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谈读书

　　曾看过一个笑话：

　　有两个富家子不肯读书，老师就给他们讲先贤苦读的故事，说晋朝有两个学子，一个叫孙康，一个叫车胤，因家贫点不起灯，孙康雪夜映着雪光读书，车胤夏夜映着萤光读书。两人听后，大为感动，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一天，富甲去看望富乙，富乙不在家，家人说他打着灯笼捉萤火虫去了。富甲想，看来没有萤火虫他是不读书的。半年后，富乙去回访富甲，见富甲背着手，在院子里看天。富乙也明白了，他是在等天降大雪呢。

　　四月，是读书月，一年有十二个月，设立读书月，并不是要人们等到四月才读书，如京东购物节那样，“错过三天，再等一年”，而是要营造一种全民阅读的风尚。

　　读书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兴趣。如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二是功利。古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一本万利。清朝诗人蒋士铨有诗云：“人间第一科名贵，回首高堂只独愁。”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读书，夜夜读到三更，“母意孜孜儿欲卧，剪寒灯、掩泣心酸楚”，母是寡母，子是孝子，还是母子忍别，赴省进京，求取功名；他后来写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怀念母亲的诗文。

　　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有关国家年人均读书量作过调查：

　　以色列64本，俄罗斯55本，匈牙利50本，奥地利43　　本,美国40本，日本40本，印度30本,法国20本，韩国11本,中国4.66本。另外联合国对世界500强企业家读书情况也进行过调查,日本年读书50本，中国年读书0.5本。

　　早就听说以色列人爱读书，但能读那么多书，还是让人不可思议，一个星期读一本书，一年才52本。我不善交往，不会打牌，不爱旅游，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看书，但我绝对看不了那么多书。如散文集那样的书，一周能看两、三本，但《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小说，上下两本，一周也只能看一本，记得当兵时有一次生病住院，护士给我找了一本《西游记》，一个下午就看完，那时精力旺盛，如饥似渴，现在可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果是先秦诸子、《史记》、《资治通鉴》这类文言文书，就不是论部，而是论篇，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要反复读多遍，有些地方还要背诵，读起来更费时日，《老子》五千言，还不及一篇《领导讲话》长，就要读两个星期。我因患视疲劳，久已不看书而是听书，将纸质书扫瞄转换成电子书，用读书机朗读，听书比看书速度快一些，一小时一万字，但读书机不是“机器人”，古代诗文都要反复听几遍。

　　1966年6月以后，高考停考，大中小学停课，1968年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1970年恢复了部分理工科大学，但也只凭推荐，因此“读书无用论”盛行。而且那时也没多少书可读，在破“四旧”的熊熊烈焰中，大批书籍被化为灰烬，随风飘散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时，我还是小学生，没资格“造反”、串连，整日无事，所能看的书，主要是《毛选》四卷。我特别喜爱看《毛选》中的注释，那知识真是丰富，据王立群先生说，恢复高考后他考历史学研究生，凭借的主要就是《毛选》注释中的知识。一次，我发现我家居住的机关大院传达室的老头有一本《水浒传》，向他借他不肯，我说，我去叫人来把你的“四旧”烧掉，然后回家悄悄拿了一瓶二两五装的洋河大曲，又来到传达室，问他：“你的‘四旧’呢？”他说：“我没见到你的‘四舅’，快出去！”我把洋河大曲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见了馋得差不多要流口水，说：“你那是什么呀？快进来坐坐。”他每天都喝地瓜干烧酒，哪喝到这种酒。我说：“你见过吗？”他说：“给我一小杯，我把书借给你。”我说：“瓶口拆开酒就跑了，我跟你换那本书，不换拉倒。”他就钻到床底下把书拿出来给了我。那是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的上部，到第36回，书很破旧，书缝里还卧藏着虱子。1968年学校复课后，我又用一副25斤重的哑铃，和一个同学换来一本《三国演义》，还是毛批本，也只有上部，到第60回，书也很破旧，第58回曹操征讨马超，被打得大败，割须弃袍，欲知后事如何，后面两回却被撕掉了。后来我又从一个曾当过造反派司令的高中生那里，一毛钱一本，买了十几本小说，那个“司令”慎重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四旧’，你看时小心些，如果有人问，千万不要说是我给你的。”

