说反对警方。但克劳在被告知名字之后，也不知道来访者是谁。他很高兴去和丹泽尔上流的朋友见面，而热情地欢迎他。可能他是什么著名的编辑，因为他对这个名字似乎模模糊糊有印象。他叫来最大的孩子叫他去拿啤酒（人们有他们的不良嗜好），略带惶恐地向“孩子他妈”要杯子。“孩子他妈”晚上（在同一间房里）说啤酒钱就足够为半个家庭付一星期的学费了。

　　“我们正在谈可怜的康斯坦特先生的画像，温普先生，”毫不知情的克劳说，“他们要去为它揭幕，莫特莱克告诉我说在下个月21号在Bow Break o' Day 俱乐部。”

　　“啊，”温普说，因为不用改变话题而感到高兴，“那真是件神秘的事啊，克劳先生。”

　　“不；那是正确的事情，” 彼得说，“就应该在那个人工作和死去的地方进行些纪念活动，可怜的家伙。”修鞋匠抹去了一滴眼泪。

　　“是的，这样才对，” 莫特莱克有点急切地回应，“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慈善家——我所见过的唯一真正无私的工作者。”

　　“他就是那样，” 彼得说，“而且那是一种罕见的无私。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他也宣扬实用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啊，我希望有一个天堂能让他去！”他用一条红手绢重重吸了一下鼻子。

　　“嗯，他在那儿，如果有那种地方的话。” 汤姆说。

　　“我希望他在那儿，” 温普补充道，“但我不会想用他那种方式去。”

　　“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汤姆，不是吗？” 丹泽尔说。

　　“哦，不是，” 汤姆赶快回答，“你该记得他在我后面出去了；至少达顿普太太在审讯时是这么说的。”

　　“他和你最后的谈话，汤姆，” 丹泽尔说，“他没有对你说任何事情和让你联想到——”

　　“不，当然没有！” 莫特莱克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真的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吗，汤姆？” 丹泽尔说。

　　“关于这一点，温普的意见比我的要有价值得多，” 汤姆试探性地回答，“那可能是自杀。人们经常厌恶生活——特别当他们无聊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

　　“啊，但你是已知的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 丹泽尔说。

　　克劳笑了：“他可是抓住你了，汤姆。”

　　但他们没能让汤姆在那儿待更久，他离开了，比他来的时候心情更坏。温普很快跟着离开，克劳和丹泽尔被留下来继续他们无休止的关于实用和美的争论。

　　温普往西走。在他的弓上已经有好几根弦（或者是绳），最终他来到肯赛格林墓园。在那儿，他穿过死者间的道路来到一块墓碑前，记下了死亡的确切日期。

　　这一天死者似乎还是值得羡慕的。昏暗潮湿的天空，细雨，光秃秃的树，湿软的泥土，散发着恶臭的草地——所有这些加起来令人向往离开沉重的生活的倦怠去待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墓穴里。

　　突然侦探敏锐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影，使他的心突然兴奋地悸动起来。那是个披灰色围巾棕色帽子的妇女，站在一个栏杆围住的墓碑前。她没有雨伞。雨点悲伤地打在她身上，但在她湿透的衣服上留不下任何痕迹。

　　温普偷偷潜到她后面，但她根本就没去注意他。她的眼睛盯着墓穴，似乎有什么邪恶的吸引力要把它们往里拉一样。他的眼睛随之望去。简单的石碑上刻着名字：“亚瑟·康斯坦特”。

　　温普突然拍了她的肩膀：“你好吗，达顿普太太？”

　　达顿普太太变得死一样苍白。她转过身，盯着温普看却认不出来。

　　“你应该记得我，”他说，“我为了可怜的先生的文件曾经到你那里去过一两次。”他的眼睛指着墓穴。

　　“天哪！我想起你了。” 达顿普太太说。

　　“你不要到我伞底下吗？你怕是已经湿透了。”

　　“没关系，先生。我不会受什么损害。我在这二十年里已经得过风湿了。”

　　达顿普太太不愿接受温普的好意，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因为他是个绅士。达顿普太太喜欢看到上流的人保持他们该有的地位，不被下等人弄脏了他们的衣服。

　　“注定会下雨，直到新的一年一直会下雨，”她声称，“而他们说一个坏的开始注定会有更糟的结局。” 

　　达顿普太太是那种让你觉得差一点没生成是晴雨表的人。

　　“但你在这离家这么远的悲伤的地方干什么？”侦探问。

　　“这是法定假期，”达顿普太太以一种极为惊讶的语调提醒他说，“我总在假期出来远足。” 

第八章

　　新的一年给达顿普太太带来了一个新的房客。

　　他是一个留灰色长胡子的老绅士。他租了以前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在那里过退休生活。闹鬼的屋子——或者如果那些被谋杀的灵魂有点自尊的话，应该闹鬼的屋子——理应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出租。如果“Balfour先生（译注：1902～1905年英国首相）的受害者”的灵魂能够使得物价降到和农业人口所能承担的相一致的话，整个爱尔兰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

　　但达顿普太太的新房客愿意为他的房间付这么多钱以致让人怀疑他对鬼魂有特殊的兴趣。可能他是灵魂协会的一员。邻居们把他想象成另一个疯狂的慈善家，但他没有去为别人干任何让他显得神智不正常的事。

　　莫特莱克经常在通道上碰巧遇见他，但并没有费心思去考虑他。他有太多别的麻烦和要关心的事了。尽管他比以往更勤奋地工作，那股精神似乎已经离开他了。有些时候他让自己沉浸在对演说的痴迷中——通过对不公的憎恨或是对弟兄们苦难的同情来发泄自己——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枯燥机械地埋头苦干。他还做一些简短的外地旅行，一天在这里演讲，又一天在那儿，在所有的地方他的仰慕者都说他看起来是多么憔悴和过度劳累。有人在讨论募捐让他能去大陆度个假——一种明显无法靠他每周几镑的收入达到的享受。那位新房客毫无疑问地会愿意去捐钱，因为他好像很喜欢在莫特莱克不在的时候到他的房间里去，尽管他体谅地不去发出不得体的噪音去打扰到隔壁劳累的房东太太。

　　温普总是个很安静的人。

　　同时这个月的21号正在接近，东伦敦正处于兴奋中。格兰斯通先生同意出席为亚瑟·康斯坦特的肖像揭幕的典礼，画像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人捐献给Bow Break o' Day俱乐部的，那将是一个盛大的集会。整件事情都是在党派政治之外的，因此甚至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他们有资格向组委会要票。更不用说女士们了！因为委员们自己希望能出席，十分之九的入场券申请都被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这很正常。

　　组委会在他们自己间达成一致要把性别平衡排除在外，因为这是处理他们的女眷属的唯一办法，她们会作和格兰斯通先生一样长的演说。每一个委员告诉他的姐妹，表姐妹，阿姨说，别的委员坚持要为这次盛会卸去浮华；作为少数派的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克劳是Bow Break o' Day 俱乐部的一员，他非常不愿意去听他所鄙视那个大演说家；幸好莫特莱克让修鞋匠想起他是多么希望想去听他的演讲，并在典礼前夜送给他一张票。克劳还在为此兴奋的时候，丹泽尔·堪特考特在不打招呼突然失踪了四天后回来了。他的衣服破烂肮脏，歪斜的帽子变形了，骑士胡缠结在一起，眼睛充血。

　　修鞋匠看到他时险些让票掉到地上：“你好，堪特考特！”他吸了一口气，“怎么了，你这几天到哪儿去了？”

　　“忙坏了！” 丹泽尔说，“给我一杯水。我干得像撒哈拉沙漠一样。”

　　克劳跑进去拿水，努力不让克劳太太知道他们的房客回来了。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孩子他妈”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诗人的看法，那可不是同诗人这样讲究的文学意义相称的词。是的，她毫不犹豫的说他是寄生虫，卑鄙的骗子，说他为了逃避房租而逃走了。她的傻瓜丈夫再也不会看到那个坏蛋了。

　　不管怎么说，克劳太太错了。丹泽尔又回来了。但克劳先生没有一丝的胜利感。他根本没有欲望去得意地对他的妻子说：“看！我不是这么对你说的吗？”在他不幸生活的大部分时刻，这比宗教能给他以更大的慰藉。不幸的是，要拿水，克劳就必须去厨房；因为他通常是个如此有节制的人，要在中午喝水这点引起了那里的女人的注意。克劳不得不去解释这个情况。克劳太太跑进店去利用这个机会。克劳先生失望地跟在后面，一路上留下溢出的水。

　　“你这个一无是处的，肮脏的废物，你到哪儿——”

　　“嘘，孩子他妈。让他喝水。堪特考特先生渴了。”

　　“他会关心我的孩子是否挨饿吗？”

　　丹泽尔贪婪地把水一饮而尽，仿佛把它当作白兰地。

　　“女士，”他咂着嘴巴说，“我会关心的。我非常关心。生命中没什么事能比听到一个小孩，一个可爱的孩子——美丽的小东西——在挨饿让我更感到悲痛的了。你误解我了。”他的声音中颤动着受伤的感觉。眼睛里含着泪水。

　　“误解你？我不想去误解你，” 克劳太太说，“我想绞死你。”

　　“别说那么丑陋的事情。” 丹泽尔说，他紧张地摸着脖子。

　　“那么，你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怎么了，我应该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干了什么？我想是另一起谋杀。”

　　“什么！”丹泽尔的杯子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你是什么意思？”

　　但克劳太太正狠狠地盯着克劳先生而顾不上回答。他明白她的意思，就好像她的心思被打印出来了一样。它是：“你又弄碎了一个我最好的杯子。报销了三便士，或者是半个家庭一周的学费。” 彼得希望她能把闪电般的怒火转向丹泽尔，一个能让它无害通过的导体。他趴下来细心地把碎片捡起来就好像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的碎片。这样，那道闪电无害地越过他的头顶飞向堪特考特。

　　“我是什么意思？” 克劳太太回应，仿佛那里并没有任何间隔，“我的意思是你要是被谋杀了就好了。”

　　“你的思想是多么丑陋啊！” 丹泽尔咕哝道。

　　“是的；但他们实用，” 丹泽尔太太说，她跟彼得这么多年的日子不是白过的，“如果你不是被谋杀了，你又在干些什么？”

　　“亲爱的，亲爱的，” 克劳不同意地插嘴，四肢着地就像一条可怜的狗那样抬着头，“你不是堪特考特的看护人。”

　　“哦，我不是吗？”他的配偶迅速回应，“那我到想知道是谁在养他？”

　　彼得继续去捡钻石的碎片。

　　“我对克劳太太没有任何秘密，” 丹泽尔恭敬地解释，“我在夜以继日地要办一份新报纸。已经三夜没有睡了。”

　　彼得充满敬意而感兴趣的看着他充血的眼睛。

　　“一个资本家在街上遇见我——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对这次‘邂逅’兴奋异常，告诉他我一个酝酿了几个月的想法，他承诺会承担费用。”

　　“什么样的报纸？” 彼得说。

　　“你还要问？除了美的修养还有什么能让我日夜投身其中？”

　　“那就是报纸的主题？”

　　“是的。为了美丽。”

　　“我知道，”克劳太太哼着说，“都是女演员的画像。”

　　“画像？哦，不！” 丹泽尔说，“那将是真实，不是美。”

　　“报纸的名字是什么？” 克劳问。

　　“啊，那是个秘密，彼得。像Scott一样，我喜欢保持匿名状态。”

　　“就像你的不良嗜好。我只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匿名有什么意思。如果我有任何天赋，我就希望得到名誉。我想这是一种直接而自然的情感。”

　　“不自然，彼得，不自然。我们生来是没有名字的，而我支持同大自然贴得更近。能传播美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不在的时候有我什么信吗，克劳太太？”

　　“没有，”她厉声说，“但一个叫格罗德曼的先生来找你。他说你有段时间没去见他了，在听说你失踪之后看起来很生气。你欠他多少钱？”

