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特别高兴”表面看来是有感于特权阶级在雾霾面前没有了特权的空气。因此，有人便与他一同高兴起来。但是转而一想，马云所幸灾乐祸的事情不也包括我们这些黎民百姓吗？北京两千多万人口，特权阶级才有多少？在雾霾这个人们的共同灾难面前，我们和特权阶级一样都是患难者，而马云为何因特权阶级没有了特权的空气，就对北京的雾霾特别地高兴呢？而且还是“从来没有过那么高兴”？

      或许有人会为马云作这样的辩解：他的高兴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非针对北京的雾霾和黎民百姓。可是话又说回来，可以让马云宣泄对特权阶级不满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特权分子因违规违纪被免职、因违法犯罪而入狱而判死刑，以及最近全国党政机关狠刹吃喝风、整治特权行为而处理了一批以身试法的特权分子，不都是值得马云高兴的事情吗？而马云为何独对大家共同的灾难——雾霾而高兴呢？如果我们仅仅把他的特别高兴理解为在雾霾的天气里特权阶级真正地失去了特权，那么在地震的情况下、在人类抵御不了的其它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马云不同样也要特别地高兴吗？而他的高兴不正是建立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痛苦的基础上吗？。

      无独有偶，其实马云已不止一次对人的关切表现漠然了。比如他在一个慈善捐款活动中只捐了一元钱，面对人们的质问，他却振振有词：“我要提倡只捐一块钱的风气，不要总把爱心、善心和捐款金额挂起够来。一元钱就足以显示自己的态度。”是啊，谁能否认一元钱不是显示你马云的态度呢？一元钱总不会显示你两元钱的态度吧？所以马云自己也不得不佩服那些月工资只有伍佰元的人捐了一百元，因为这个捐款数额与其收入之比是令他折服的。马云心里很清楚，就捐款数额收入比而言，马云这个世界级的巨富只捐了一元钱显然会让世人大惑不解。所以马云觉得“一元钱”的态度是不足以服众的，于是又发表了一番独到见解以作补救，他说：“我刚好和很多人相反，认为现在的企业家还没有到专注于慈善捐款的时候。”他认为对眼下的企业家来说，最大的善举不在于捐款，而在于搞好自己的企业。“第一，你要为社会承担责任，你的企业提供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要对社会负责；第二，你要依法纳税，不得逃税漏税，第三，即使有钱了，你也不要急于捐出去，可以好好扩大投资，把企业做得更好更大，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社会的财富滚动起来，等你60岁、70岁的时候再把自己的财富捐出去也不迟。”

      看看啊，马云的话说得多么深刻而独到，企业家之所以还没到专注于慈善捐款的时候，是因为企业家要为社会提供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负责，要依法纳税，要把企业做得更好更大，要在那个未来时（60岁、70岁）变成现在时的时候才可以捐款。马云的话的确有些耐人寻味，我们隐约感觉它隐藏着这样一个逻辑：那些专注于捐款的企业家有可能没有为社会提供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负责，有可能没有依法纳税，有可能不想把企业做好做大，有可能生怕自己明天就死掉才赶紧把钱捐了出去。这是一种什么逻辑？难道企业家行善与马云所说的这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吗？很显然，马云的这番说教不仅苍白无力，而且有点恶俗。他把做人的底线降得很低，这本无什么过错，毕竟他没违法。但是自己做人的底线这么低，又何必去说教别人呢？别人已经超越了法律的底线，而上升到更高的道德层面，你马云本该汗颜才对，可你为什么却振振有词地发表宏论指教别人呢？你马云可以眼看着受灾受难的人不管，等到你60岁、70岁时再去行善（谁知这是不是你的托词？），可别人想帮助眼下受灾受难的人摆脱苦难，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事实上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何种社会，大凡有境界的企业家都是把善举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社会，理当回馈社会。所以他们对慈善事业非常看重并身体力行，不是行在未来而是行在当下。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人们之所以对他们的善举给予崇高敬意，是因为这样的善举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价值观却得不到马云的认可，这让我们不禁要问：马云的头脑究竟被什么所充塞而容纳不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不难看出，马云所举失范、所言失慎其根结在于其道德缺陷——缺少必要的爱心和同情心甚至正义感。马云的道德准则只维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而不是更高的标准。所以他敢于在众生蒙难时对北京的雾霾表示特别的高兴，敢于在慈善捐款活动中以一元钱的数额羞辱人们的爱心。尽管马云痛恨特权阶级，语咒特权阶级，但这丝毫不能说明马云的出发点是在为黎民百姓说话。因为事实上，作为中国互联网之父和拥有34亿美元（200多亿人民币）的马云，尽管不是官方的特权阶层，但至少也是企业界的特权阶层，享受很多企业家无法享受的权利。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马云骂了一句特权阶级而对马云表示敬意，他的这一骂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我们应当奉劝马云的是：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的马云，确实到了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