　　1971年元月，我带着《毛选》四卷、《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和那十几本小说来到了部队，另外还带去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把那本书带去，可能是想早日入党吧。部队对政治、文化教育是很重视的，有许多人在家没上过学，到部队后学会了看书、写字，记得曾听说，有一年十二军挑选有文化的新兵到通讯营，考试的内容是写出他们军长的名字，能写出来就是有文化了，有人将“李德生”写成“李得生”，没有被录取。我们部队在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个山沟里，刚到那里时还没有营房，住在老乡家里，晚上没有电灯，就在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下读毛主席的书。我常常熄灯以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我的那十几本小说，看后随即收起来。一次，我公开地看苏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认为那不是“毒草”，班长问：“你看的是什么书？”我说：“苏联小说，你看不看，我借给你。”他说：“那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我说：“不是，是革命小说，抗击德寇的。”班长报告了连里，指导员说：“苏联以前是社会主义，现在是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书被烧掉了。书是上部，又问我要下部，我说没有，就来搜查，查出了我放在垫被底下、还未来得及藏好的另外几本小说，《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哥萨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两姊妹》。《铁道游击队》中的胡服是刘少奇，《小城春秋》中的吴坚的原型被认为是陶铸，这两本书当然就是“毒草”，那两个托尔斯泰的小说没人看过，但一个是俄国的，一个是苏联的，一是资本主义，一是修正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东西。我与他们争辩，列宁、斯大林也是苏联的，列宁也看托尔斯泰的小说，指导员说，他们都是革命导师，你讲话要注意。书全被烧掉了。因为看“毒草”，特别是因为我的“态度”，入党被“考验”了两年多，最后还是营教导员出来给我讲了话。教导员是个读书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营党委会批准我入党之前他亲自来找我谈话，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正拿着一把长尺，在营房山墙的黑板上出黑板报，我们就在黑板报的檐下谈了起来，他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此情此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读书人，原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到我们团政治处任文化干事，是个军旅诗人，在我们连体验生活，就睡在我的下铺，常给我讲莎士比亚、歌德、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马亚可夫斯基……我把委屈告诉他，他对我说：“要正确对待，但还是要多读书，部队需要有文化的人。”

　　后来，为了配合那个年代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又开始出版书籍，不仅有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正面”书籍，还有作为被批判的靶子的“反面”书籍，如在“批陈整风”中，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批马列著作；为配合上山下乡运动，出版了《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不仅有《社会发展史》、《世界史话》、《中国古代史话》、《中国近代简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简明中国文学史》、《古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等文史书籍，还有《简明中国地理》、《军事基本知识》、《气象知识》、《医学卫生知识》、《快速针刺疗法》、《天文知识》、《数理化自学丛书》等其它书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了鲁迅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北大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以及儒法两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著作；毛主席又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一遍不行，至少要读五遍”，于是又出版了《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在批《水浒》运动中，出版了《水浒全传》等。我常背着一个黄帆包，包里装着几个冷馒头，在大别山深处的那些乡镇新华书店里寻找书，一次，往返80余里，从皖西金寨县响洪甸水库旁的营地，到六安县独山镇新华书店寻找鲁迅先生的书，出发时还晨星未落，归来时已皓月东升。我还曾请一个山东日照老兵，回家探亲时帮我找《水浒传》,他还真找到了，有好几本，全是线装书，但带来后不敢给我，去请示指导员，指导员说：“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来毒害革命战士？”将书没收了，但没有烧掉，归指导员自己了。

　　住院时给我找过《西游记》的那个护士，父亲是个将军，母亲也是部队干部，在某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可以弄到书，我就请她买书。出院后，她给我寄来一个邮件，但通讯员拿到邮件后立即就送到连部去了，部队是不允许男女战士私下来往的，我刚出院，就收到医院寄来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邮件寄件人是个女姓的名字。副指导员负责审查此事，他问我：“谁给你寄来的？”我说：“后方医院的一个护士。”“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书。”拆开来是几本鲁迅著作，还有一套新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她为什么给你寄书？”“我请她买的。”邮件里还有一封未封口的信，副指导员又问：“信里写的什么？”我把信看了，是几句附言。护士是干部，谈恋爱不违反纪律，但我是战士，当时正在努力争取入党，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啊。我把信给副指导员看，又将每本书都翻了一遍，让他知道书里并没有另夹带信。那个护士知道我喜欢看古典小说，以后又给我寄过一部《东周列国志》。当时听说江青、王洪文都在看《红与黑》，但那书是搞不到的，他们能看别人不能看。