　　“是他欠我，” 丹泽尔生气地说，“我给他写了一本书，而他独享了所有荣誉，那个坏蛋！我的名字甚至在序言里都没有出现。你这么高兴地盯着看的票是什么，彼得？”           

　　“那是今晚——康斯坦特肖像的揭幕典礼。格兰斯通要讲话。要搞到个位子非常不容易。”

　　“格兰斯通！” 丹泽尔嗤之以鼻，“谁想听格兰斯通，一个毕生都在破坏教会和国家基石的人。”

　　“是一个毕生在支撑摇摇欲坠的对宗教和君主制不良嗜好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有天赋，而我急切地想去听他演讲。”

　　“我可一点也不想去听他，” 丹泽尔说；他直接回到他房间里，当克劳太太给他泡一杯浓茶让一个孩子给他送去时，那孩子发现他衣服也没脱就在床上毫无美感地打着呼噜。

　　傍晚的时间继续。天气寒冷而晴朗。白教堂路喧闹地挤满了人，仿佛是星期六晚上那样。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像天上小贩们的灯似的。每个人都等待着格兰斯通先生的到来。他从西弓区过来肯定要经过这条路。但除了礼堂附近的人外，没有人看到他或他的马车。可能大部分路他都是乘列车的。他做敞开式马车会着凉，而做封闭式的马车会让他的头撞到窗户上。

　　“如果他是个德国王子或者是一个暴君的话，” 克劳边拖着沉重的步子往俱乐部走，边痛苦地说，“我们就得把迈尔恩路用彩旗和蓝色火把装饰起来。但可能这是一种称赞。他熟悉伦敦，你没有办法让事情瞒着他。那些君主对城市有着奇怪的观念，他们可能幻想所有人都过着在彩旗飘飘的胜利拱顶下游行的生活，就好像我要穿着星期日礼拜用的盛装去缝鞋一样。” 克劳不顾日期而在今天也穿上星期日的盛装，这似乎更强调了他的比喻。

　　“为什么生活不该变得更充满美？” 丹泽尔说。诗人费了很大劲才把顽固的泥巴从衣服上刷下来，他洗了脸，但眼睛还是因为陶冶美的关系而充血。丹泽尔出于朋友义气陪克劳到俱乐部门口。丹泽尔自己则被格罗德曼以一种比较不显眼的方式陪着。而最不显眼地陪着他的是他苏格兰场的尾行者，温普的部下。各式各样的人物不断挤到俱乐部周围，因而警察，门卫和工作人员费了很大劲把没票的人潮挡在外面，而那些有资格进入的人也同样要费一番工夫才能挤进去。街道上挤满了渴望看上格兰斯通一眼的人。莫特莱克乘着一辆马车过来（他的头是一个自动的讨人喜欢的摆，左右反复摇晃致意）并接受了所有积蓄下来的热情。

　　“好了，再见，堪特考特。” 克劳说。

　　“不，我送你到门口，彼得。”

　　他们肩并肩艰难地挤出一条道。

　　格罗德曼找到丹泽尔后就不会再把他跟丢了。他是很偶然地找到他的，因为他自己也要去揭幕典礼，众所周知他正投身于解开谜团的任务中，因而他也被邀请了。他在跟旁边一个对他喊着：“啊，啊，先生，”的警察说话，并随时准备必要的话去跟踪丹泽尔，为一个更大的刺激，他可以放弃去听格兰斯通演讲的乐趣。逮捕不会拖得更久了。

　　但丹泽尔似乎要跟着克劳后面进去。这对格罗德曼来说再好不过。他可以同时得到两个乐趣。但是丹泽尔在进门时被拦了下来。

　　“你的票，先生！”

　　丹泽尔让整个人挺起来。

　　“媒体，”他威严地说。所有新闻记者的庄严和荣耀都集中到了这个高傲的词上。天堂上就满是足以吓倒圣彼得的记者。但门卫是名副其实的看门的龙。

　　“什么报纸，先生？”

　　“《纽约先驱报》！” 丹泽尔尖锐地说。他不喜欢自己的话不被相信。

　　“《纽约先驱报》？”站在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几乎没听清楚发音，“让他进去。”

　　一眨眼工夫，丹泽尔就急切地溜了进去。

　　但在进行这简短争论的时候温普过来了。他也不能做到脸上完全不流露感情，他眼里有被压抑着的激动，嘴角抽动着。他跟着丹泽尔后面进去，和格罗德曼挤在一起堵住了门。两个人都太专注于他们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以致他们肩并肩挣扎了几秒钟才相互认出对方。然后他们热情地握手。

　　“刚进去的不是堪特考特吗，格罗德曼？” 温普说。

　　“我没注意到，” 格罗德曼以一种完全无所谓的腔调说。

　　在心底里温普异常地兴奋。他觉得他的妙计将在非常轰动的情况下被执行。所有的一切合在一起将让全国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因为弓区大谜案不是被用天底下所有的语言讨论过了吗？在这个电讯时代，罪犯的名声遍及全球。这是只有他和少数艺术家享有的特权。这一回温普将要成为其中之一。

　　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如果罪犯有如此天才般的狡诈来策划一起谋杀，他就有占卜师般的敏锐来发现它。他此前还从没有拼起过一串如此破碎的链条。他无法放过这样在轰动性的架构下执行一个轰动性的计划的机会。戏剧化的天性在他体内还很强烈；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构建了强烈戏剧化情节的剧作家，然后Drury Lane（译注：皇家剧院所在地）的舞台突然提供机会让他的戏上演一般。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乐趣，尽管格兰斯通先生的出席以及典礼的特性会让他稍微犹豫一下。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种诱惑因素。温普走进去在丹泽尔后面找了个位子。所有的位子都有编号，因而所有人都能得到占别人座位的那种满足。丹泽尔坐在前排中央过道旁特别预留的位置上；克劳则挤到了礼堂后面一个角落的柱子后面。格罗德曼在讲台上得到一个坐席，那里能够通向左右两边的阶梯，但他眼睛还盯着丹泽尔。

　　可怜的理想家的画像被棕色麻布包着挂在格罗德曼头后面的墙上。礼堂里充斥着被压低的激动地嘈杂声，时而被当一些弓区有名的人物在台上就座时响起的欢呼所吞没。讲台上坐着几个当地不同政见的代表，很多这些议会大人物的随从，三四个工人领袖，一两个以慈善家的名义，少量的Toynbee and Oxford Hall（译注：伦敦社会福利团体）的人，主席以及其他的名誉官员，一些死者的亲朋好友，还有些除了厚脸皮外没什么理由在哪儿的人。

　　格兰斯通迟到了——比莫特莱克迟一点，莫特莱克到来时得到的欢呼激起了回声，有的人叫道：“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就好像这是政治集会一样。格兰斯通刚好进来对赞扬致意。喧闹洪亮的歌声淹没了通报老先生到来的欢呼。欢快的歌声让莫特莱克满脸通红，就好像之前的香槟一样。他的眼睛湿润而黯然了。他看到自己在热情的浪涛中游向新千年。啊，该怎样感激这些苦工兄弟对他的信任呀！

　　出于他通常的礼貌和体贴，格兰斯通先生拒绝去亲手为亚瑟·康斯坦特的肖像揭幕。         

　　“那份荣耀，”他在他的明信片上说，“更应该交由莫特莱克先生，一个据我所知和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有私交，并和他在很多的组织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工的计划中合作，并一起在弓区工人间传播更好的理想——自修和自律的理想。那些工人们在我看来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其中之一，不幸的是，只是暂时有）两个这样有无可置疑的能力和诚实的人来指导他们分裂的意见，引领他们走到一起，尽管我不敢保证去同意这条充满曲折的道路，但其并非不能够引领他们更接近他们的目标，我们大都希望这个伟大帝国的工人阶级在没有不必要的拖延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格兰斯通先生的演讲就是他的明信片上内容的扩展，不时被欢呼所打断。里面唯一新的东西是他以一种优雅动人的方式揭示了一件到目前为止还是秘密的事——画像是由露西·布兰特，本来将成为亚瑟·康斯坦特妻子的人绘画并送给Bow Break o' Day俱乐部的。这幅画是他生前坐在她对面画下的，在他死后她通过拼命完成画作来抑止但某方面又是纵容她的悲痛。这个事实为这个情景加上了最后一丝悲怆。

　　克劳用他的红手绢掩面哭泣，甚至温普眼中兴奋的火光也被一滴眼泪所暂时熄灭，他想起了温普太太和威尔弗雷德。

　　格罗德曼仿佛觉得喉咙里有一个肿块。

　　丹泽尔·堪特考特是房间里唯一没有被感动的人。他觉得这一幕太美了，而想把它编织成诗句。

　　在格兰斯通先生演讲的结尾，他请汤姆·莫特莱克上来为肖像揭幕。汤姆站起来，面色苍白而激动。他碰到绳子时踉跄了一下。他似乎被情感所压倒。是不是提到露西·布兰特让他内心深处起了波澜？

　　棕色麻布掉了下来——死者的面貌栩栩如生地被展现出来。每一个部分，由他爱人的手所画，都充满了活力：漂亮真诚的脸，忧郁亲切的眼睛，高贵的眉毛，似乎仍为了关怀人类而抽动着。

　　一种激动穿过了房间——那儿有一阵低沉含混的低语。哦，多么悲凉，多么痛惋！每一只因激动而湿润的眼睛都被牢牢定在画中的死者，以及站在画布边那苍白而不安的生者身上，他明显无法开始他的演讲。

　　突然一只手放到了工人领袖的肩上，贯穿整个礼堂响彻着温普清晰果断的声音——“汤姆·莫特莱克，我以谋杀亚瑟·康斯坦特的罪名逮捕你！” 

第九章

　　一时间那里有一阵可怕的沉默。莫特莱克的脸像尸体一样；倒是他身边死者的脸上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对于精神过分紧绷的旁观者，画像上沉思的眼睛似乎散发着忧郁坚定的威胁，充满了毁灭的电光。

　　这是一个恐怖的对比。对于温普一人，画像上的脸有更悲惨的意义。听众们似乎被石化了。他们坐或站在原地——以各种姿势——被吓呆了。亚瑟·康斯坦特的画像主宰了整个现场，那是死寂的礼堂里唯一活着的东西。

　　但这只持续了一会儿。莫特莱克挣脱了侦探的手。

　　“兄弟们！”他无限愤怒地喊道，“这是一个警方的阴谋。”

　　他的话松弛了紧张情绪。无表情的脸开始躁动起来。一阵沉闷激动的吵闹声回应了他。小个子修鞋匠从柱子后面冲出来，跳上一个长凳，激动地扬起眉毛。他似乎成了一个遮蔽全场的巨人。

　　“兄弟们！”他以他最好的维多利亚公园的声音吼道，“听我说。这个指控是一个卑鄙该死的谎言。”

　　“好极了！”

　　“听那，听那！”

　　“万岁！”

　　“没错！”

　　吼声从房间的各处回应。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激动到了极点。

　　“兄弟们！”彼得继续吼，“你们都认识我。我是一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他是一个可能谋杀他最好朋友的人吗？”

　　“不是！”一声巨大的声响。

　　温普几乎没有算计到莫特莱克受欢迎的程度。他站在讲台上，和他的囚犯一样苍白和焦躁。

　　“如果他做了，为什么他们第一时刻没有证明这点呢？”

　　“听啊，听啊！”

　　“如果他们想逮捕他，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典礼结束以后呢？汤姆·莫特莱克不是一个会逃跑的人。”

　　“汤姆·莫特莱克！ 汤姆·莫特莱克！为汤姆·莫特莱克欢呼三声！”

　　“加油，加油，加油，万岁！”

　　“给警察喝三声倒彩！”

　　“哦！哦！哦！”

