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的年代产生不了大师。然而在风起云扬的“五?四”时代，大师们却灿若星辰。那个一个充满生命激情和人文精神的年代，产生了一大批重量级的大师。历史在那个时代定格，大师们在远去的历史夜空里，逼视着我们的心灵，关注着我们的行程。

    浮躁的年代，毋宁说是浮躁的心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潮如钱江，“哪里还放得下一张书桌”？大师们在乱世里的苦心孤诣和艰苦卓绝，每每令人震撼。他们所思考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他们所忧患的，是苦病的泱泱大国；他们所坚持的，亦惟纯粹之文化事业，以图以毕生之功力，维系文明于不堕也！范文澜先生联曰：“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独向寂寞，孜孜以求的精神，莫不是大师们的写照，亦是现世时代的针砭与良药。

    鲁迅与王国维，有着相似的性格，却有不同的命运。他们都是忧郁的人，那样的忧郁而深刻，在深刻的忧郁里时刻进行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剖。鲁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坚韧顽强的精神，在一片血与火中撕开了一条生之路。王国维让我们深见传统之纯美，文化之渊薮。然而一代高人，在他的魂与之化的千年文明与灵为之系的文明邸所被时代的风暴隳突之后，只有绝望地自沉颐和园，“以生命拥抱文化”了！我们为鲁迅精神所鼓舞，却也无权指责王国维。一个在沉默中爆发了，一个在浪潮中抱柱而死。王国维的殉道，更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省察和忧患，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文化人格的独立！

    在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一书中，到处是这种几乎要淹没生命的激情与发自心灵深处的震颤。大师们的忧患意识，进取之精神，纯粹之学术，独立之人格，作为时代精神钉在了历史里。一群伟人的雕像，在历史的夜空里，发射着永远的光辉。

    有意思的是，许多大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了一如常人的思维和行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郭沫若写出了质木无文的诗句；顾颉刚与恩师胡适决裂，其得意弟子也作文批判师长顾颉刚；金岳霖竟然将自己几十年苦心修炼的哲学体系全盘否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极左与个人崇拜的年代里，连大师也不免同化！政治运动力量之大，真令人瞠目结舌。十年的动乱，也是十年的大浮躁，世浮人躁，书生败衄，学术湮没，究可哀哉！其中有坚定彻底的改造者，也有“蒙混过关”者。如顾颉刚在谈及其弟子对他的批判时曾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应付”二字，留给历史的，只是大师深刻的嘲笑而已。这时，大师又恢复成为大师了。

    “文革”中的反常表现，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大师们的观瞻。大师们一生不移素志、至死不改初衷的风骨，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历史无法掩盖的。大师们留给人们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遗产，更应是这种伟岸的人格精神。书易读，惟人难读，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种对民族命运、文化事业深沉的忧患之心和悲悯的情怀。在上世纪初叶，大师们是怎样用满含悲愤的眼睛注视着这片大地的，这种目光和关怀是否遗落？沈从文在《边城》里表现的，是对生命沉沦的悲痛和无理性历史的鞭笞，是一种人文的觉醒和现代人格的构建。钱锺书煌煌巨著《管锥编》，更是对文化浸淫后的精粹，有人说是“其忧患漠漠的心境，磅礴郁积如百岁老藤！”吴宓有著名的“二马之喻”，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知新方法下积极发展，既穷究道德礼教，又图事功，踏于“二马”之上，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王国维先生死，吴宓先生誓于其灵前，必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共存亡！在“文革”中，因有抗言，终于含冤以死，以身殉道了。大师们纯粹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深远之忧患以及孤独的坚持，令人震撼而肃然！比之今日，种种不齿或偷巧，岂不令人汗颜无地！

    大师们已远去，却依然在星空灿然，关注着他们热爱的土地和事业。历史的一页已经写过，然而砚上的笔却未凝干。大师们的精神流布人间，并未冷却。我们重读大师，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触及到伟大的人格，也同时是在一步步逼近自己的心灵！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