　　在部队几年，我发的津贴大多买书了，退伍时大多数人都带木材回来，我什么也没带，只带回来一箱书。那是特殊年代出版的书，印着那个时代的风云标志，以后大概是不会再版了。有一本《<论语>批注》，是北京大学七0届工农兵学员大批判组编著的，还有一本《黑书批判资料汇编》，汇集了对建国17年一百部小说批判的文章，还有八个样板戏的剧本和主旋律谱等。已过去半个世纪，书页都已发黄，就像秋天的落叶，见了真恍如隔世。

　　到“文革”后期，毛主席也不能容忍全国只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的两部小说的这种状况，文化艺术领域开始复活，书店里书渐渐多了，人们对读书的禁忌也渐渐少了，到恢复高考以后，读书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古人重读书，就有人将墨涂在嘴上，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青年人手里拿一张报纸，腋下夹一本书，比留长头发、穿小脚裤要时尚得多，就如现在有人喜欢“炫富”，吃一顿油闷大虾也要上网晒晒一样。我有一个朋友，追求对象时送的礼物是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母亲》，还有一个朋友谈恋爱，像雄孔雀展示羽毛似的大谈欧洲哲学史，这在现在是会被当作神经病的，而那时许多人为了谈恋爱，像老师备课一样特意去读书。

　　那个时期我是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还自不量力地读过《资本论》、黑格尔的《小逻辑》，也找不到人请教，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著作，从1973年读《阿Q正传》至今，每年都要将鲁迅的书全部读一遍，东坡诗云“好书不厌千遍读”，鲁迅著作就是这样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也是我那时常看的书，正常就放在枕头旁边，住在我家隔壁的地区商业局的一个副局长，天天和我讨论《水浒传》。当时虽然出版的书多了，但许多书仍然是“紧俏”商品，要按干部级别、要领导批“条子”、要找关系才能买到。1975年中华书局重版《史记》，我是请一位战友在外地买的，那是我拥有的第一部大部头的书，共十本，价11元。后来那位战友又给我买到了《汉书》与《后汉书》。有个朋友给我从某企业的图书室里借了一套裴注《三国志》，我说：“你不能叫你丈母娘把这套书卖给我吗？”他的丈母娘是厂工会主席。他说：“这样，就说你把书弄丢了，按价赔偿吧。”那是一套旧书，有几本书面都没有了，但书买不到，只好如此。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的前四史我终于全有了。我还用此法，从地区纺织厂图书室搞到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书也都很旧，《李白与杜甫》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一天，我在解放北路新华书店的柜台上，见到一套《清史稿》，我问：“这书是样品还是出售的？”答：“出售的，你要吗？”那套书共48本，80余元，而当时我一个月工资33.5元。我很犹豫，几次在书店柜台前徘徊。店里一位老先生就问我：“你是搞什么工作的？”我说：“在医药公司。”他说：“你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没必要买这样的书，就是买得起，也看不过来。”一语唤醒了痴迷人，于是我另买了一套蔡东藩著的《清史通俗演义》，以前我曾从县图书馆借过一套蔡东藩的《前汉演义》，它们是一部系列丛书，从先秦到民国，共22本，虽是通俗演义，但并非七分虚构，资料都取自正史，颇为可信。