　　温普的戏剧进行的并不好。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听着不祥的观众嘘声的作家一样。他希望在前戏之后没有上演自己更强烈的戏剧。散布在礼堂各处的警察们不自觉地聚到一起。讲台上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都站起来挤在一起。甚至格兰斯通在如此新奇的情况下都说不出话来。

　　倒彩声退去，为莫特莱克的欢呼又起来，增强，低下去，又起来。人们敲着手杖和雨伞，挥着手绢，轰鸣声更响了。在礼堂附近混杂的人群也开始欢呼，几百码之内的人都因毫无理由的兴奋而黑着脸。最后，汤姆挥了挥手——轰鸣渐渐减弱，消失。犯人成了这个情景的主宰。

　　格罗德曼站在讲台上，抓着他的椅背，眼中闪着好奇而嘲讽的魔鬼似的光，嘴唇弯成一个半笑不笑的样子。他现在不急着让丹泽尔·堪特考特被捕了。温普捅了一个震惊的巨大的漏子。格罗德曼的心里是非常愉悦的平静，就像一个积蓄起自己全部力量要去赢一个比赛，并听到了裁判的声音的人一样。他现在几乎对丹泽尔觉得很亲切了。           

　　汤姆·莫特莱克说话了。他面无表情。高高的个子高傲地挺了起来。他以特征性的姿势把黑发从前额往后捋。激动的听众们合上了嘴巴——后面的人急切地向前倾——记者们屏住了呼吸生怕错过一个词——伟大的工会领袖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会说什么呢？

　　“主席以及先生们。把今晚给弓区伟大的慈善家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朋友的画像揭幕的任务交给我是一个令人忧伤的荣幸。除了我荣幸地在他生前和他有朋友关系，以及我的小而受限制的人生理想和他的相似以外，我没什么理由得到这个光荣的任务。先生们，我相信我们都能从死者每天的梦想中得到激励，他还活在我们心里，活在这高贵的正如格兰斯通先生所说，由爱他的人亲手绘成的艺术品里。”

　　演讲者停了一下，他低沉颤抖的声音归于沉默：“如果我们这些卑微的弓区工人不能希望去单独地运用一点点亚瑟·康斯坦特所留下的有益影响，至少我们每个人可以走在他为迷雾中的我们点起的亮光中——那是一盏永恒的自我奉献和兄弟情谊之灯。”            

　　演讲到这个结束。房间里响彻着欢呼声。汤姆·莫特莱克回到了座位上。对温普来说，这个人胆大到了极点；对丹泽尔则是大胆得接近于美。再一次那里是令人喘不过气的沉寂。格兰斯通先生多变的脸充满了兴奋。在他充满传奇的经历中从没有如此非凡的场面。他似乎想要站起来。欢呼声静下来成为痛苦的寂静。温普把手再次放在汤姆肩上从而打破了这种僵局。

　　“静静地跟我走，”他说。他的声音很轻，但在这种极端的沉寂中，还是传到了礼堂的底端。

　　“不要去，汤姆！”那是彼得的疾呼。这呼声在每个人的胸口里激起了反抗之情。一阵不祥的低语扫过整个礼堂。

　　汤姆站起来，那里又安静下来：“兄弟们，”他说，“让我去吧。不要在为此喧哗了。明天我就又和你们在一起了。”

　　但Break o' Day的兄弟们的血已经沸腾了。一群人纷乱地从他们的座位上挣扎着冲出来。顷刻间一片混乱。汤姆没有动。彼得领着半打人登上了讲台。温普被扔到了一边，这些入侵者在汤姆的椅子边围成一圈。讲台上的人像老鼠一样从中间惊惶逃窜。有些一起畏缩在角落里，另一些从后面溜了出去。

　　组委会的人暗自庆幸他们把女性排除在外。格兰斯通先生的随从们赶快把老先生带到马车里，经管那里就要有场史诗般的战斗了。

　　格罗德曼站在讲台边上暗自感到好笑，他己经不再关心丹泽尔·堪特考特了。丹泽尔早就在楼上的酒吧来抚慰自己的神经。礼堂里的警察吹起了他们的警笛，警察们从外面和附近冲进来。

　　一个爱尔兰代表在讲台上像棒子一样激动地挥着他的洋伞，忘了他新近得到的尊重，而幻想着他自己回到了Donnybrook集市（译注：爱尔兰著名集市，后因过于混乱而被禁）的时候。一个勤奋的警官用警棍把他打翻在地。但一阵拳头落在了这个热心者的脸上，他流着血蹒跚逃了回去。接着所有的狂暴完全迸发出来。头上飞着棍子，手杖，雨伞还混杂着冰雹似的拳头。喊叫，呻吟，嘘声和战嚎混合成一曲古怪的合唱，就像一首德沃夏克的诡异的恶魔乐章。莫特莱克面无表情地站着，交叉着双臂，一动不动，激烈的斗殴绕着他展开，就像漩涡绕着坚固的石头一样。一群警察从后面一点点挣扎着接近他，一直冲到了讲台台阶那么高，又被打得滚了下去，他们的头儿被像攻城槌一样往他们身上猛扔过去。他从人堆顶上摔下来，压在几层警察的上面。但别的警察从他们身上爬过去，攀上了讲台。眼看莫特莱克就要被抓住了。这时奇迹发生了。

　　就好像一个可敬的女神看到她最喜欢的英雄陷入可怕的危险，马上从天上扯下一片云彩，使得英雄的对手只能在一片黑暗中作战，克劳就是这么干的，聪明勇敢的修鞋匠，为了他朋友的安全。他关掉了瓦斯。

　　一个寒冷的夜晚——还没到黎明——降临了，一同降临的还有安息日的女巫。黑暗能够被感觉到——而且留下了血迹和淤青。当灯再次被打开，莫特莱克已经离开了。但是几个暴乱者被胜利地逮捕了。

　　而经过了这一切的一切，死者的脸，那个追寻着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人的脸，沉思着。

　　*　　　 *　　　 *　　　 *　　　 *

　　克劳温顺地坐着吃他晚餐的面包和奶酪，头上缠着绷带，丹泽尔·堪特考特在告诉他，他是如何拯救了汤姆·莫特莱克的故事。他是首先冲上讲台的人之一，而且一直没有从汤姆旁边移开，或者从战斗的前线离开直到他看到汤姆安全地到了外面进入胡同里。              

　　“我真高兴你看到他安全离开了，” 克劳说，“我不很肯定他能。”

　　“是的；但我希望那些胆小的傻瓜没有把煤气关掉。我喜欢让人看到他们在挨打。”

　　“但这样似乎——容易些，” 克劳支吾着说。

　　“容易些！”丹泽尔回应道，他喝了一大口苦啤酒，“真的，彼得，我真遗憾你总是有这样低俗的观点。那可能是容易些，但不光彩。这会打击一个人的美感。”

　　克劳羞愧地吃着他的面包和奶酪。

　　“但是打破你的脑袋去救他有什么意义？” 克劳太太说，“他总会被抓住。”

　　“啊，我确实没看出这里有什么实用来，” 彼得沉思着说，“但当时我没想到那个。”他飞快地喝下他的水，结果呛着了，并加剧了他的困惑。他开始意识到他可能被叫去负责。他扮演了一个太显眼的角色了。

　　同时，温普太太正在给温普先生的眼睛上药膏，并轻轻用山金车酊揉着他。温普的戏剧真的是神作。只是在结尾被击败而没能获胜。反派逃走了，而且还毫发无伤。 

第十章

　　那儿有足够的事件给那些报纸在第二天分的。令人震惊的典礼——格兰斯通先生的演讲——轰动性的逮捕——这些就足够成为新闻记者和社论作家的好主题了。但被捕的人的品格，弓区大谜案的战斗——它是被这么称呼的——为这些段落和海报增添了佐料。

　　莫特莱克的行为为这别具一格的情况添上了最后一笔。他在灯灭了的时候离开了礼堂，毫不被察觉地穿过一群警察到了最近的警局，那儿的警长过于激动而根本没理会他申请被逮捕的要求。但出于公正，官方在了解情况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这样的作法甚至没有违反那些繁琐的规矩。对一些人来说这次自首是无辜的清晰证据；而对另一些人，这是无望地有罪的象征。

　　格罗德曼开心得读着晨报，边吃他早餐的鸡蛋边咯咯笑，就好像是他下得蛋一样。简对她忧郁主人的神智感到担心。就像她丈夫会说的，格罗德曼的冷笑一点也不美。但他并没有抑止它们。

　　不仅仅温普捅了可笑的漏子，而且记者们都对他的轰动的戏剧场面感到不满，尽管他们的谴责并没有出现在戏剧专栏里。自由派的报纸说他使格兰斯通先生的生命处于危险；保守派的报纸指责他让弓区的狂热黑道元素释放了出来，并造成很可能升级为动乱的暴力事件，并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但“汤姆·莫特莱克”，最终，还是大家的焦点。这就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人的一种胜利。

　　但是当推迟了答辩的莫特莱克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并在新证据面前，以谋杀亚瑟·康斯坦特的罪名遭到起诉时，温普转运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谜案上来，这无法理解的迷题的答案令从中国到秘鲁的人都争论不休。

　　在2月中旬，这重要的审判开始了。这是又一个被财政大臣忽略的机会。如此刺激的戏剧靠预售票就可以轻松付清偿其开销——哪怕有很长长的演员表，明星的工资和房租。因为这是一部（根据宪章）无法被重复的戏剧；一部时尚女性愿意放弃她们的耳环去看的戏剧，哪怕主角不是女性。

　　而根据从地方法官的检查中透露出来的一点信息，以及全国到处招贴着有奖寻找关于一个杰茜·戴蒙德小姐信息的海报这点来看，无论如何这出戏里也算有一个女性。莫特莱克由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辩护，他是由莫特莱克辩护基金（捐款甚至有从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来的）花钱雇佣的，而他因为是东伦敦选区劳工的候选人而鼓起了勇气。而女王的威严和法律，则由罗伯特·史彼高特先生代表。

　　史彼高特先生，在陈述他的案子时说：“我打算展示被告经过非常仔细的预先谋划，残酷地谋杀了他的朋友和同房的房客，亚瑟·康斯坦特先生。谋划是如此的深思熟虑，以致使死亡的情况几星期来成为令全世界困惑的谜团，尽管，幸运的是，没有骗过苏格兰场侦探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的超人智慧。我打算展示被告的动机是嫉妒和报复，不仅仅是出于他朋友对他所期望领导的工人们更大的影响力，而是出于更平常的由一个和两人都有关系的女人这样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所引发的恶意。如果，在我的案子被充分证明前，我将肩负来显示被害者并不是世人所一致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圣人的痛苦责任，我也不会停止揭露更真实的画面，为了正义，我们无法坚持‘不说死者的坏话’。我打算展示谋杀是在12月4日早晨，比6点半稍早一点时犯下的，以及被告凭着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的天才，试图通过假装乘了第一班火车离开伦敦去利物浦，以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然后他回家，用他的钥匙进入他自己锁上的大门，用他拥有的另一把钥匙打开被害者的卧室门，切开熟睡的人的喉咙，装起他的剃刀，再次锁上门，令它看起来是还上了闩的，走下楼，拉开大锁的闩，出去后关上门，及时到新门赶上第二班去利物浦的车。雾帮助他完成了整个步骤。”以上就是控方大致的理论。被告席上面色苍白的不屈的被告在听到某些部分时，脸部明显抽动了一下。

　　达顿普太太是控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到了这个时候她已经比较习惯于这种合法地打听别人的隐私，但她心情似乎仍然不怎么好。

　　“在12月3号晚上，你给了被告一封信？”

　　“是的，先生。”

　　“当他读信后反应如何？”

　　“他变得面色苍白而激动。他到那可怜的先生的房间，我想他和他在争吵。他应该让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更平和的。”（兴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莫特莱克先生激动地走出去，大约一个小时后又回来。”

　　“他告诉你他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利物浦？”

　　“不，先生，他说他要去达温波特。”（骚动）

　　“你第二天早上几点起床？”

　　“6点半。”

