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小队长

       大学时的一个同学，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小”字说成“洗”，“扁 ”字说成“比”，他追求的那个女生的嘴有点“扁”，因此大伙就赐予他“洗老比”这个雅号。当时，大家都很年轻，喜欢说笑逗乐，他也并不特别在意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每当有人呼他“洗老比”时，他总会报以微笑。

       他喜欢下象棋，多次得意的说：“读中学时，通过下象棋赢了别人的许多零花钱”，自诩棋艺高超，显露占便宜的愉悦。他还喜欢唱歌，经常独自低声的哼些小曲，但是不敢大声唱，因为他的调子实在“左”得出奇，害怕被人讥笑。只有当同宿舍的同学们集体高歌宣泄的时候，他才会放大声音跟随着唱，此时他的左调被合唱的声音所掩盖，没有人会去留意他的发音。

       唱歌走调，充其量只是不悦耳而已，离远一点就可以避开，要是脑子左了，再加上当权者的怂恿和蛊惑，并用权力加以保护时，那就要伤害人了，想躲都躲不开。

       文革爆发以后，出身贫下中农的“洗老比”当上了“红卫兵”小队长。就像中了邪一样，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凶残起来，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本来就长的“马”脸，拉得更长。成天带着印有“毛”体“红卫兵”三字的红袖套。北京来煽风点火的红后代们宣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他也高调门的喊着“造反有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口号，以示紧跟不掉队。

       50年代，有一部电影“华沙一条街”，再现了那些带着“卐”字红袖套的纳粹党卫军摧残和虐待犹太人的场景，观众无不对纳粹的残暴而震惊，对可怜的犹太人给予极大的同情。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在新法西斯主义的躁动中重演了同样的一幕。

       红卫兵们为所欲为，随意对人采取革命行动。在系红卫兵头目的带领下“洗老比”们到教授家炒家，从留法博士的教授家里搜出了几根金条，“落实政策”归还时，除了成色不足的一根以外，其余的不翼而飞，获取不义之财。在人家的家门口粘贴一些带有污辱性的对联，停发他们的工资，强迫他们写生活费申请，而且不准写“生活费”三个字，只准写“养猪费”，还要他们逐字逐句的当众大声宣读，然后粘贴在学校的公示墙上，公开侮辱人格。一位教授的申请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红卫兵小将：

      蠢猪XXX，多年来每月吸食人民的血汗钱235元，罪孽深重，罪该万死，

今痛改前非，自觉申请领取养猪费。

      蠢猪XXX每月需养猪费18元，蠢妇XXX需15元，大猪XXX念大学需18元，

二猪三猪念中学各需15元，总计每月需要养猪费81元，敬请核准。

                                                                蠢猪XXX

当这位老师被逼无奈，完全不顾自尊的朗读时，台下发出阵阵的笑声。“洗老比”们大概可以从中享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快感，要不然不会如此别出心裁。

       对出生“黑五类”的同学，“洗老比”随意大声训斥，经常组织“红恐会”，叫嚣“专政”和发表一些雷人的论调，彰显不可一世的威严。

       在一次围剿“黑五类”的“红恐会”上，他声嘶力竭的发表宏论：“打天下容易，守江山难！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天生的造反者，革命的接班人，为了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必须对你们这些黑五类实行专政。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要革命的--站--是--站过来，不革命的--滚--是--滚蛋，反革命的--叫--是--叫你完蛋！”毕竟天下是别人打下来的，并不是被“解放”的贫下中农自己的功劳，其后代更不沾边，他显得底气不足，因而有点儿结巴。或许觉得不够过瘾或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末了，还用他的左嗓子大声高唱北京的革命小将们教唱的“血统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当唱到“滚！滚！滚！”的时候，用捏紧的拳头朝着天空猛击三拳。“黑五类”们无力反抗，只能忍气吞声的经受欺辱和恐吓。

        “洗老比”们的种种恶行表明，对普通群众造反，就是散失天良的欺压弱势百姓的流氓行为，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只有在极权专制的政权下才会得以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洗老比“们并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虽然天天高喊“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可是说不清楚其中的真正思路和具体内容，盲目的在“社论”指挥下，创造性的、疯狂的胡作非为。

       有学者分析纳粹时指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中国的文革竟然与德国纳粹同出一辙。

       谁也没有料到，风云瞬间突变，“红卫兵”们正闹得起劲的时候，新的社论宣称，在学生中搞“专政”是刘少奇等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洗老比”一下子成了“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此时，他应该明白，江山不是他的，不需要他去保，而且他也保不住，在凶险的争斗中，他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打手而已。因为有愧于被他打击的同学和老师，无颜面对被他“专政”过的人们，于是抛掉了昔日的威风，褪去了曾经光鲜一时的红色，远离革命的漩涡，把造反抛到脑后，摘下了红袖套，过起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日子。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们可以经商办企业了。有一天，“洗老比”的哥哥来找我，他是中学时候的校友，也因为根红苗正，一直在基层当领导。他对我说：“我开办了一个文印社，生意不错，现在打算更新和添置一些设备，特意来请你帮忙去挑选一下计算机。”我好奇地问：“哪有那么多的生意可做？”他也不避讳的直说：“我的兄弟和亲戚当了官，他们会把单位上的活计揽给我，加上我有点权，也有不少活计可做。你知道，机关单位经常开会和发文件，活计多的是。”此时我才知道“洗老比”当上了领导。

       起先，我以为他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打点字，捞点外快，便随口说：“你既要上班，下班后还要打字，不累吗？”他以为我小看了他，有点不屑的说：“我雇了几个残疾人搞录入。”我不解的问： “为什么雇残疾人呢？”他笑了笑说：“嘿嘿！老兄，你真是个书呆子，对社会上的事全然不知!雇用残疾人可以免税，再说，残疾人的工资可以开的低一些。”

       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之口，一点都不会奇怪，因为已经固化在我们头脑里的观念曾经警示，唯利是图是剥削阶级的固有本性，只有无产阶级才会大公无私。如今这样的话居然由“红五类”说出来，令人惊诧和困惑，怎么这个试图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纯洁世界，一下子进入了“红五类”当老板的新时代。也许是心理失衡，我故意的说：“那是雇工剥削呀！”他以为我脑子僵化，完全没有看出我的话中包含了对受欺骗和愚弄的愤慨，居然煞有介事的辩解：“老兄，什么年代了，这是共同富裕！如果我不雇用他们，谁来养活他们？”我无语了。社会真的变了，“工人养活资本家”的论断，突然变成了“资本家是工人的恩人”的新论。

       有一次，碰到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闲聊间他问我：“你知道‘洗老比’的事吗？”我答：“听说他当官了。”他鄙视的说：“被抓起来判刑了！” 我吃惊的问：“犯了什么事？”他回答：“贪污受贿！”

       历史如此无情，“洗老比”曾经叫喊的“专政”，被强制的实施在他的身上。有人曾经形象的比喻过：“只有在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