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也，人生！

漯河市李秀亭

有人说，人生需要有“四有”，你才会走出一条成功的路。第一是要有能力；第二是要有人发现你有能力；第三是发现你有能力的人必须是一个“有用的人”；第四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观其“四有”，为人在世，要具有这“四有”，的确是也太难了！

何以为难？这第一有可以靠着一个人的先天秉赋，后天学学那“到南海”的和尚，勤苦而不知劳累，我想不少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二个“有”也能实现——至少你的亲朋好友，师长同窗都会对你的能力了如指掌，岂能说没有人发现你有能力？。第三个“有”未免就有难度了，也就是说发现你有能力的人，必须是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有用的人”是大有讲究的。这个有用的人，是指那些可以操纵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人。作为普通百姓要找到这个有用的人，是太难了。“有用的人”就是掌控权柄的人，不少人真的是找不到的。而那些发现你有能力的人，大都是在决定你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不能帮忙而只能叹息的人。这些人可称之为发现你有能力而“无用”的人。第四条也不甚难，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没有明显的疾病缠身，即便是“亚健康”也无碍一个人的前途。看来这“四有”至关重要的“一有”，就是要有“有用的人”。

这种“有用的人”对于许多有才能的人来说，就像呼唤伯乐，可是千呼万唤，却找不到这样相马的人。一身闪光耀眼的才华，只能让它随着长江那滚滚不息的流淌而也付之东流！看来这“四有”中的第三有，平民百姓，即便是踏破铁鞋，也依然是“无觅处”，你不得不泣几滴眼泪，多几声叹息，无可奈何也!看来这“四有”不是平等分配的。

要说这“四有”的“平等”分配，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的。类人猿他们还是“猿”，它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四有”说的出现，它们也不需要什么“四有”，那时候，要的是力气，谁跑得快，爬得高，就可以保住性命。从类人猿，到类猿人，不知道进化多少年，这个“猿”才进化成人，这时候，虽然“类猿人”中还有一个“猿”字，可是，这个猿字已经不再是“中心词语”，它已经变成了修饰“人”的一个词语。这时候猿就进化成了真正的“人”，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地球上有了真正的人。这些类人猿，在进化过程中，不需要“四有”，所有类人猿，都享有进化的平等权力。到了类猿人，虽说已经成了“人”，他们依旧不需要“四有”，所有的类猿人，都是一样的奔忙。或采集野果，或涉猎野兽，或到河里抓鱼……这一切都不需要“四有”，只要勤奋，有力量，就可以摘下野果，就可以捕捉野兽，就可以得到鱼类，而保证自己的生命延续。

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到了奴隶社会，按理说，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这时候的人，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人类文明。有了文字，可以记载事件，有了舞蹈，可以供人享受，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开始了分化——分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占人类少数的奴隶主，随意虐杀奴隶，可以任意宰割奴隶，可以随意买卖奴隶……多数人的衣食住行，生命延续等权力，都把持在奴隶主手里。尽管这时候，人类已经在“文明”这两个字上进步了，可是，现实却是进入了一个极其野蛮的时代，这时候，毫无疑问，依旧不需要什么“四有”，大多数人只是无条件的为奴隶主服务就可以了。社会不是到了奴隶社会，就此终结，不再发展了，而是继续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制度发展。随着时间的向前移动，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说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进步，可不得了了。原来这个被多个奴隶主控制的制度，转而成了皇帝老儿的一统天下。“四海之地，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奴”的家天下就这样形成了。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下层黎民被地主豪强统治着，皇帝则控制着全国的土地，自然那些地主也是皇帝手中的猎物。最早的“皇帝”产生在秦朝，被人骂了千百年的秦始皇，是第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类灵长动物。他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这样他手中也就把持着所有人的生死病老的一切权力。所谓的“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使人类血流成河，饥饿苦役使生命填满沟壑。一边是肉山酒池，一边是路有饿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官场上便需要“四有”了。就拿秦朝来说吧，把持朝政的赵高，也是一个人，可是，他不是乞食于乡里陋巷的乞丐，他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无耻高官。他可以在皇帝面前，让人拉出来一头鹿，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皇帝说这头鹿是“马”。群臣愕然，皇帝昏庸，说是马者，保全了性命，甚至官升一级。说实话者，人头落地。

不过这“四有”在民间还没有市场。那时候大多数人被地主控制着，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奢求，只需要延长生命的食物，只要能给地主种地，当长工，打短工，这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机遇”，老老实实地任人宰割就万事大吉了。