　　“是你通常的起床时间吗？”

　　“不，我总是六点钟起来。”

　　“你如何解释为何会睡过头？”

　　“不幸总会发生。”

　　“不是因为昏暗有雾的天气？”

　　“不，先生，不然我就从不会早起了。”（笑声）

　　“你在睡前喝了什么东西吗？”

　　“我喜欢喝一杯茶。我喝得很浓，不加糖。它总能让我安神。”

　　“是这样的。当被告告诉你他要去达温波特时你在哪儿？”

　　“在厨房里喝茶。”

　　“如果被告在里面滴了什么东西让你睡过头，你怎么看？”

　　证人（震惊）：“他该被枪毙。”

　　“我想他可能不引起你注意地做到这点？”

　　“如果他聪明到能谋杀那位可怜的先生，他就足够聪明来给我下毒。”

　　法官：“证人的回答必须限于事实范围内。”

　　史彼高特先生：“我必须向阁下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回答，并精确阐释了可能性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现在达顿普太太，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之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达顿普太太复述了她在审讯会上的证词（添了新的废话，以及稍许不同）。她是如何感到恐慌——如何发现大门的大锁被锁上了——她如何叫醒了格罗德曼，并让他去撞开门——他们如何发现尸体——这些公众都已经熟得生厌的内容再一次从她嘴里被挤出来。

　　“看看这把钥匙（钥匙被交给了证人）。你认识它吗？”

　　“是的；你是怎么搞到它的？这是我二楼前屋的钥匙。我确信我把她插在门上了。”

　　“你认识一个戴蒙德小姐吗？”

　　“是的，莫特莱克先生的恋人。但我知道他不会去娶她，可怜的家伙。”（骚动）

　　“为什么不？”

　　“他对她来说太显赫了。”（兴趣）

　　“没有更多的理由吗？”

　　“我不知道；她只来过我这儿一两次。我最后最后一次看到她得是10月份了。”

　　“她看上去怎么样？”

　　“她很痛苦，但她不会让你看出来。”（笑声）

　　“在凶案以后被告的表现怎么样。”

　　“他总是看上去闷闷不乐并为它感到遗憾。”

　　换由辩方提问：“被告是不是曾经住过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然后把它让给他，从而康斯坦特先生能拥有两间同一层的房间？”

　　“是的，但他并没有付相应的钱。”

　　“当他住在前面的卧室，被告是不是曾经丢过他的钥匙并新配了一把？”

　　“是的；他很粗心。”

　　“你知道被告和康斯坦特先生在12月3号晚上说了什么吗？”

　　“不；我听不到。”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吵架？”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尖锐地）：“但我现在也在大声对你说话。你会认为我在吵架吗？”

　　“要得两个人才能吵架。”（笑声。）

　　“在你看来，被告是那种会去谋杀别人的那种人吗？”

　　“不，我从未想过是他杀的人。”

　　“他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绅士？”

　　“不，阁下。我知道他只是个排字工。”

　　“你说被告似乎在凶案以后很失落。那会不会是因为他恋人的失踪呢？”

　　“不，他会更高兴能甩掉她。”

　　“那么如果康斯坦特先生把她从他手中夺走，他也不会嫉妒喽？”（骚动）

　　“男人是槽里的狗。（译注：比喻保存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以防被别人得到）”

　　“不要管男人，达顿普太太。被告已经停止关心戴蒙德小姐了吗？”

　　“他似乎没有在想她，阁下。当他在一堆信中有一封上面有她的笔迹，他会把它扔在一边直到他已经打开了其他的。”

　　布朗-哈兰德（声音中带着一丝胜利）：“谢谢，达顿普太太。你可以坐下了。”

　　史彼高特：“等一下，达顿普太太。你说被告已经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可不可能这是由于他一直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有关系呢？”

　　法官：“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史彼高特：“可以了，谢谢，达顿普太太。”

　　布朗-哈兰德：“不；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达顿普太太。你是否看到任何事情——比如说戴蒙德到你房里来——让你怀疑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的恋人间有什么关系？”

　　“她有一次是在莫特莱克先生不在的时候见了他。”（骚动）

　　“她在哪儿见到他的？”

　　“在过道里。当她敲门的时候他正打算出去，他打开了门。”（兴趣）

　　“你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不是个**。他们很友好地谈话并一起出去了。”

　　乔治·格罗德曼先生被传唤，并重复了他在审讯时的证词。在辩方提问时，他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间的友情。他没怎么见过戴蒙德小姐，基本不认识她。被告也没怎么和他谈起她。他并不认为她在被告看来很重要。自然被告在他的朋友死后感到失落。而且，他工作得过度劳累了。证人对莫特莱克的人格评价很高。康斯坦特和他朋友的未婚妻有不恰当关系是难以致信的。格罗德曼的证词给陪审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被告表达了他的感谢；控方则对必须要传唤这个证人感到遗憾。

　　巡官郝莱特和兰尼米德警官也重复了他们的证词。罗宾逊医生，警方法医，同样重述了关于伤口的性质，大致的死亡时间的证词。但这一次他被更严密地盘问了。他不愿把时间精确到一到两个小时范围内。他想当他到达的时候，生命已经离去两到三个小时了，因此命案是发生在7点到8点间。在控方律师稍稍施压下，他承认它也有可能发生在六点到七点。辩方提问时，他重申了他更倾向于晚一点的时间。

　　附加的医学专家的证词同样含混不清，法庭不得不采用原来证人的说法。他们普遍认同对于任何尸体，确定死亡时间的数据过于复杂而多变以致无法得出很精确的推断；死后僵硬和其他症状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并且对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他们都认同由这样一个伤口造成的死亡是瞬时的，自杀的可能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医学证据认为死亡时间很可能是6点到8点半之间。控方努力让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提前到5点半。辩方则全力试图让专家们坚持死亡不可能早于7点的结论。很明显控方为了证明莫特莱克利用第一和第二班去利物浦的火车间的间隙犯罪的猜想而努力。而辩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在场证明上，显示既然被告乘了在7点一刻离开新门车站的第二班车，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弓区赶到新门。这是一场激烈地交锋。双方势均力敌。证据既没有偏向控方也没有偏向辩方。但大家都知道，好戏还在后面。

　　“传爱德华·温普。”       

　　爱德华·温普要讲的故事开始都是那些平淡的老掉牙的事实。但最后，新的证据来了。

　　“在你心中产生了怀疑以后，你化了妆，租用了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

　　“是的；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的怀疑渐渐集中到格罗弗街11号的住户身上，我决心彻底地平息或者是证实这种怀疑。”

　　“你能告诉陪审团接下来的事吗？”

　　“每当被告不在的时候我就搜他的房间。我发现康斯坦特先生卧室的钥匙被埋在被告的皮沙发里。我还发现我认为是他在12月3号收到的那封信被夹在火车时刻表里扔在那个沙发底下。房里还有两把剃刀。”

　　史彼高特先生说：“钥匙已经被达顿普太太所鉴实了。我现在要读那封信。”

　　信上没有日期，上面写道：——

　　“亲爱的汤姆，——要和你说再见了。这对我俩都好。我会去很远的地方，亲爱的。不要试图去找我，那没有用。把我当成是被大海吞没的人好了，请相信我离开你还有所有生活的乐趣完全是为了你将来能免受羞辱。亲爱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觉得你不可能娶我了。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好几个月了。亲爱的汤姆，你懂我的意思。你必须面对事实。我希望你能一直和康斯坦特先生作朋友。再见，亲爱的。上帝保佑你！让你能永远幸福，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妻子。可能当你变得高贵，富裕，出名，正如你所应得的那样时，你有时候还能不至于不愉快地想起有个人，不管她是多么有缺点，多配不上你，将会至少终生爱着你。——你至死不渝的，杰茜”

　　当信被读完的时候，很多带着或者没戴假发的老先生，都擦起了他们的眼镜。对温普先生的问讯继续下去。

　　“在有了这些发现后你做了什么？”

　　“我开始调查戴蒙德小姐，发现康斯坦特先生曾经有一两次在傍晚拜访过她。我猜想那儿可能有些金钱关系的痕迹。我被死者家庭授权检查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支票簿，发现一张价值125磅的支票被付给了戴蒙德小姐。通过在银行的调查，我发现它在去年11月12日被兑现了。接下来我申请了对被告的拘捕令。”

　　辩方提问：“你是说被告用你找到的钥匙打开了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

　　“当然。”

　　布朗-哈兰德（讽刺地）：“离开时又能用它从里面把门锁上？”

　　“当然。”

　　“你能好心解释一下这样的把戏是怎么办到的？”

　　“这并没有被办到。（笑声）被告可能是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当撞门进来的人在里面找到钥匙时，他们自然以为门从里面被锁上的。根据这个理论，那把钥匙可能是在地上，因为要是它插在锁里就没法从外面锁门。首先进入房间的人自然会相信它是在撞门的时候掉下来的。或者它有可能是很松地插在里面从而不会影响到在外面锁门，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掉到地上。”

　　“真是太天才了。那你能解释被告如何从外面给门从里面插上闩吗？”

　　“我可以。（新的骚动）那只有一种可能性——那是，当然，一个魔术师的幻象。要造成门看上去还被上了闩，那个人只需要在里面从木门上拧下用来插闩的锁环。康斯坦特卧室里的门闩是垂直插的。当锁环被扯开，它就只是靠在闩梢上而无法支持或固定门闩。当一个人撞开门，发现锁环被从门楣上扯开靠在梢上，当然就会认为是他把它扯开的，而不会想到它早就被拧开了。”

　　（法庭里响起掌声，又很快被庭警制止了）辩方律师感到他的嘲讽是恰中了可怕侦探的圈套。格罗德曼嫉妒得脸色发绿。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一点。

　　达顿普太太，格罗德曼，巡官郝莱特和兰尼米德警官再次被传唤，尴尬的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再次盘问了锁和闩的确切情况以及钥匙的位置。正如温普所说；在门被撞开的时候，证人们都过于相信门是从里面被上锁上闩，以致他们对精确的细节印象模糊。损坏已经被修复了，所以只能依靠以往观察的准确性。巡官和警官证实当他们看到的时候钥匙是在锁上，尽管榫眼和闩都破了。他们不会说温普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承认门闩的锁环相当可能被事先扯开了。达顿普太太对如此琐碎的细节无法提供清晰的描述，她的注意力完全被尸体的可怕样子所吸引了。只有格罗德曼很肯定当他撞开门时钥匙在门上。不，他不记得曾从地上拾起它再插上。他也很确定，就他试图摇动上方门板所受的阻力来看，门闩的锁环没被事先破坏。

　　控方：“难道你不认为，既然门在你的撞击下相对容易地被撞开了，不正是说明很可能闩梢并没有插在一个牢牢固定的锁环，而是一个早就被从门楣上扯开的锁环里？”

　　“门可没这么容易被撞开。”

　　“那你得是一个大力士。”

　　“算不上；门闩已经旧了，木头已经开始裂了；锁是新的但劣质的。而我一直是个强壮的人。”

　　“很好，格罗德曼先生。我希望你不会出现在杂技剧院里。”（笑声）

　　杰茜·戴蒙德的房东太太是控方下一个证人。她证实了温普关于康斯坦特偶尔来访的证词，并叙述了女孩是如何被死去的慈善家雇用为他一些事业的合作者。但她的故事的主要部分是在12月3日深夜，被告是如何来找她并疯狂地询问他恋人下落的。他说他刚刚收到戴蒙德小姐的一封神秘的信说她离开了。她（房东太太）回答她几个星期前就该告诉他了，她忘恩负义的房客已经走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回应他毫无绅士风度的暴怒和叫喊时，她告诉他这是他自作自受，他应该更好地照顾她的，而不是和她分开这么久。她提醒他海里总会有没吊上来的好鱼， 杰茜这样的女孩不值得因无人欣赏而被弄得身心憔悴（她看上去是在日渐憔悴）。他接下来骂她是个骗子并离开了，她希望再也不要看到他的脸，尽管她不惊讶会看到他在被告席上。

