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淮海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这一个多月他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状态，他在调查市化肥厂厂长许鸿生贪污受贿的问题。许鸿生还是市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他每年春天市里召开“两会”时，就将市人大提案委员会的人请到饭店吃一顿，请他们给他搞个提案，人大提案委的人就从历年人大代表的旧提案中给他找出一个。他是著名企业家，开会时免不了要被记者采访，有一年他对着电视镜头回答记者：“嗯，今年‘两会’开得不错。”记者说：“请你具体谈谈。”他说：“不错，吃也吃得不错，住也住得不错，晚上还有娱乐活动——很不错。”市级机关党委还曾请他来作过“开拓进取、廉洁经营”的先进事迹报告。他的案情有点复杂，多次贪污、受贿，头绪纷杂，厂里财务又是一笔糊涂账，淮海和几名审计人员查了1个多月，才将账理清了头绪，现在须再将一些外围情况搞清，将证据固定，就可以移交检察机关了。
家里很安静，墙上的挂钟在“滴滴答答”响动，那白底小红花的窗帘开着，风从窗子里吹进来，西边的太阳照在窗玻璃上，将窗户的方框形影子反照到白泥灰墙上，儿子不知到哪儿玩去了，外间花枝好像在和人说话。淮海抬头看了看钟，已经４点多钟了，他还不想起来。
“假假（姐姐），假夫现在到了纪委上班，你们怎么还住这破旧平房？”
这是在外间和花枝说话的男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但淮海一时想不起来。
花枝说：“现在分房哪有那么容易？”
那个声音又说：“我帮你们给施市长说说吧，他和我不是一般的关系。”
花枝说：“不用，淮海已经打了报告，等市政府再建房，会分给他的——你爸爸身体怎么样？我已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商叔叔了。”
这时淮海想了起来，这人就是花枝说的“商叔叔”的儿子商文军，他心中感到一阵厌恶。
商文军是黄海县大洋镇人。其父曾是一个新四军老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北军区五分区某粮站任会计，当时花枝的父亲是黄海县县长。建国以后，商父在南京江南水利指挥部任科长，他生性耿直，讲话尖刻，领导都不喜欢他，一次一个领导和一个女干部搞“腐化”，被他撞见，传了出去，领导就抓住他的一些言论将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公职，遣回家乡。商文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性格被扭曲，卑躬屈膝、吹牛拍马、脚大脸厚，竭力以自大来掩饰自悲，高中毕业后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扬言我如果考不上，全黄海就没人能考上，他的父亲也帮他吹，说我的儿子还能考不上？除非他就不是我的儿子。结果离南大录取分数线一半还不到，连上中专校的分数都不够。后以高考落榜生的身份进了市农业银行职工中专，在食堂卖饭票。他孤身到黄海工作，无所依靠，就常来看望花枝的父亲。淮海家和农行中专的后门相隔不到一里地，那时商文军几乎每天都不离他家，淮海对他很讨厌，但花枝因为是爸爸的老部下的儿子，对他很照顾，留他吃饭，给他买衣买鞋，给他找对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开始纠正冤假错案，但一直到１９８４年，商父还未得到平反，于是他来找花枝的父亲，花枝的父亲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去找当时省委组织部一位主管审干工作的副部长。问题解决了，商父恢复了党籍，恢复行政１７级工资级别，不安排工作，不补发工资，按离休干部待遇办理退休手续，由市政府给他在市区安排一套住房。商父到南京去酬谢省委组织部那位帮他解决问题的副部长，言谈之间，无限感慨，说：
“当年我也和你一样在苏北新四军，可现在你多好，我却混成这个样。”
副部长说：“我也有不如意之处，我没有儿女。”
商父说：“我倒是有儿女，有什么用？我儿子多，送一个给你吧。”
其实商父也没有多少儿子，除商文军外，还有一个大儿子，已过继给了商文军的大妈家。商父可能当时也是一句玩笑话，但他回来说了以后，商文军就马上到南京去拜见“干爸爸”。回来后人们就知道了他有一个省委组织部长的“爸爸”，不久就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在市政府几年，毫无长进，公文写不起来，连《会议纪要》都搞不起来，每年都安排他转干，但每次陪他参加转干考试的人都考试过关转了干，他就是考试不过关。可他倒是派头十足，哪个也没有他的官样足。有一次，他陪一位副市长到燃料公司去，燃料公司领导不在，他声色俱厉训斥公司人员：“难道你们不知道市长要来吗？”花枝的大姐在燃料公司工会，见了他，说：“我当是哪个市领导，原来是你这个小杀头的。”他视而不见。临走时私下对花枝的大姐说：“大假假，你也要给我留点面子啊。”和同学、同事、熟人吃酒时，向人敬酒，哪个不喝，他就将酒杯向地上一摔，厉声喝斥。他的几个姐妹也牛皮哄哄、霸气十足，说：“在黄海没有文军办不成的事，如果文军办不成，就没人能办成。”在单位里领导都不敢管她们。
不久，那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了省政协副主席，市政府领导便不再把他当回事，但不多久他又再一次时来运转，而且这一次他的靠山还更大。当年抗战时期，一次一个新四军干部被一群和平军追赶，这个干部跑进了商文军的大妈家，被商大妈藏进了夹壁墙。和平军明明看见这个新四军跑进了商大妈家里，但又搜不着，就将商大妈的儿子抓走向鬼子交差，以后被鬼子打死。商大妈就是这一颗独苗，商大伯又已经去世，那个新四军干部向商大妈跪下，痛哭流涕，说：“你就是我的亲妈，我以后养你一辈子。”建国后，那个新四军干部当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将商大妈接到家中，但不久发生了“潘汉年事件”，他也受到牵连入了狱，商大妈又回到家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位新四军干部当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又将商大妈接到上海。有一次在中央开会，他和江苏省省长闲谈，省长说：“我是个女人，却没有时间管理家务，家里很多事没人问。”他就将商大妈介绍给了这个省长，名义上是保姆，实际上管理着省长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务，省长称呼她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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