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应来喜（小小说）

说起出身，他可是根正苗红苦大仇深。从小没了爹娘，跟一群小叫花子，从黄泛区一路要饭到郾城。长大一些，给别人打短工长工。人们叫他来喜，也不知道姓什么。土改分地的时候登记花名册，随便给他加了一个应字，因为村里人大部分姓应。他对自己的出身来路很模糊，只记得漫漫黄水，漫漫黄土。还记得一句谚语：鄢陵扶沟，有的是泥鳅。犁一犁子，捡一箩头。

他的手有点残疾，右手掉了三根指头，只剩下大拇指和食指。人们给他开玩笑，叫他三把盒子。他是小时候在地里捡一个手榴弹，淘气弄响了炸的。手虽然有残疾，并不耽误干活，犁地锄地，扬场垛垛，收割赶大车，样样不比别人差。他还有一样绝技，就是拧草鞋。乡里有个习俗，冬天的时候穿草鞋。就是桐木做底，用苇子毛樱白麻拧鞋。这东西的好处是冬天不穿袜子也不冻脚。他拧的草鞋，单脸的双脸的，又结实又漂亮，三年二年穿不坏。他个子不高，脾气好，一双小眼睛整天笑眯眯的，任谁求他帮忙干活总是来者不拒。

土改以后，他在村里落了户，娶妻生子，就一直在村里生活。也曾官至生产队长，但因为不是当官的料，干了不久就辞官不做了。他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说话随便，口没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正是因为他出身赤贫，说错了没人和他计较。一次生产队选干部，他歪在墙角呼呼大睡。掌握会场的大队书记把他叫醒，问他怎么睡着了，他说：“你们选吧，我是谁的官谁的民。”书记反问他：“难道某某某打回来了，你也当他的民吗？”这句话问得相当恶毒。他说：“你说这话有意思吗，他要真能打回来，我一个小百姓能怎么的？”在当时阶级斗争最严酷的时候，一句话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祸。他是唯一敢和书记这样说话的人。书记说：“你呀，真拿你没办法，换个人，不抓他个现行判他三五年徒刑才怪呢？”

文化大革命中，村里的造反派抓住了一个在逃的走资派。这个人他认识，是原县长，曾在他们村蹲过点。当年，他的大儿子得了急症，县长亲自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他的大儿子送往县医院，救大儿子一命，由此认定县长是个好人。天晚了，造反派准备把县长关起来，第二天押送到县里。恰好关县长的房子在他家隔壁，他心里活动开了，若让造反派明天把县长押到县里，必定凶多吉少，他决定要救出县长。也凑巧看守县长的两个人和他沾点亲戚，他以天寒夜冻为名，买了两瓶好酒，陪他们喝酒御寒。天亮的时候，三个人酩酊大醉，倒在一起，县长早逃走了，不知了去向。在他的人生中，这恐怕是他最辉煌最值得炫耀的一页了。

农闲的时候，他做一些小生意，卖个碎烟末辣椒面什么的，贴补家用。初开始，他卖碎烟叶，赶了几个集不开市。几个老头尝了尝，说他的烟叶不壮，没劲。后来，有位高人告诉他，在烟叶中掺一点辣椒面，保证有劲。后来一试，果然能行。几个试尝的老头咳咳连声，屁都呛出来了，连说有劲。他说：“怪不得人家说奸商奸商，无商不奸。这么小的生意都坑人，大一点的生意不知道怎么坑人了。”从此，再也不卖碎烟叶。                                                                             

有一年，他做小生意转到了邻县，无意中碰到了当年的县长，现在这个县的党委书记。书记很是热情，把他安排到县招待所，说让他在县城好好玩几天。很显然，是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书记很忙，让一个秘书专门跟着他，说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量满足他。他大摇大摆来到一个酒店，服务生马上拿着菜谱迎上来，问他点什么菜。他想了想，说：“来碗好面条。”好面条，是当年农村生活困难时期的一个说法，即麦子面面条，相对杂面而言。服务生摇摇头，说没有好面条。他说：“来碗红烧肉，一瓶二锅头。”可能是红烧肉吃多了，茶水有点凉，酒也喝高了，拉稀把招待所的被子弄脏了，第二天便不辞而别了。为此，他在村里落下一个笑话。每当人们下饭馆吃饭，就开玩笑说：“来碗好面条！”笑他特别没有见识。他辩解说，其实有钱人不过如此，天天住酒店吃大餐也没什么意思。

年纪大了，孩子们都盖了新房，搬出去住了，他和老太婆还住在老院子。他也不种庄稼了，孩子们给的粮食足够吃了。他闲不住，当起了破烂王。他天天拉一辆破平车，在附近村子转悠。有时候买一点，有时候捡一点。一天赚十块八块能行，三十二十也中，小日子过得还挺得劲。一天，他买了一个小工厂的铁架子，一下子赚了二百块。“发财了，发财了。”一高兴买了一瓶六十度二锅头，一袋咸牛肉，在公路边自斟自饮起来。等家里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浑身僵硬，手脚冰凉，没有一丝气息了。

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口松木棺材，却为墓碑的事发了愁。刻上“先考”“慈父”有点老套，光刻名字有些寡落。大儿子说：“刻上‘贫农’吧，父亲对这个身份还是挺在意的。”于是，墓碑上刻上了“贫农应来喜”五个大字。一阵吹吹打打过后，他便入土为安了。

几只老鸦嘎嘎叫，风吹花圈呼呼响，平荡荡的庄稼地里，一座坟头孤零零的显得格外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