　　费兹詹姆斯·蒙哥马利先生，一个银行职员，记得兑现了那张支票。他特别记得这事是因为他把钱付给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她以金币的形式拿走了所有的钱。到这里暂时休庭。

　　丹泽尔·堪特考特是在庭讯继续开始后第一个被控方传讯的证人。在被追问他是否告诉温普先生他曾经听到过被告指责康斯坦特先生时，他无法作答。他没有亲耳听到被告的指责；他可能给了温普先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而温普先生是那么缺乏想象力地照搬字面意思。（笑声）是克劳先生告诉他这些事的。辩方盘问时，他说杰茜·戴蒙德是个罕见的精灵，她总让他想起圣女贞德。

　　克劳先生在被传讯时显得非常不安。他拒绝宣誓，并对法庭说圣经是一种不良嗜好。他不能以这样自相矛盾的东西发誓。他能证明。他无法否认——尽管他很希望能否认——被告一开始对康斯坦特先生是不信任的，但他确定这种感觉很快逝去了。是的，他是一个被告的好朋友，但他看不出这为什么会使他的证词无效，特别是他并没有宣誓。当然他在假日看到被告时发现他情绪低落，但这是由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废止不良嗜好而过度劳累的结果。

　　还有几个被告的熟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地作证说他有时是对业余的劳工领袖竞争对手有偏见。他对于这种不满的表述总是比较激烈的。控方还拿出了一张海报说被告原定在12月4日出席一个重要的职员会议。他既没有出现也没有送去任何解释。最后，还有最初在码头上因他行动可疑而逮捕他的侦探们的证词。以上就是控方的全部论点。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神气地站起来，他的丝绸礼服沙沙作响。他开始给出辩方的论点。

　　他说他不打算传唤太多的证人。控方的假设是从根本上的幼稚与不合理，仅仅倚赖于一些相互依赖的可能性，实在是一碰就倒。

　　被告的人格正直而毫无污点，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和格兰斯通先生在同一个讲台上，他的诚实和高风亮节得到了最高档次的政治家们的担保。他的行动每个小时都有据可查——而控方对他的指控则毫无明确的证据。他也没有表现出控方所说的超人天才和恶魔般狡诈的任何征兆。

　　假设建立在假设上面，就像是东方的古老传说，世界是在龟上面大象上面的大象身上。可能还有必要指出康斯坦特先生的死亡至少很可能不是在7点以前，而被告在早上7点15分乘车从新门车站乘车去利物浦；他就不可能来得及从弓区赶到那儿。而且被告被证实在早上5点25分在新门车站，他不太可能在短短不到两小时内往返格罗弗街并进行谋杀。

　　“真正的事实，” 查尔斯先生令人印象深刻地说，“是很简单的。被告，部分是出于工作的压力，部分（他并不打算隐瞒）是出于尘世的雄心，开始忽视曾与其订婚的戴蒙德小姐。他也是凡人，他的头脑被他日渐提升的重要性所冲昏。不管怎么说，在他心里他还是爱着戴蒙德小姐。而她似乎得出了他已经不再爱她的结论，因为她配不上他，她受的教育不适合和他一起站到他正在攀登的新阶层上——简而言之，她是他事业的累赘。作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很坚强有意志力的女孩，她决定通过离开伦敦来解决问题，以避免她的未婚夫因为良心发泄而为她牺牲自己。同时可能还出于对她自己弱点的恐惧，她使这次分手非常彻底，她现在的庇护所还是一个谜。

　　控方的理论把一个名誉的名字拖入泥潭，这是一个过于肤浅，我都不想直接提的理论。说亚瑟·康斯坦特会引诱他朋友的未婚妻，或者和她有不正当关系，这样的假设能被双方的生活证明为谎言。在离开伦敦——或者英国——前戴蒙德小姐写信给她在达温波特的阿姨——她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人——请她在收信两个星期后替她寄一封信给被告。她阿姨完全照做了。这就是那封在12月3日晚上让被告宛如五雷轰顶的信。         

　　他旧时的爱意全回来了——他充满了自责和对可怜女孩的歉意。信里有不祥的气息。可能她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去向他的朋友，康斯坦特，寻求建议。可能康斯坦特对这件事知道一些。被告知道他们俩有一些交流。可能——法官阁下和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想像控方一样把理论和事实混为一谈，所以我说可能——康斯坦特先生给了她125磅以供她离开这个国家。

　　他就像是她的兄长一样，可能鲁莽地去拜访她，但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邪念。可能他鼓励了她的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的想法，而并不知道这些想法的真实意义，他不是在他最后的信中提到了他所遇到的很优秀的女性以及他对个别人的有益影响吗？当然，我们现在再也无法知道，除非死人也能讲话，或者失踪者能回来。戴蒙德小姐为了慈善事业而信贷了125磅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回到确定的事上。被害者向康斯坦特先生咨询了有关信上的事。他接着跑去戴蒙德小姐在斯特尼格林租的房子，尽管他知道那会是徒劳无功的。

　　信上有达温波特的邮戳。他知道她在那儿有个阿姨；可能她去投靠她了。他不能写电报去，因为他不知道地址。他查了他的列车时刻表，决定在早上5点半从帕丁顿出发，并这样告诉了他的房东太太。他把信夹在列车时刻表里，最终掉进沙发底下的一堆文件里，因此他得去再找一份。他是很粗心而杂乱的，温普先生在他沙发里找到并荒谬地认为是在凶案后被藏在那里的钥匙，可能是在他住在后来成为康斯坦特先生卧室的时候丢的，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沙发，是从那个房间移过来的，而沙发里容易吸入东西这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怕错过火车，他在那个痛苦的晚上衣服都没脱。同时，他想起杰茜是个太聪明的女孩，不会留下这样明显的线索，他得出结论是她应该是去美国到她已婚的兄弟那儿去了，她到达温波特只是去向她的阿姨告别。他决定不浪费时间去达温波特，直接去利物浦去进行调查。因为他没察觉这封信是延期送出的，他觉得可能还可以在码头或是交通船上拦住她。不幸的是他的马车在大雾中走得太慢，他错过了第一班车，他雾中边散步边忧伤地沉思直到第二班车出发。在利物浦他的可疑激动的举止使他暂时被捕。那个时候，失去那个女孩的痛苦萦绕着他，令他意志消沉。这就是整个充分而普通的事实。”

　　对辩方有用的证人，实际上很少。因为很难去证明一个反面。那儿有杰茜的阿姨，她支持了辩方律师的说法。那儿有看到他上了7点一刻去利物浦的火车，以及错过了5点15分的那一班的搬运工；还有载他去新门的车夫（2138号），他（证人）觉得，正好能赶上早上5点一刻的那班车。在控方盘问下，车夫开始有点混乱了；他被问道如果他真的4点半在弓区火车站接了死者，他是否能赶上新门的第一班车。他说雾让他赶得比较慢，但又承认有足够的能见度让他全速前进。他同时承认是一个坚定的工会会员，史彼高特富有技巧性地引证人承认这一点，就好像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样。最后，那里还有很多证人——各种各样的人——去证实被告的高尚人格，以及亚瑟·康斯坦特无暇而名誉的一生。

　　在他庭讯第三天的结案陈词中，查尔斯先生彻底而令人信服地指出控方的论证中的薄弱之处，涉及的假设的数量，和他们间的相互依赖性。达顿普太太这样的证人的证词接受起来必须非常谨慎。陪审团应该记住她无法将她所看到的和她所推论的分开，她仅仅是因为被告和康斯坦特先生比较激动就以为他们在吵架。

　　他仔细剖析了她的证词，显示它事实上完全是支持了辩方的观点。他请求陪审团去牢记没有任何正面证据（不论是车夫还是其他人）显示被告在12月4日早上5点25分到7点15分之间进行了任何多变而复杂的行动。而对控方理论来说最为重要的证人——他当然是指戴蒙德小姐——并没有能作证。哪怕她死了，并且发现了她的尸体，也无法给控方的理论以任何支持，因为相信她的恋人抛弃了她这点已足以让解释她的自杀了。除了含混不清的信件以外，没有一点她不名誉的证据——控方的指控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点——能够被举出。而至于政治上的嫉妒的动机，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云烟。两个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关于凶案的情况，医学证据总体上是倾向于死亡时间是比较晚的；而被告在7点一刻就离开了伦敦。下药的理论是荒谬的，而对于过分天才的关于闩和锁的理论，格罗德曼先生，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的观察者，对它们嗤之以鼻。他庄严地告诫陪审团要记住如果他们宣判被告有罪，他们不仅会令一个无辜的人因最薄弱的间接证据遭受可耻的死刑，还会使全国的工人们失去一个他们最真挚的朋友和最好的领袖。

　　查尔斯先生有力的陈词的结尾得到了抑止不住的掌声。

　　史彼高特先生在做控方的结案陈词时，请求陪审团因被告犯下了如此邪恶而且经过精心准备的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闻所未闻罪行而裁定他有罪。他的智慧和知识被用在了邪恶的方面，而他的声望则被拿来作为伪装。所有证据都强烈地指出被告是有罪的。在收到了戴蒙德小姐的信后他很快上楼去指责康斯坦特，信中声明了她的羞辱以及她（可能）要自杀。接下来他去了女孩租住的地方，并证实了他最大的担心，他立刻计划了魔鬼般天才的报复计划。他告诉房东太太他要去达温波特，所以如果他失败了，警方就会暂时找不到他。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利物浦，因为他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为了避免万一，他的计划在这里也无法顺利进行，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天才的不在场证明，他被载到新门去乘5点一刻的开往利物浦的车。车夫无法知道他并不打算乘那辆车，而是要回到格罗弗街11号，在那里犯下这丑恶的罪行，他可能给房东太太下药以驱除干扰。他到了利物浦这一点（他确实乘了第二班车）能支持车夫的话。那个晚上他没有脱衣服也没有睡觉；他在计划他穷凶极恶的计划直到它臻于完美；雾就像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掩盖了他的行迹。嫉妒，激动以及复仇的渴望，对政治权力的欲求——这都是人性。它们可以让凶手值得同情，但不能让他为罪行辩白。

　　法官克劳吉先生的总结开始就对被告不利。在回顾证据时，他指出合理的相互吻合的推论不一定会相互削弱，而能够如此完美地衔接成一个整体反而更证明每个部分的正确性。而且，控方的论点并不都是假设，正如辩方的论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假设一样。钥匙，信，对信件提交的不情愿，同康斯坦特激动地会面，对被告目的地的错误叙述，逃往利物浦，在寻找一个“他”的虚假故事，对康斯坦特的指责，这都是事实。        

　　另一方面，在辩方的论点中也有很多小缺陷和假设。即使退一步承认被告在早上5点25分在新门的有些暧昧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任何事情能证实他从那时到早上7点15分的行踪。他回到了弓区同他徘徊在新门是有着同样可能的。

　　医学证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的罪行变得不可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康斯坦特根本不可能突然被一个美丽女孩所吸引，也无法证明一个认为自己被抛弃的女孩不会暂时屈从于一位男士的魅力，并在后来痛苦地后悔。这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这是一个谜。她可能成为被浪卷上泥泞河岸的无名尸体中一具。陪审团应该也记住，他们的关系不一定到达了不名誉的程度，而可能恰足以使她感到良心不安，并导致她做了那些事。她的信足以激起被告的嫉妒。

　　还有另一点他希望引起陪审团的注意，控方律师并没有很充分地主张这一点。这就是被告的有罪是现有的弓区谜案的解释中唯一可能的。医学证据显示康斯坦特先生没有自杀。这样一来，总是有个人谋杀了他。有任何可能的理由或者机会去谋杀他的人非常之少。被告同时拥有理由和机会。通过逻辑学家称之为排除法的方法，最轻微的证据就足以使嫌疑落到他头上。事实上证据是强有力而合理的，而温普先生天才的理论使他们能理解门是如何看起来是从里面锁上和闩上的，关于自杀的争论的最后一个困难被去除了。被告的罪行已经清晰得到了间接证据所能证明的极限。如果他们将他无罪释放，弓区迷案可能就会被堆入未能解决的命案的档案室里。