　　一次，一位在地区文工团吹圆号的朋友，将我带到他们团长家里，给我借书。团长指着一只大木箱对他说：“你把它打开。”然后从箱里拿出4本书，借给了我，那是一套1932年出版的刻本《古文观止》，没有标点，凭我的古文水平，是读不通的，但书中有人用红笔作了圈点。那时《古文观止》还未再版，我准备全部抄下来，请朋友去对团长说，再延迟几日。团长说：“告诉他不要抄，喜欢就送给他。”多少年来，我常想着要将书再还给那位团长，他和我素不相识，能热情地将书借给我，已是感激不尽，没有理由不还给他，但一直未去。他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年青时考入“鲁艺”，后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现已去世。那时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热心人，特别是师专一位叫王吉鹏的老师，不仅不认识我，还无人介绍。我去师专是找另一位老师的，那位老师我也不认识，是我姐姐上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已过去了十多年。那位老师不在，王吉鹏见我站在走廊上等，就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借书，他说：“你要借什么书？看我能不能帮助你。”我就向他借了两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后来我又到他家去过两次借书。他是东台人，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研究生院中文系。

　　我小时就喜欢抄书，“文革”初期，父亲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但他那时每天上班的任务就是学《语录》，还要拿着《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不可能给我，我就每天晚上抄，直到有了书为止。在部队学《毛选》、学马列和批林批孔时，我抄过很多《毛选》、马列著作中的名言警句和《两报一刊》上的文章，抄过一遍基本也就能背下来了，许多名言警句现在还熟记于心。我还抄过《水浒全传》72回至120回的部分，抄过《三侠五义》、《三遂平妖传》、《聊斋志异》、《白香词谱》、《好兵帅克》等书，《好兵帅克》后来有朋友送给我一本，从1978年至今已看过30多遍，是我看得最多的一部外国小说，近年来又买过两本不同的译本，但都不如最初的萧乾先生的译本好。抄得最完整的，是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和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全部古文和诗词。直抄得两眼发黑，天昏地暗。

　　古时，经济发达的地区，读书人就多，书不是谁都读得起的，没钱油灯都点不起。现在经济发展了，读书已不是奢侈的事。然而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比读书更有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人们对读书的兴趣就渐渐淡了下去。年人均4.5本这个数字不管是真是假，现在国人不爱读书恐怕是事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第一，中国现在几乎人人有手机，从老人到小孩，从白天到夜晚，从吃饭到走路，甚至骑在电屏车上，都有人在看手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人间的事没有不知，那算不算读书？周国平先生答曰：“不能全算。一是手机上有很多是信息，不是知识。二是手机上的知识零乱，不系统。”第二，中国人对教育投资甚大，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已成一座大山，这算不算读书？这应该算是读书。但学校教育只是到高考而止，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是在寻求“芝蔴开门”的钥匙，而钥匙一旦到手，几年后可以轻松地抱着文凭出来，谁还愿意苦读呢？十二年的寒窗，让他们梦里也害怕，有些学生高考结束后，恨得将书都烧了。许多家庭将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供小孩上大学，可你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学校教育是功利性读书，功利一尽，读书遂止，所谓的“读书改变命运”，可能也就限于此，走上社会后的命运就是书外的事了，即使是靠书吃饭的职业，也未必要靠读书来改变命运。比如，要写出“我们一起去尿尿”那样的诗，难道还需要读书吗？写这首诗的人是省作协会员、省青年文协副主席，这让许多写诗的人信心大增，可是实际上有那么多能写出比“尿尿”好得多的诗的人，也成不了作协会员；或有人会认为，那只是诗人的“随手”之作，但鲁迅先生说过，“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能将此诗拿出来发表，就说明并不是诗人的“随手”之作，不是还有学者解读是一般人欣赏水平差吗。北大物理学女博士，名校、名专业毕业的高级人才，“成功”地获得了一个街道一级的城管部门的职位，物理学对城管有何用处，学的是“屠龙之技”，却用来“杀鸡”，她以后如果还想读书，就只有凭兴趣了。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有很多写的是吃喝玩乐的事，他回忆当年西南联大生活时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汪先生在西南联大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三门课程，其余课程大都随兴所致，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也常‘泡茶馆’，一泡就是一整天。他还曾说，他们那时都是穷学生，但都活得很自在。哪位同学衣兜里有了几个钱，他们就跑到小酒馆里，对酒当歌，尽兴而归。有一次，一位同学的家里寄来一件棉袍，他连包也没拆，就拿到街上和人换了几个钱，然后到小酒馆里，一顿喝了个精光。有一回，汪先生酒喝多了，便睡在昆明街头……这种“校园生活”，可能很合现在大学生的胃口，或许这也是汪先生文章被人喜爱的原因。

