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雨馨

 浙江海宁甚是幸运，天赐秀丽风景，更是孕育出了众多古今才俊。

 著名的爱国诗人、诗歌翻译家穆旦的祖籍便是在海宁袁花镇，1918（民国七年）年4月5日（农历二月廿四日），穆旦出生于天津市西北角老城内北马路恒德里三号老宅内，这是他祖父遗留下来的几房共居的老屋。

 査家在海宁是个世家大族，先祖为清代文人查慎行。据说，穆旦年少时，家中藏书多为查慎行所著。其祖父则为清末官僚，家道随清室衰亡而败落。父査厚垿，字燮和，法院小吏。母李玉书。穆旦还有亲姐妹各一人。穆旦的祖父査美荫在北方任职时间较长，不幸在他50多岁时，存款的银号突然倒闭，一生积蓄付诸东流，家道便也中落。穆旦在自书履历中称：在抗战前尚“有祖父遗留的房子”，但据穆旦父亲査燮和生前所说：他（穆旦）出生时已不是在恒德里老屋，因此査家定居天津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要早些。

 穆旦，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后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穆旦从小就很有才气，6岁就读于天津市北马路573号城隍庙小学，当时便已在报纸上发表习作，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平常孩子无法相比的。在天津恒德里老屋有三间南向的房屋是客厅，客厅的书橱里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籍，都是不允许小孩翻动的。一次，趁着长辈不在，穆旦让堂弟帮他放哨，自己打开书橱埋头看了起来。在读初小二年级时，他就有一篇作文被选登在天津报纸上。12岁时入南开中学读书，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便开始写诗。当时日寇侵凌，京津首当其冲，他的一首《哀国难》惊醒了中华儿女，呼喊出民族的愤懑。 “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在这般年纪便心系祖国，关心民族危亡，以成熟的笔触写下壮丽诗篇，呼吁中华儿女觉醒，实为不易。

 穆旦家离他就读的中学很远，每天早上他都要乘电车从天津的西北角到西南角，下车后还得跑很长一段路，因此他中午只在食堂草草吃点东西，便抓紧看书学习。他一直和一同吃饭的堂弟、别的同学探讨学问，帮助解决他们再学习上的问题。穆旦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受到老师的好评，父母也为他感到骄傲。

 学校放假，穆旦就天天给弟弟妹妹们讲故事，于此同时他也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他讲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引人入胜，读的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里的诗文令人心旷神怡，而在玩的时候又是能让人玩的痛快的组织者。加上他真诚热心、乐于助人，做事又很认真，在弟妹中威信很高。

 1934年5月，散文诗《梦》发表于《南开中学生》，首次使用“穆旦”做笔名。1935年，穆旦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在这里继续探索与写作现代诗歌，很多诗作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尝试着写雪莱式浪漫派的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气质和现实感。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8年赴美留学前夕，是穆旦的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并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成功地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穆旦随母校清华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这次学校搬迁的路途遥远艰辛，穆旦和老师、同学在68天里行经湘、黔、滇三省，看到了比以往在城市中看到的更为残酷的现实，广大中国人的生活让他心如刀割，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饥饿、病痛、灾难、战争和死亡等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他也看到了部分已觉醒的中国人那高大的身躯和积极的抗战精神，他们以无畏的牺牲精神号召和带领了更多的中国人站起来与日寇战斗。同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穆旦于1941年12月所作的《赞美》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语文教科书。《赞美》是一曲对当时已觉醒了的中华儿女的颂歌，在血泪之中凝结着力量的“时代之歌”。在沉重和凝练之中蕴涵着壮美，凝聚着穆旦这位爱国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怀，他不忍看到祖国的广阔疆土只有“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历史的耻辱让中华民族“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战争带来景的颓败和心的痛苦，中华民族挣扎着终于见到希望，“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一个爱国者的欣慰与骄傲，是理性的眼光中闪烁着强烈的爱恨。诗的结穴之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是赞美，是呼唤，激昂的感情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催促中国站起来，推动中国前进的力量。我们仿佛看到当年的穆旦傲然站在狂风面前，对整个中国呼唤，拳头紧握，眼神坚定。

 战争带给穆旦的影响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更使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还把它全部倒掉。因此连伯父们也一致认为穆旦是赤色分子，对他很是敬重。鲁迅说过“有一分光，发一分热”，这句话从穆旦青年时代起便成为他最喜欢的名言，而且，他一直在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来实践这句话。

 1940年，穆旦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穆旦在军中写出情诗组《诗八章》,表现出了特有的穆旦风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创作的《出发》（原题名为《诗》），发掘二战中生活的残酷、暴力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在冷静地审视现实、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饱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忧虑，具有极强的力度与深度。整首诗在语气和句式上都呈现出一种紧张急迫，毫无和缓舒解的停留。人们可以感受到这是在他经历了强烈的内心焦灼后写下的，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笔下那些痛苦挣扎的印痕。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中，穆旦得了疟疾，马匹早已倒毙，他的双腿已因叮咬而肿痛，更要命的是没有食物，断粮竟长达8天！在失踪5个月之后，他终于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抵达了印度集合地。后于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阻滞的路》、《活下去》邓。对战争与死亡的直接体验使穆旦积蕴了丰厚的生活基础，也使其诗作培植出奇崛多变而沉雄厚重的风格。