　　在这样几乎把被告推上绞架之后，法官转回来主张辩方的故事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尽管同样在重要细节上仅仅依赖于被告对他律师的私下陈述上。陪审团这时已经被他的公正弄得头昏脑胀，他们带着要在决定他们的公正判决前，对每一个事实和可能性同样重视的告诫离开了。

　　时间几分钟几小时地过去，陪审团还没有回来。夜影照到了散发着汗臭的狂热的法庭上。他们终于宣读了他们的判决——“有罪！”

　　法官带上了他的黑帽。

　　外面盛大的欢迎会成了一次大失败；晚宴被无限期的延迟了。温普赢了，格罗德曼感觉像一条被鞭打了的野狗。 

第十一章

　　“所以你是对的，”丹泽尔在一星期后和格罗德曼打招呼时忍不住说，“我没办法活着去写你发现弓区谋杀犯的故事了。”

　　“坐下，”格罗德曼咆哮道，“可能你最终会的。”他的眼中放出危险的光。丹泽尔对他说了话而感到后悔。

　　“我叫你来”，格罗德曼说，“是要告诉你在温普逮捕莫特莱克那晚，我准备了要让你被捕。”

　　丹泽尔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什么？”

　　“我亲爱的丹泽尔，这个国家有一条为了诗歌的混乱而创立的小小法律。最伟大的美的阐释者只被允许拥有和杂货店主同样数量的妻子。我不会责备你对简不满意——她是个好佣人但是个坏女主人——但对凯蒂来说，不告诉她简对你有优先权，就太残酷了，对简来说，不让她知道你和凯蒂的婚姻契约也不公平。”

　　“她们现在都知道了，该死的。”诗人说。

　　“是的；你的秘密就像你的职位一样——你没法保住多长时间。我可怜的诗人，我同情你——在恶魔和深海之间进退维谷。”

　　“她们是一对贪婪的女妖，每个都威胁要让我以重婚罪而被捕。没有一个爱我。”

　　“我觉得她们对你非常有用。我猜，你安置了一个在我房里去把我的秘密告诉温普，而安置另一个在温普房里去把温普的秘密告诉我。并把一些秘密告诉别人。”

　　“以我的名誉发誓，你错怪我了。简把我带到这儿，不是我把她带来。至于凯蒂，在我一生中，没有比在温普房里碰到她更令我震惊的了。”

　　“她觉得能随时通过法律让你被捕这样更安全。而且，她可能想要一个和简平齐的地位。她得干些活赚钱糊口；你不会为她干任何事。所以你走到哪儿都会遇见一个妻子！哈！哈！哈！你罪有应得，我一夫多妻的诗人。”

　　“但你为什么想逮捕我？”

　　“报复，丹泽尔，我是你在这个冷酷乏味的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你吃我的面包，喝我的葡萄酒，写我的书，抽我的雪茄，拿我的钱。但是，当你有一份重要的关于一件我日思夜想的谜案的信息的时候，你平静地去把它卖给了温普。”

　　“我……我没有。” 丹泽尔结结巴巴地说。

　　“说谎！你以为凯蒂能有任何事情瞒过我？当我发现了你的两个婚姻之后，我决定因为你的背叛而逮捕你。但当我发现你，就我看来，让温普追上了错误的线索，当我相信逮捕莫特莱克会使他出丑，让他更像个傻瓜时，我原谅了你。我让你自由行动，自由地喝酒。而现在是温普在洋洋得意——每个人都在赞扬他——他们叫他苏格兰场的神人。可怜的汤姆·莫特莱克会被绞死，而这都是因为你告诉了温普关于杰茜·戴蒙德的事！”

　　“那是因为你自己，” 丹泽尔愠怒地说，“所有人都放弃了。但你说‘让我们找出亚瑟·康斯坦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做的所有事。’ 温普迟早会碰巧发现杰茜的事。如果我知道康斯坦特碰过她的话，我会把他掐死。”他又转为无关的愤慨，格罗德曼在听到他自己提点了温普时脸抽搐了一下。但温普太太不是在圣诞晚宴上透露出了这点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他粗暴地说，“但如果汤姆·莫特莱克被绞死，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我怎么阻止汤姆被绞死呢？”

　　“尽你所能地帮助煽动。用各种名字写信给各种报纸。让每个你认识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去找杰茜·戴蒙德在哪儿——那个女孩拥有证明莫特莱克清白的证据。”

　　“你真的相信他是清白的？”

　　“别挖苦人，丹泽尔。我不是在所有救援会议中都是主席吗？难道我不是媒体最多产的通信者吗？”

　　“我以为那只是为了刁难温普。”

　　“胡说。那是为了救可怜的汤姆。他就和你一样不可能谋杀了亚瑟·康斯坦特！”他不客气地笑了一声。

　　丹泽尔告辞了，他吓得浑身发凉。

　　格罗德曼密切关注着信件和电报。某种程度上他成了救援行动的领导者——建议、捐款从四面八方涌来。

　　建议被烧掉了，捐款得到登记致谢，然后被用以寻找下落不明的女孩的。露西·布兰特的100英镑让她的名字在第一行。这是一个她对她爱人名誉的信任的很好证据。

　　陪审团的判决让通常在前者之上的“更大的陪审团”炸开了锅。各种使“不列颠自由的保障”无效的方法都被常识了。那些并不是法官的人，质问陪审团主席和陪审员，评判法官。内政大臣（他在接受了公职后什么事也没干。）被责骂，各式各样的外地人秘密给女王写信。亚瑟·康斯坦特的堕落让很多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相信别人和他们一样坏；富有的商人们从莫特莱克的罪恶中看到了对社会主义的致命影响。

　　很多新的理论流传着。康斯坦特最为其对布拉瓦斯基女士忠诚的证明用金刚乘自杀，或者被他的圣灵谋杀，又或者受催眠术、梦游症所伤害，还有其他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格罗德曼的重点是——杰茜·戴蒙德必需被找到，无论是死是生。电流穿过整个文明世界去寻找她。果真如那些精明人所预言的，不服输的侦探把他最后的希望放在那女孩是有罪的上？如果杰茜犯了错误为什么她不会自己对此报仇呢？她不总让那个诗人想起圣女贞德吗？

　　又一周过去了；绞刑架的阴影一天天逼近；往上，往上，无休止地接近，而最后一线希望则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内政大臣仍然不愿变通；请愿书上的签名在他那里毫无效果。

　　他是个保守派，顽固地认真；对于他的顽固是由于犯人的政见这点的影射只是让他更坚决地抵制了得到一个廉价的宽宏大量的名声的诱惑。他甚至不同意为增加找到杰茜·戴蒙德的机会而要求的缓刑。

　　在三周的最后一周里有一个巨大的抗议集会，格罗德曼再次成为主席，几个显耀的明星也出席，还有很多社会上值得尊重的人。内政大臣表示收到了他们的决定。

　　工会分成了两派；有的小声诉说着信任与希望，另一些则在说财政上的亏空。前者试图在星期二行刑前的星期天组织游行和抗议集会，但因为犯人认罪的传言而作罢了。星期一的报纸上刊登了格罗德曼最后一封精妙的信，信中揭示了证据的薄弱，他们也没听说有什么认罪。

　　犯人是沉默而骄傲的，他宣称对于没有爱情而充满自责的生活不值得留恋。他拒绝见牧师。他同意同布兰特小姐在狱卒的监督下见面，郑重地声明了他对她死去恋人名声的敬意。

　　星期一流言漫天；晚上的报纸一小时一小时地讲述它们。一股浓郁的不安扩散开来。那个女孩会被找到。什么奇迹会发生。缓刑令会到来。判决会被减轻。但是短暂的白天变成了夜晚正如莫特莱克无多的时日越来越黯淡。绞刑架的阴影不断往上爬，似乎和黄昏混在了一起。

　　克劳站在他的店门口，无法去工作。他灰色的大眼睛含着泪。肮脏、寒冷的街道像个巨大的墓地；街灯像尸火一样闪烁。混杂的街边生活的声音传到他耳中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一样。他看不见在逐渐聚集的寒冷的阴影中疾步穿行的人。一个可怕的景象在昏暗的背景下闪现，消逝，又闪现。

　　丹泽尔站在他旁边，默默抽着烟。在他心里有一阵恐惧的寒意。那可怕的格罗德曼！当刽子手的绳索在莫特莱克身上越来越紧的时候，他觉得囚犯的锁链也将他越缠越紧。 

　　但那里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像街对面的煤气灯黄色的闪烁一样微弱。格罗德曼在下午很晚的时候得到了和犯人的一次会面，离别是痛苦的，但得到采访退休侦探机会的晚报在它的公告版上宣称“格罗德曼仍然有信心”

　　而数以千计的冀望于这个非凡的侦探的人们不愿熄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丹泽尔买了报纸并急切地浏览了一下，但除了不屈不挠的格罗德曼还在几乎可悲地冀望奇迹的模糊保证外，没有什么消息。丹泽尔并没有同样的期待——他在考虑逃跑。

　　“彼得，”他终于说，“恐怕这一切都完了。”

　　克劳点点头，心碎地说：“都完了！”他重复道，“我想他要死了——都完了！”他绝望地看着冬夜一片空白的天空，铅灰色的云层遮住了星星，“可怜的，可怜的年轻人！今晚还活着在思考。明晚就化为尘土，像一块皮革一样没有感觉无法行动！杀死一个年轻力壮的无辜的人的损失，哪儿也补偿不了。一个总是日夜宣扬实用，为他的同伴辛劳和痛苦的人。公正何在，公正何在？”他疯狂地诘问。他的湿润的眼睛再一次失神地望向天堂，一个在极点的反面死去的圣人的灵魂正从天堂离开飞向无穷的宇宙。

　　“那，如果他也是无辜的，那对亚瑟·康斯坦特的公正有在哪儿呢？” 丹泽尔说，“真的，彼得，我看不出为什么你应该认定汤姆被如此残酷的摧残了。你双手粗糙的工人领袖，不管怎么说，是没有美学修养的人，没有对美的感悟；你不能期待他们不会犯粗俗的罪行。人类必须仰赖其他的领导人——先知们和诗人们！”

　　“堪特考特，如果你说汤姆是有罪的我就会把你打翻在地。”小个子修鞋匠转向他高个的朋友时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接着他补充道，“请原谅，堪特考特，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论怎么说。我没有证据。法官是个诚实的人，有我所没有的天赋。但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汤姆。而如果汤姆是有罪的，我也会全心全意相信人民的公诉。不良嗜好注定会灭亡，它们可能得以缓刑，但最终会灭亡。”

　　他深深叹了口气，望着沉郁街道的尽头。现在已经很暗了，但是街灯和商店橱窗里的灯光照出了单调沉闷的街道肮脏而熟悉的轮廓；它长长的寒冷人行道，它丑陋的建筑，以及无止尽的单调的人流。

　　一种突然间对他存在之渺小的意识像冰冷的风一样刺向小修鞋匠。他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以及亿万同他一样的人生，像在黑暗的海洋上的泡沫一样，不断膨胀，破灭，不受注意，无人照料。

　　一个报童经过，叫着：“弓区谋杀案的凶手准备受绞刑！”

　　修鞋匠猛地打了个寒颤。他的视线稍稍徘徊在报童后面；慈悲的泪水最终充满了眼睛。                   

　　“人民的公诉，”他断断续续地咕哝，“我相信人民的公诉。没有别的了。”

