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安逸飞 于 2022-5-5 16:43 编辑
年底，是查案工作的淡季，算算账今年的案件数量已比去年增长了10%，目标已实现，再查案就要增加今年的案件基数，给明年查案加大压力，同时，年底立案，当年结不了案，会影响当年的结案率。检查室人员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公安、工商、审计、银监等执法监督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去排查线索，寻找案源，为来年查案作好准备。
年底又是机关干部职级晋升的时期。职级是现在机关干部的身家性命，谁提县处级干部了，谁还是科级干部，他们平日关注的就是这个焦点问题。因为职级代表的是待遇，当上了县处级干部，就能配备小汽车，家人、亲属也跟着沾光；小孩上学，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上最好的学校，职级再高的，大学都是保送，毕业后也是选调进机关，不用进行公务员考试；就连每年的体检项目，不同的职级也不相同，地市级干部检查五项癌症指标，科员只查一项，县处级以上干部做胸部CT扫描，科级以下干部只能做X光检查。职级更是权力，在现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的年代，权力就是金钱，有了权力，就能拥有一切，家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什么都不用花钱，正如老百姓所说：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烟酒基本靠送，住房基本靠贡。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就是小孩学习，也是学校最好的教师在节假日来家做义务辅导。
市纪委干部正常是两年晋升一级。淮海1976年在地区医药公司任储运科副科长，后来又到黄海商校任教务科副科长，都相当于机关的科员级别，1991年到市纪委两个月后，任科员级助理纪检员，他在这个级别上已15年。和他同时进市纪委的共有8人，夏家俊原是乡镇团委书记，也是科员级干部，还有两个部队转业干部，一个是中校，另一个是少校，其他4人进来以前都是办事员，其中有一人还是工人性质，8人都同一张文被任命为科员级助理纪检员，到1992年年底，任职时间还不到两年，还没有轮到他们晋升，但这次他们当中要有4人提前晋升副科级干部。是哪4人呢？中校相当于团级，少校相当于营级，这两人晋升是肯定的；接下来淮海和夏家俊原先是科员干部，他们也有希望，夏家俊自以为已是“板上钉钉”，对人说“吃糖吃糖”。但另外4人中，有两人在办公室工作，是领导身边人，办公室人员历来都比别的科室提拔快。
就在这样的时刻，淮海却做出了两件对他晋级很不利的事：
一件是他在党校学习时做了一件被称为“大闹会场”的事。到党校学习的第一天，集中在礼堂里举行开学典礼，市委领导要到场作动员报告。大会应该8：40开始，但只到将近9时领导才姗姗来迟，几百名机关干部就在会场里等他们，淮海感到太不尊重人啦。当市委副书记，挺着大肚子，满面笑容，谈笑风生，在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等一帮人陪同下，走进礼堂、往主席台上走时，淮海也同时从主席台的另一侧走到台上，径自走到主席台中间，拿过麦克风，对台下说：“请大家看看表，现在是差一分钟9点，领导同志才来，我们大家就这样在这里等着，这样还怎么叫大家遵守学习时间？”台上、台下，一下全愣住了，一片寂静，而后突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掌声，掌声经久不息。淮海在掌声中走下主席台。台上市委副书记脸立即变得冰冷，其他领导也都不讲话，市委副书记对主持会议的机关党委书记点了点头，示意开始，然后在主持人请他做“动员讲话”后，拿起讲稿念起来，念得匆匆忙忙，平播直叙，始终没有歇一口气，没有喝一口水，也一次没有抬头看下面。念完讲稿，领着一帮随员匆匆离开，只留下机关党委具体负责学习的宣传科科长一人在台上，大会结束后，他对淮海说：“你是对的。每次都这样，还叫我们抓考勤纪律。”
几天以后，机关党委宣传科虞科长给淮海带信，说市纪委方书记叫他下午学习结束后回去一趟。淮海知道领导要批评他了，市纪委属市委领导，他让市委领导难堪，市纪委领导能不找他吗？方书记问淮海：“听说你在市委党校大闹会场了？”
淮海说：“怎么是‘大闹会场’呢？他们太不尊重人了。在部队里迟一分钟都不行。”
方书记说：“地方和部队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也要注意方式，现在又不是‘文革’。”
淮海说：“如果是“文革”，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了。”
方书记问：“你在‘文革’时期造过反吗？”
淮海说：“我那时还小，没有资格造反，但也整过老师，我们站在学校大门口，老师经过时就叫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在大门口罚站，但有些老师见我们不是‘红卫兵’，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叫我们先背。”
方书记笑了起来，说：“我们市纪委在市级机关是个模范集体，以后不要再感情用事，各方面都要注意影响。”
第二件事，是他在查办案件中顶撞了邵林书记。当年秋天，黄海地区发了一场号称百年不遇的洪水，事后，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杨洋给省委书记写人民来信，状告公司书记赵立东，在发大水期间，到南京办私事，不组织抗洪，导致农药仓库被水淹没，流进河中，造成全城饮用水严重污染，而赵立东原在市纪委工作，市纪委一贯包庇、纵容他，事故发生后，不追究他的责任。省委书记在信上亲笔批示：“责成该地纪委，对这种擅离职守、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渎职行为，给予严肃处理。”
但淮海调查的结果，却与杨洋的举报情况完全不同。赵立东的确是到南京办过私事，他的小孩扁桃腺经常发炎，就在高考结束后带小孩到南京动手术，在发水的当天就冒着大雨赶了回来，组织抢险，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吃饭、睡觉，将靠河边的仓库里的农药、化肥都运到了别处，并没有造成农药流进河里的问题。杨洋打听到淮海的调查结论后，又给市纪委写信，说淮海包庇公司领导是徇私枉法，公司领导是他的连襟。
说公司领导是淮海的连襟，也有一点影子，他的连襟就是花枝的大姐夫倪建国。倪建国是扬州人，原在市农资公司当会计，活该他时运到了，想躲也躲不掉，前任市委靳书记也是扬州人，和他的大哥是中学同班同学，靳书记从省委机关调到黄海后，一次专程到公司来看“小倪”，于是市供销社就将他一下提拔为公司经理。但杨洋举报的是公司书记的问题，和倪建国没有关系。淮海认为杨洋反映的情况不实，建议不予追究赵立东的纪律责任。在召开市纪委常委会听了淮海的汇报后，邵林书记说：“赵立东同志也不能说就没有错误，他在这种时候到南京办私事是不适宜的，黄海地区每年秋天都要发大水，他作为涉农单位的领导，对此应该知道。就给他一个‘轻处’吧。”邵林定下了“调子”，到会的其他人员，副书记、常委、各室主任，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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