 大致说来，对自我的探寻与对战争的体验是穆旦诗作的两大主题。他的诗作多辩证色彩与矛盾反映，忠诚于自我的感觉，又贯穿着对时代变换的外部思索。真挚而坚忍的灵魂与猛烈而跃动的冲击交织成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读来常给一种强烈的精神冲击。其主要作品有《野兽》、《蛇的诱惑》、《赞美》、《诗八首》、《旗》、《森林之祸》、《隐现》等，也有少量清新柔和的谣曲风作品，如《摇篮曲》、《流吧，长江的水》等。诗人、评论家郑敏在《诗人与矛盾》中指出：“穆旦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矛盾的张力上，没有得到解决的和谐的情况上。穆旦不喜欢平衡。……他并不梦想古典式的胜利的光荣。他准备忍受希望和幻灭的循环。”时代成就英雄，而英雄亦是为时代而生，很少有人能让当世与后世人了解这个时代，而爱国诗人穆旦独树一帜，他便是这样的英雄。

 1948年1月，穆旦在联合国救济局任职，移居南京。1948年5月，穆旦留学美国。他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专业上，而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俄语。1949年，穆旦在佛罗里达州与留学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夫人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夫妻俩准备回国。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美国不批准理科博士离开，他们到处花钱找人疏通，并找周与良的导师开了“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的证明，终于得以出境。谁都知道，回国后理科学生没有条件做实验，文科学生更是顾虑重重。但他们心意已决。1953年，这对年轻的留洋博士夫妇终于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和亲友的劝说回到祖国天津南开园，住进了东村70号。1958年，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的穆旦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12月，以历史反革命罪收审，逐出讲堂，开除公职，到南大图书馆接受劳动改造，这个判决令他痛苦之极。1962年，三年劳改期满获释，降级降薪，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基本的公民权几乎没有得到恢复。受到打击的时候，俄语以及他早就驾轻就熟的英语成了他惟一的寄托，他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翻译。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但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政治气候逼迫下的明哲保身之举。他翻译了俄国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等数百首抒情诗，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以及《丘特切夫诗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并于1964年开始翻译英国拜伦的巨著《唐璜》———一部被王佐良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穆旦所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有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些译本均有较大影响，享誉译界。现有《穆旦译文集》8卷和《穆旦诗文集》2卷行世。

 1966年，红卫兵运动爆发，穆旦首当其冲被批斗、抄家，关入“牛棚”劳改。据其子女回忆，第一次批斗抄家那天，穆旦一大早就被带走，直到午夜才回家。他的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还安慰着家人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待问题，红卫兵对他并没有过火行为。而在那一刻，他看着家里满地的碎纸，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地跑到心爱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搂在怀里——那，是他日夜花费心血的《唐璜》译稿。

 1968年东村70号，穆旦的家被人强行霸占，查家六口被赶到西南村13楼一间阴暗的北屋居住，直到1972年周与良的哥哥从美国归国探亲，查家才得以搬回东村70号旧宅。然而这短短六年间，查家所受的磨难真是罄竹难书。东村原本是教师住宅，其中3排18所老宅加上东平房两排8所老房子是始建于1923年，1943年遭日军轰炸后又修复的，门牌号排序是从31号至58号。上世纪五十年代又盖了18所新房，它们的门牌号排序是从61号至78号。这里，是查良铮诗歌的创造地之一，这里，饱含了岁月的痕迹。

 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与磨难，58岁的穆旦再度提笔写诗，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诗风转为深沉蕴藉，语言平实不失精彩，诗风柔中带钢饱含岁月的积淀。《停电之后》描写了烛光抵挡风与黑暗，他感谢它带来的温暖与光明，同时又加倍地憧憬着太阳，最后把“残留的泪挂在两旁”的烛台拿开，“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这是在感谢生命，祭奠回忆吗？而绝笔之作《冬》重复着“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悲观中仍有温暖的流露，那是生命中的至真感情——友情和亲情，他向世人表明：在虚无与寒冷中，依然存在着值得珍惜的美好事物。

 然而不幸的是，1976年3月1日，穆旦竟被一个红卫兵故意撞倒在地，右腿股骨颈折断。骨折之后，穆旦内心经历着“肉体衰老与精神不老”之间的搏斗。支撑着穆旦的精神信念是他对诗歌永不停歇的追求。他在《听说我老了》里如是自白：“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但谁也没有看见赤祼的我，／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着真正的自我之歌。／……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骨折之后的剧烈病痛并没有使坚强的他停止译诗，反而加快了速度。4月初，穆旦开始每天校改普希金抒情诗，历经数月累积达500多首。与此同时，他诗歌创作的激情也倍增，形成了第二次的创作高潮。

 在这段与病痛相伴的日子里，每天清晨洗漱后，他就吃力地架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书桌前，坐在自己的小床上，打开书，铺开纸，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由于腿伤不能长时间固定在一个姿势上，坐久后，他需将好腿慢慢放到床上，再用手将伤腿搬上床，靠着被子，回手从书桌拿起刚译的稿子，对照原著琢磨，并认真地修改。直到11点钟，在简单的洗漱后，他才吃力地躺下，在疼痛中浅睡。

 1976年5月他在《冥想》一诗中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是冷静的回眸与辩证的眼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辗转一世，经历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都只是在回忆里平静的存在。穆旦去世不久，他的东村70号故居于1982年拆除建成绿地，自此，穆旦故居遗址荡然无存，那地方临建的房子成了一座银行。翌年2月26日，穆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年仅59岁。

 南开大学图书馆也曾受到解放前日本侵华和文革这两次洗劫，许多关于穆旦的资料流失了。二楼墙上挂着穆旦的画像，笑容是那么亲切，画像下的简介才短短十几个字：“穆旦，1918年出生，著名诗人、翻译家”，却蕴藏着这位诗人一生的幸运和不幸。

 1981年11月27日，南开大学发出搁置了长长四年的讣告，在水上公园烈士纪念馆召开查良铮追悼会，为查良铮公开彻底平反，恢复他副教授的职称，校长藤维藻敬献了花圈。

 穆旦生前经常对别人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们铭记。这位爱国诗人一生受辱，而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却随时间推移愈发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