　　“彼得，进来喝茶，你要着凉了。” 克劳太太说。

　　丹泽尔进去喝茶，彼得跟了进去。

　　*　　　 *　　　 *　　　 *　　　 *

　　与此同时，在城里内政大臣的房子周围聚集起了一群不服输的人，急着去最先得到缓刑的消息。

　　房子有一条警方的封锁线守卫，因为那儿没有公众暴乱的轻微危险。间或有一部分人群不满地抗议。一次一堆石头被扔向窗户。报童们忙着出售他们的特别版，记者们紧握着他们善于描绘的笔，挣扎着穿过人群，准备一有任何“额外特例”出现就立刻冲向电报局。送电报的男孩们不时地到来给不幸的内政大臣送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恐吓、消息、请愿书、以及规劝。他在最后一次检查大量的证据以及衡量更重要的来自“更大的陪审团”给案件带来的费解时努力使自己疼痛的脑袋冷静下来。

　　早报上格罗德曼的信给他以最大的震动；在他科学的分析下，间接证据链似乎是由粉饰的纸片所伪造的。接着那可怜的人又读了法官的总结，链条又变得像坚韧的钢铁。外面人群的噪音就像远处大海的轰鸣，把在书房里的他的耳朵都震聋了。那些下层人越是攻击他，他越是试图小心地去掌握生死的尺度。当人们下班回来后，人群越聚越大。很多人都喜欢那个面临死亡的人，一种疯狂的反叛情绪在他们的胸口涌动。

　　天空灰暗，阴冷的夜越来越深，绞刑架的阴影爬得更高了。

　　突然一阵激动含混的咕哝传过人群，一个模糊的无人知道是什么的低语。有什么事发生了。有什么人来了。很快人群周边的一角骚动起来，那儿传来一阵骤发的欢呼，沿街一直传递过来。人群分开了——一辆马车从中疾驶而过。

　　“格罗德曼！ 格罗德曼！”那些认出了马车里乘客的人叫道，“格罗德曼！ 万岁！”

　　格罗德曼表面上镇静而面色苍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他勉励地挥着手随着马车疾驰向门前，就像小舟切过水面一样切开扰动的人群。格罗德曼跳出来，门口的警官尊敬地给他让路。他紧急地敲门，门小心地被打开；一个男孩冲上去送了一份电报；格罗德曼闯了进去，报上了姓名，并坚持要为了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见内政大臣。

　　在门附近的人听到了他的话而开始欢呼，人群中显示出好的预兆，空气中跳动着连续的欢快的声音。当门重重地关上的时候，欢呼声在格罗德曼的耳边回响。记者们费力地挤到前面。一群激动的工人们围住了停住的马车；他们把马牵开。一群狂热者争夺着让他们拉车的荣誉。而人群等待着格罗德曼。 

第十二章

　　格罗德曼被领进了勤奋的大臣的书房。这勇敢的骚乱的领导，可能是一个无法被拒绝的人。当他进去的时候，内政大臣的脸似乎宽心地亮了起来。在主人的示意下，带来最后的电报的文书助理又把它带回他工作的外面的房间里。不用说，没有多少给大臣的通信能到他眼皮底下。

　　“我想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打扰我，格罗德曼先生？”内政大臣几乎是高兴地说，“当然是关于莫特莱克？”

　　“是的；我有最好的理由。”

　　“请坐。讲下去。”

　　“请恕我冒昧，但你有没有关注过证据的科学呢？”

　　“你是什么意思？”内政大臣疑惑地问，又加上一个沮丧的微笑，“最近我不得不去。当然，我从没有像我的一些前任一样，当过刑事律师。但我不会把它称为一门科学；我把它看作一个常识问题。”

　　“请原谅，先生。这是所有科学中最微妙而困难的。实际上，它是科学中的科学。由培根和缪勒建立的整个归纳逻辑学，不就是一个对证据的价值进行评价的尝试，那些被称为是由创世主留下的痕迹？创世主——我最崇敬地说——一路上留下了无数的障眼法，但真正的科学家在探察自然的秘密的时候，不会被表象所迷惑。粗俗的大众只抓住表面明显的事实，但是有洞察力的人知道表面的东西可能是虚假的。”

　　“很有趣，格罗德曼先生，但真的——”

　　“请听我说，先生。证据的科学是如此微妙而且要求最为敏锐和熟练的对事实的观察，还有最为广泛的对人类心理的理解，自然要交给专家，而这些专家一点也没有‘事物并不像他们看上去那样’或者所有东西都和表象不同这样的观念，对那些大多数把全年投身于商店柜台或是办公桌的专家来说，他们都得以详细地了解所有事物的无尽区别和复杂性还有人性。当12个这样的专家被放在陪审席上，就叫做一个陪审团。当一个这样的专家被独自放在证人席上，他被叫做证人。对证据的复述——对事实的观察——被交给了那些经历了一生却从未真正睁开眼的人；对证据的评价——判断这些事实——被交给了那些只会熟练地称糖的人。除了他们完全无法完成任何一个功能——去观察或者去判断——他们的观察和判断都受到了各种各样无关偏见的损害。

　　“你在攻击陪审制度。”

　　“不一定。我准备科学地接受它，因为，一般来说，那里只有两种选择，可能性略微倾向于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而且，在像我这样的专家拥有证据的情况下，陪审团就可以通过训练有素的眼睛观察了。”

　　内政大臣不耐烦地跺着脚。

　　“我不能听信抽象的理论，”他说，“你有什么新的实在的证据吗？”

　　“先生，一切都依赖于我们去找到问题的根本。平均百分之多少的证据你认为是彻底的、完全的、简单的、未加修饰的事实，‘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它’？”              

　　“50％？”大臣有点开玩笑地说。

　　“不到5％。我不是在说记忆的错误，或者观察能力的天生缺陷——尽管在一些事隔几年后的重要审判中，普通证人对于日期和事件的可疑的精确回忆，是现代法律学上的珍奇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我试着向你挑战，先生，让你告诉我你在上个星期一晚餐吃了什么，或者你在上个星期二下午5点确切地说了或干了什么。任何不是过着机械的刻板生活的人都不能作出这种事；除非，当然，那些事实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但通过这种方式。切实观察的最大障碍就是在任何所见的事物中先入观念的影响。你是否曾注意到，先生，由此，我们从不看见任何人超过一次？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人我们可能看到他真实的样子；第二次我们的所见就被对第一次的记忆而修饰和渲染了。我们的朋友看起来和陌生人一样吗？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家具，我们的烟斗在我们眼里和在第一次见到它们的外人眼里是一样的吗？尽管对其他所有人都很明显，一个母亲能看到她孩子的丑陋，或者一个坠入爱河的人看到他另一半的缺点吗？我们能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自己吗？不行；习惯，先入观念改变了一切。头脑是一个对所有的被称为外来事实的加工厂。眼睛有时候看到它想看到的，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它所预期看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先生？”

　　内政大臣点了点头，他不再那么不耐烦，而是开始感兴趣了。外面的喧嚣微弱地传到他们耳朵里。

　　“给你一个明确的例子。温普先生说当我在12月4号撞开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门的时候，看到门闩的锁环在梢边从门楣上被扯开后，我立刻得出了我撞坏了门闩的结论。现在我承认当时就是这样，只是在这种事中你不像是去‘推断’，结论下得太快以致于你‘看见’或者似乎是看见了。另一方面，当你看见一个回旋的火把所造成的火圈时，你不相信它是持续存在的。这和看戏法表演是一样的。不管谚语怎么说，看见并不代表相信；但相信通常导致看见。不切题地说一句，关于这件门的小事温普和他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毫无希望和无可救药地错了。门确实好好地上锁了。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它是被提前破坏的话，我也会看成是我撞门时破坏了门闩。自12月4号以来，我从没想到这个可能性，直到温普凭着误用的机智提出了它。如果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而且是已经注意到这人类思维根深蒂固的倾向的人都是这样，对于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又会是怎么样啊？”

　　“直截了当些，直截了当些。”内政大臣说，他伸出一只手似乎它想去按桌上的铃。

　　“比如，”格罗德曼不为所动的继续说，“比如说——达顿普太太。那个可敬的人无法通过不断猛烈地敲门叫醒她要求被叫起来的房客；她变得惊恐，她冲过来寻求我的帮助；我撞开了门——你认为那位好太太预期会看到什么？”

　　“我想，是康斯坦特先生被谋杀了。”内政大臣疑惑地咕哝道。

　　“正是如此。所以她看到了这个。你认为当门被我用强大的力道砸开时，亚瑟·康斯坦特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他不是死了吗？”内政大臣吸了一口气，他的心激烈地跳动。

　　“死了？那样一个年轻健康的人！当门被撞开的时候，亚瑟·康斯坦特只是在睡觉。当然，那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觉，不然很早以来的撞击声就该吵醒他了。但是达顿普太太幻想着她的房客冰冷而僵直的时候，那可怜的年轻人正躺在床上睡一个舒适温暖的觉。”

　　“你的意思是你发现亚瑟·康斯坦特当时还活着？”

　　“就像你昨晚一样。”

　　大臣沉默了，困惑地努力去理解状况。在外面人群开始再一次欢呼。可能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那他是什么时候被谋杀的？”

　　“接下来立刻。”

　　“被谁？”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问题。科学和常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试着用穷尽法。那不是达顿普太太就是我。”

　　“你的意思是说达顿普太太——！”

　　“可怜的亲爱的达顿普太太，凭这你可不配当内政大臣！会认为是那个善良的太太！”

　　“是你！”

　　“冷静下来，我亲爱的内政大臣。没有什么可慌的，那只是一个单独的试验，我希望它能保持那样。”——外面的噪音越来越大：“为格罗德曼欢呼三声！加油， 加油， 加油，万岁，”——微弱地传入他们的耳中。

　　但是面色苍白深受震撼的大臣摁了铃。内政大臣的家庭秘书出现了。他吃惊地看着大人焦虑的脸。

　　“谢谢你叫来了你的文书助理，” 格罗德曼说，“我打算请你让他替我干些事。我想他会速记。”

　　大臣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很好。我希望这份声明能作为我的书，《我抓住的罪犯》第25版的附录的基本框架——就像某种银婚纪念。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根据我今天立下的遗嘱，将被任命为我的文学执行人，承担起把根据我的书中其它章节的样式将它润色修饰的工作。我有足够的信心他会公正地从文学的角度评价我，正如你，先生毫无疑问会从法律角度上一样。我相信他能够成功的赶上其它章节，达到完美。”

　　“邓普莱顿，”内政大臣小声说，“这个人可能疯了。要解决弓区大谜案的努力可能使他的脑子糊涂了。尽管如此，”他大声补充道，“你最好还是把他的声明速记下来。”             

　　“谢谢你，先生，” 格罗德曼衷心地说，“准备好了，邓普莱顿先生？开始吧。我在离开苏格兰场侦探部门之前的职业生涯为人所熟知。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了，邓普莱顿先生？有一点？好，我会放慢一点；但如果我忘了减速的话请提醒我。当我退休了，我发现我是一个单身汉。但想结婚已经太晚了。我手上的时间太多了。为我的书《我抓住的罪犯》作准备让我几个月有事可做。当它被出版了，我便没事可干，只能思考。我有足够多的钱，而且进行了很安全的投资；没有什么事需要思考的。未来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在工作中死去。同所有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样，我活在过去中。我一遍遍回顾我早前的功绩；我重读我的书。当我不断地反复思索，远离实际追踪的刺激感，而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看待事实，结果我越来越清楚的发现罪犯比流氓更为愚蠢。

　　“每一起我所追查的犯罪，不管是多么巧妙地犯下的，从更透彻的角度上来看都是一次软弱的失败。痕迹和线索被留在各种地方——破烂的边缘，粗糙的角落，整个工作都很笨拙，全无艺术的完整性。对于这些粗俗的事件，我的功绩可能看起来很了不起——普通人困惑地难以理解你如何能从一封简单的密码上发现出字母‘e’——对我来说那像它们所揭示的罪行一样普通。经过了一生的对证据科学的学习，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可能能够犯下不止一起，而是一千起完全无法被侦破的罪行。而那些罪犯们却在继续犯错，并以同样的老方式，泄漏他们自己——没有创造性，没有闯劲，没有个人的理解，没有新的想法！一个人可以想象那儿有个有4万个坐席的犯罪学会。