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唐朝，才出现了急需“四有”的局面。那时候虽说用人制度上，是科举制度，而参加科举的人是否能够“黄榜有名”，这就需要拜谒名人，拜谒“有用”的人了。你要参加科考，就要提前在京城里面找名家，找高官，以“礼”相见，让他指点指点。这时候金银就派上了用场。也许你说我没有金银，这也不要紧，只要有人引荐，也可以黄榜有名。不妨学学朱庆馀的《闺意》中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以此打探一下自己的前途命运。不仅参加科考前需要钻门子，打窟窿，就是你中了进士又该如何？没有“有用的人”举荐你，你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候补道”。如果你能用金钱，撬开“有用人”的金嘴，给你美言几句，你就会顿时光彩耀人，官袍顶戴一旦属于你的，那时候你就会金钱似如长江水——不尽财源滚滚来。到了清代，发展尤为迅速。一个文士，要想飞黄腾达，没有“有用人”的举荐，你就会成为石沉大海的文士，照样过着出门无人跪拜，在家无人理解的愁苦书生。

这个“四有”，随着文明社会的进一步演变，也使人们认识到“有用人”的重要性。清代不只是某一高官有用，宦官头上也长出了一张极为有用的嘴。这时候阉割之人也不能小觑。如果你能得到宦官的青睐，迟早也会出人头地，成为红顶子，大红袍的一族，可以横行乡里，吸吮百姓的骨髓。由于晚清慈禧太后的腐败，导致外敌侵入，战场上连连失败，惨剧不断在华夏这块热土上发生，国人的黄金白银，哗哗地流入外国的银行，国势越来越弱，人民不堪忍受，盗贼蜂起，四海不宁。这时候丧权辱国的统治阶级，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极力镇压。在这样的形势下，几乎所有在官场上混饭吃的人，无不惴惴不安，即便是下油锅也要捡干的地方走。

武汉的一声炸弹，改变了皇帝及其太后们的命运，昔日骄矜的皇家贵族，此时开始了痛苦的生活。什么满洲国，什么大总统，都没有做到让中国人平等自由。那些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胸前戴上“大红桃子”，大喊一声：“老子革命了！”这就苦了阿Q，一声封建阶级的枪响，把他送到了极乐世界。这一闹腾，“闹”出了一个袁世凯，连孙大炮都被他弄懵了。孙氏把临时大总统的头衔拱手交给了袁大头，这个袁大头在流氓打手的叫喊声中，当上了“选举”的大总统，他还不满意，又梦想当皇帝，不料被蔡锷搅局了。一部《高尚流水觅知音》的电影，道出了当年举国上下讨伐袁世凯的真情。如果历史真的如此，那么，改变历史的不是孙中山，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蔡锷，而是“小凤仙”。如果没有小凤仙的贡献，蔡锷不可能逃出袁世凯的高墙，历史就会以人们今天想不到的趋势发展。

越到距我们近的时间，就越发需要“四有”。距最近的时间，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时下。眼下为什么需要“四有”？这里不必啰嗦了，也许你比我还清楚，我这里说出来，就显得班门弄斧了。

不过我还要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一定为了追求某种功名利禄，而磕头礼拜去找什么“有用的人”，而是自己要看到自己就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无论是恬静的田园风光，还是繁杂吵闹的都市，在这里一个人只要没有过高的奢求，只为一日三餐，吃些粗茶淡饭，保证自己延续生命，还是不难混下去的。在农村，你可以过着“曲径人小巷，高树掩低墙，柴门连竹篱，鹅鸭凫河塘”的恬静生活，既无案牍之烦恼，更无争先夺优的苦闷，种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吃自己的馒头米饭，享天伦之乐，看他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何事有此等快乐？如果你住在繁华的都市，整天穿行在大街小巷，推一个卖货小车，把叫卖声看着自己的专场演唱会，赚钱多也乐，赚钱少也快活，过着“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潇洒生活，和亲朋好友，酒足饭饱之后，尽兴谈笑古今事，斜眼蔑视华堂人，何乐而不为？为人在世，不要进以忧，退以忧，何时而乐也？要进以乐，退以乐，何愁而有也？人生苦短，日月长存，仅此一生，不可等闲，要昂头挺胸做人，不慕他人富贵，把心态放得十分平衡，这不是坏事，也许你会多活二十年，孰能讥之乎！仰天大笑看世界，尽享阳光无人碍，看着东方的太阳，大踏步地走下去，快快活活潇洒走一回，这就是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