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回头跟过去比，无论准都会发出，天壤之别的感概。单从生活方式上，就跟半个世纪前的人们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人穷，家贫，社会落后。下面掇拾的，虽是我的点滴经历，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貌。

侏儒快板

 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影院和戏院是一种奢侈。虽然人穷，但对文化娱乐，人们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孜孜追求。于是，当时的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艺现象，草根艺人们频繁出现在城市的街巷之间。很类似于现在的文艺下乡，也类似于现在的街头卖唱。

我最喜欢看一个侏儒艺人的表演，他个头很矮小，快奔三的小伙子，却只七、八岁的小孩高。但他有一手快板绝活，唱的也不错，姑且算他双栖明星吧。当年他在我的眼里，享有现在小沈阳的地位。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们那条街巷，就会出现他拎个布口袋匆匆走过的身影。凡看过他表演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我是他的扮丝之一，只要他一现身，我就会跟在他的后面撵，走不出二条街，自然就有请他出唱的人。

主人热情的从家中端出高凳，屋门前就成了他的“舞台”。他站上去，掏出布袋里的节子和大板，左手执节，右手握板，一上来就噼哩叭啦的快速敲打起来。我最爱看他打“开埸板。”动作有力，铿锵激越，竹板击节时上下翻飞，看的人眼花缭乱。为的是吸引更多看客。

看看站在他身下的人围的差不多了，他便收住板请主人点节目。他用四川话的腔调唱，快板抑扬顿挫，诙谐幽默，有时为内容需要，他还得变音唱女声。他的段子多，荤素都有。两且南腔北调，学的惟妙惟肖。一段唱下来，大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小孩子则乌虚纳喊的喝彩。有时点唱的多，他还会无偿地献唱一段，以示优惠。

唱完，他收了钱，跳下凳子，就“噔噔噔”的走了，去到下一个街巷表演。后来听说他被召进曲艺团，街巷里再没了他的身影。

酒桌赊账

重庆沿江的码头，自成体系，当年其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现在大名鼎鼎的都市大街。我的家就在太平门和望龙门，这两个大码头之间，这儿的消费主体是码头工人。

我父亲就是个码头工人，认识他的工友较多。有时牵着我出门散步，就会碰到小酒馆里饮酒的工友。那时下苦力的男人，难找出一个不喝酒的。而且酒桌当街一摆，象一块磁石，将过路的工友，全吸了过去。

招呼之下，父亲带我入座，本来酒桌上才两、三个人，不多一会，便坐上满满一桌。除了添人添筷，人多还得添菜。下酒菜不外盐渍或油酥花生和一、二个小炒素菜，偶尔也加个烧腊一类的荤，没人讲排埸，喝酒只图个高兴。

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后，就该买单了。可都是穷工人，谁的兜里也掏不出现钞。那时，赊账成了惯例，待关饷后来了结。穷哥们个个都讲义气，争着把这桌酒钱记自已名下。不用说，我父亲也在争付之列。

老板一手托账本，一手拿笔，面对齐刷刷高举的手和表态的叫吼，弄的左右为难，那埸景就象他是案前判官，该推出谁来开斩？因为大家都穷，谁也没能力买单，倒不如实行AA制公平合理，若其中一人买下单，实在有被“宰”之嫌，那怕出自心甘情愿。

中国人这种江湖义气，恰恰使自己走进友情误区，表面上挣了面子，实质上受到伤害。有的工友，账本上有了大名，老板为图省事，把账都记他一人名下，旧债了了又添新账，年复一年，永无轻松之日。

潲式杂菜

我家本来就不富裕，加上继母的克扣虐待，在家过日子的我们三婆孙的生活，显的十分艰难。

解放初期工人的地位一下被巅转，真的象“领导阶级”的样子。首先反映在生活的档次上，原来吃的是牛马食，现在变为虎狼餐。天天打牙祭，那桌席上的大肉，任你怎的饕餮也吃不完。

我亲眼见过父亲的职工食堂聚餐的埸景，那个热闹，就象有钱人嫁女。工人们八人坐一块，满满一桌的荤素，还在不断的上菜，人散席后，碟盘狼藉中至少剩有三分之一的菜。

有人就用木桶把这些剩菜收起来，你以为是倒进猪圈一一错，他们带回几里外自己的家里，么喝着卖给别人吃。还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一一“杂菜”。这名字也取的名符其实，内容确实杂：有形状各异的肉，也有长短不一的素，还有颜色纷呈的汤汁。

其实它就是喂猪的潲水，现在谁吃这个？但当初我家吃这个也算奢侈哩，它味道美，油水足，比之咸菜佐餐，豆办下饭强了不知多少倍。那时的我，幸福的概念就是天天能吃上它。

卖家带回来，要在自家灶上煮透，名曰“消毒”，然后卖给我们。五分钱一大瓢，二分钱一小瓢，印象中我只去买过一回大瓢的“杂菜”，端回家三婆孙算美美的打了个牙祭。更多的时候，只买二分钱的。你别嫌它是潲水，当年我们买它，不仅要付钱，还要排队呢。

就是二分钱一小瓢的“杂菜”，也不是能经常吃到。现在回忆起来，总共吃它也不过五、六回。现在名为的“潲水”这东西，当年象我们这类穷人还争着吃它，有时去稍晚，还卖光了。 

卖家先是用的大木桶装“杂菜”，后改为小木桶装，最后告之缺货。我后来得知，父亲他们这样山吃海喝的日子没有撑多久，就无疾而终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