　　“渐渐地，当我反复思考了这个想法以后，我有了一种犯一件能迷惑侦查的罪行的冲动。我可以设计几百个这样的罪行，并通过想象它们被完成来自娱自乐；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否真的可行呢？显然我的试验的执行者只能是我自己；而试验对象——是谁或者什么呢？由机遇而决定。我渴望从谋杀开始——首先去对付最困难的问题，而且我急切地想让世界震惊和困惑——特别是那个我不再进入的领域。表面上我是镇静的，和人们像往常一样谈论自己。内在的我急于释放科学的激情。

　　“我炫耀我最喜欢的理论，脑子里把它们安到每个我见到的人身上。每一个坐着和我聊天的朋友或熟人，我都在谋划着如何不留痕迹的谋杀他们。没有一个我的朋友或熟人是我没有在脑子里杀过的。里面没有政府官员——别害怕，我亲爱的内政大臣——我不打算进行秘密、神秘、难以理解、难以发现的刺杀。啊，我该如何给那些平庸的罪犯建议啊——他们有二流的动机，陈腐的观念，普通的细节，他们缺乏艺术感和克制。”

　　人群再一次开始欢呼。尽管作为旁观者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内政大臣所准许的和辩护协会的主席的会面时间越长，他的固执能被解消的希望越大。人们的偶像能够被救下，而“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呼声混杂在欢喜的喝彩中。

　　“死去的亚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过来几乎住在我对面。我和他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青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一个人如此感兴趣过。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有一种奇特的共鸣。我们相互吸引。我直觉地感到他就是那个人。我喜欢听他热情地讲人与人间的兄弟情谊——我知道对人讲兄弟情谊就像对猩猩、蟒蛇或是老虎一样——他似乎喜欢从他专注地自愿的工作中抽一点时间和我聊天。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必须那样。

　　“在12月3号9点45分他来找我。自然我在审讯中和庭审上对这次来访只字未提。他的目的是神秘地向我咨询关于什么女孩的事。他说他私下里借了她钱——她会在合适的时候还钱。他不知道她拿钱是干什么用的，除了某种程度上联系到了他曾经模糊地鼓励过她的自我放弃上。那个女孩失踪了，他对她感到苦恼。他不肯告诉我她是谁——当然现在，先生，你和我一样知道那是杰茜·戴蒙德——而只是寻求寻找她的建议。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一早要乘第一班车去达温波特。我早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而找到线索；现在，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被染成红色。他很明显受到牙疼的困扰，而在我同情地问讯下告诉我这让他睡得很少。所有条件合起来引出我最喜欢的一个理论。我慈祥地和他说话，当我提供了一些模糊的关于那女孩的建议时，我让他保证为了先好好休息一晚（在他面对早上艰巨的列车工人会议之前），他会用**。我在给了他一些装在小药瓶里的索福那。那是一种新药，可以延长睡眠而不影响消化，我自已也用。他忠实地保证会用这个药；我还真诚地劝告他要上闩，要把自己锁起来以堵住所有让冬夜的冷风可以进入房间的孔隙。我告诫他他照顾自己身体的方式太随意了，他好脾气地文雅地笑了，并保证遵循我所有的建议。他确实那样做了。至于达顿普太太在无法叫醒他的时候，会大叫‘谋杀！’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她就是那样的人。就像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所说，她习惯性地把她的先入观念当作事实，她的推断当作观察到的事。她总是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多数达顿普太太这个阶级的女人会像她一样反应。她碰巧是一个特别好的样本去受到‘暗示’的影响，但我是会试图去对几乎所有的女性造成同样的影响的。弓区大谜案的关键是女性的心理。唯一不确定的链条是，达顿普太太会跑过来找我去撞开门吗？女人总是急于找个男人。我几乎是离得最近，而明显是街上最有权威的男性，我认定她会来找我。”

　　“但如果她没有呢？”内政大臣忍不住问。

　　“那么谋杀就不会发生，就这么结束。接下来亚瑟·康斯坦特会醒过来，或者其他人撞进门去会发现他正在睡觉；没有任何损害，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那天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想到我将要犯下的非凡的罪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温普能不能查到犯罪手法——对于分享谋杀犯的心情的展望，我一生都在和他们接触，却没有接触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喜悦——害怕我会睡得太熟而听不到达顿普太太的敲门声——这些事情让我不安而让我无法休息。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计划着可怜的康斯坦特之死的每个细节。时间痛苦而缓慢地过去，有雾的清晨接近了。我被悬念所折磨。我会最终失望吗？终于那令人愉快的声音来了——那凶杀案的敲门声。那敲门声的回音还在我的耳朵里。‘过去杀死他！’我把戴着睡帽的头伸出窗外告诉她去等我。我赶快穿好衣服，拿了我的剃刀，走到格罗弗街11号。当我撞开了卧室的门，亚瑟·康斯坦特躺在那儿熟睡，头枕在手上，我叫道‘我的天！’仿佛是看到什么可怕的景象一样。一阵薄雾就像血一样充满了达顿普太太的眼睛。她蜷缩起来，有一瞬间（我凭直觉发现而不是看到）她用手遮挡恐怖的影像。就在那以瞬间我切了下去——精确地，科学地——伤口是那么深而凶器挥动得那么快那上面几乎没有一点血； 达顿普太太只发现到恐怖地伤口，而仅仅模糊地看到一股血流从喉咙出来。我很快用手帕盖住了脸去掩饰任何骤然地扭曲。但正如医学证据证明（在这个细节上是精确的），死亡是瞬时的。我把剃刀和空**瓶装进口袋。在一个像达顿普太太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我令她去引我注意到所有的窗户都是锁住的事实。有些傻瓜，一直以来，觉得证据有一处不符，因为警方只发现一扇窗被锁住了，而忘了，出于我的纯真我注意不去重新关上我打开去寻求帮助的窗户。自然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前都没有寻求帮助。让达顿普太太安静下来，并借口作笔记——作为一个老手。我的目的是争取时间。我希望尸体被发现之前能够很好地变得凉而僵直，尽管这没有太大的危险；因为如你所见，通过医学证据是无法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个小时内的。我坦率地说死亡是刚刚发生的解除了所有的怀疑，甚至罗宾逊医生也不自觉地在判断死亡时间的时候，受到了死亡是发生在我到来前这个信息的影响了。（这里打个问号，邓普莱顿先生）”      

　　“在撇开达顿普太太之前，我想对一点多说一句。你听得是那么耐心，先生，听我讲科学的科学，我想你不会拒绝听到最后。达顿普太太多睡过了半个小时被认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恰巧这点（就像无辜的被认为负有如此多责任的雾一样），完全是一个巧合和无关情况。在所有的归纳推理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个现象中只有一些情况是重要的而偶然地相关联的；那里总会有一部分各种不同的和现象毫无关系的附加物。但是，对证据的科学的理解是那么粗浅，以致每一个现象的特征，在调查中都被当作同样重要，并被认为同证据链有关。去试图解释一切总是新手的特征。雾和达顿普太太睡过了头都只是偶然。那儿总是有这些无关的附加部分，真正的科学家允许这些（可以说）化学上不相关的细节存在。甚至我也从没有计算到一系列不幸的偶然现象会导致莫特莱克被牵扯到嫌疑中来。

　　“另一方面，我的女佣简通常在10点左右离开，但在12月3号晚上早走了几分钟，这就是一个相关的意外。实际上，正如艺术家或者是编辑的技艺很大部分是知道应该把什么东西排除出去，科学地追查罪犯的人的技艺就在于知道该忽略那些细节。简而言之，要解释所有东西就是解释得太多了。而太多比太少更糟。

　　“回到我的试验上。我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想象。没有人知道一点真相的痕迹。弓区大谜案的难以解决性嘲弄了全欧洲和整个文明世界的最精明的头脑。一个人在完全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被谋杀带有魔法时代的气息。令人敬畏的温普，作为我的继任，回到了自杀的理论上。谜案可能一直沉睡到我死去，除非——我恐怕——靠我自己的天才智慧。我试着站在我自己之外，用另一个人或者是以前的我的眼光看待这个案子。我发现这件艺术品是如此完美以致只留下一个极端简单的解答。问题的每一部分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致，如果我不是凶手，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和达顿普太太一起。首先进入房间的人在我看来就是犯罪的人。我立刻写信（用伪造的笔迹和‘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的人’的签名）给《混乱报》去提示这一点。通过把我和达顿普太太联系在一起，我使人们难以把一起进入房间的两个人分开。把一半的事实扔到众人眼中是完全掩盖它的最好方法。这封我用笔名的信我在第二天（用我自己的名字）反驳了，而在我被吸引去写的这封长信中，我列举了新的证据反对自杀的理论。我对不下任何结论的裁决感到厌恶，希望人们能再开始试着把我找出来。我更欣赏这场追捕。

　　“不幸的是，温普，被我自己的信再次激发去调查，由于不断犯错的作用，误打误撞出一条线索——由于我无法预见也无法想象的恶魔般的一连串巧合——在世人看来竟认为是真的。莫特莱克被逮捕并被判刑。温普显然得到了声誉。这可让人受不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只是在温普的帽子上加了根羽毛。而我是本打算通过此来破坏他的声誉的。一个无辜的人要受苦就够糟了；但温普能得到他不应得的声誉，并由于一个巨大错误的作用超过了他所有的前任，这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上天入地想到推翻判决以及拯救犯人；我揭示了证据的薄弱；我让全世界都在找失踪的女孩；我请愿了也煽动了，毫无作用，我失败了。现在我打出我最后一张牌，不能容忍自负的温普被当作这个可怕的谜案的解决者被后人传颂，我决断一个死刑犯可以同样从自白中得益。这是我在今晚来自白的原因，我要赶在太晚去救莫特莱克之前。”

　　“所以，那就是原因？”内政大臣说，语调中有一种嘲讽怀疑的腔调。

　　“唯一的原因。”

　　在他说话的时候，一阵更响的咆哮穿入了书房。

　　“一个缓刑！万岁！万岁！”整条街似乎像地震了一样而格罗德曼和莫特莱克的名字像被火箭推上了天，“一个缓刑！一个缓刑！”接着就在这窗前响起了对大臣的欢呼。           

　　在这轰鸣之上响着报童激动的声音：“莫特莱克的缓刑令！莫特莱克得以缓刑！” 

　　格罗德曼惊讶地望着街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他咕哝道。

　　“那些晚报让人吃惊，”大臣讽刺地说，“但我想他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印好了。”他转向他的秘书。

　　“邓普莱顿，你记下了格罗德曼先生自白的每一个词了吗？”

　　“每一个词，先生。”

　　“那么把你在格罗德曼先生进来时收到的电报给我。”

　　邓普莱顿回到外面的房间，把格罗德曼进来时放在大臣桌上的电报带了回来。内政大臣静静地把它交给来访者。那是从墨尔本的警察首长那里来的，声明杰茜·戴蒙德刚刚从一艘船上到了那里，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并很快被送回英格兰，而且她作了一份完全支持了辩方理论的证明。

　　“直到对此的深入调查之前，”内政大臣看着格罗德曼死灰一般的脸，带着对这种残酷而幽默情况的欣赏说，“我让囚犯得以缓刑。在你进来的时候，邓普莱顿先生刚要去叫信使送信给纽盖特监狱的主管。温普先生的纸牌城堡不用你的帮助就会垮掉。你还没有被发现的罪行同样会如你所愿破坏他的声誉。”

　　一声突然的爆炸声震动了房间并和群众的欢呼声混杂在一起。格罗德曼射杀了他自己——非常科学地——穿过心脏。他倒在内政大臣的脚边，死了。

　　一些站在马车边上等着的工人帮忙抬起了担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