　　然而，当时正值山河破碎之际，苟全乱世，不求闻达，难免会生出“能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想法。西南联大的那些学生，有魏晋名士风度——魏晋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政局混乱，篡弑相随，人们活得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当时有两个很有名的文学团体：“竹林七贤”和“正始名士”，都很能写文章。“竹林七贤”又以喝酒躲避政治**，一醉3个月，“正始名士”会吃药，吃得疯疯颠颠。当时人学他们的风度，却只学会了喝酒、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写文章——我们不能只看到汪先生喜爱吃喝玩乐的一面，还应看到他的另一面，就是喜爱读书，他也说过，“我在西南联大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所以后来能成为著名作家。凡伟大的作家或能在思想、学术等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无不酷爱读书。列宁坐牢时，到监狱图书馆借书，每次不是一本，而是一筐，我们且不论他在政治上取得的天翻地覆、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单《列宁全集》就有60卷，2600余万字，9000多篇文章，在思想理论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座丰碑，而他只享年54岁。毛泽东也是一生手不释卷，三百余万字的《资治通鉴》就读过17遍。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中记述青年毛泽东，“每次见到他，手中总是拿着报纸或杂志”。长征途中也从未间断过读书，他理发的围布中有一个洞，可以手伸出来拿书看。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装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孔里插着饲管，还看书、看文件11次2小时50分钟，刚从昏迷中被抢救醒来，就要看书，已不能讲话，竖起三个手指，又拍了一下木床，人们都不知何意，张玉凤问：“主席，你是不是要看《三木武夫传》？”他是拿着书离世的。他将所掌握的丰富的精神武器，与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创建了伟大的新中国。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却写出了超过千万字的作品，他幼年父母双亡，随外祖母生活，11岁“在人间”流浪，备尝了人世的悲苦辛酸，但他酷爱读书，挣的钱除了吃饭，就买书看；可惜他仅享年68岁，如果天假其寿，不知还要写出多少伟大的作品。陆游“我辈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开矿的，后转为学医，没有读过国文系，却能写出那样的文章。他读什么书，是许多读书人感兴趣的事，孙犁先生当年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来买书的。据《鲁迅藏书目录》，鲁迅共有藏书14000余册，绝大多数是文史和美术书，分为三类：一是中文书。其中线装书930种、7579册，凡有缺页、缺本，都补抄成全帙，散页490页；平装书797种，965册；期刊353种、2069册。二是外文书，其中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00多种、1400余册。三是手迹，共3.2万余页，手迹中有许多汉、魏晋至北魏时期的碑文，他曾在《呐喊.自序》中说，他1918年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每晚在灯下抄写古碑。他的文章就是一个知识的宝藏，文章中有一滴水，作者要有一桶水，从他的文章中可见其读书之丰。郁达夫先生曾说他“读书逾万册”，一天读一本，一万本要读30年，他被日本宪兵杀害时才49岁，相比之下，爱读书的以色列人就成“小巫”了。当年易中天先生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第一次路过图书馆楼时，欣喜若狂地想：“今后我就可以天天来这里看书啦！”他能有那样的成就，是在图书馆里坐出来的。不知现在大学里的图书馆，还是不是学生们最喜爱去的地方。严进宽出的制度，不可能营造读书的氛围。

　　古诗云：“风俗向来尊佛法，人情今欲废诗书。”以前，就是在“文革”时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图书室，现在不知还有几个单位能有图书室。也许是那时人们收入低，只能借书看，而现在可以自己买书看。有这个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现在人们对读书不感兴趣，图书室作为单位的一种公益形式，已无存在的必要。过去人口虽少，但出版图书的印数，动辄万册，有的甚至几十万；而现在人口翻倍，出版图书的印数，一般也就两、三千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大出版社出版的书，至多也不过万册。以前买书，一分钱折扣也不打，现在民营书店一般八折，网上书店更便宜，我曾从网上买过一箱一折书，原价三千余元，实价三百余元。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书店却越来越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市市区老城区，有5家新华书店，到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民营书店，除卖学生辅导书的店外，有十几家，每个周末，我都从东向西，逛遍所有的书店，新书店与旧书店不同，每个书店的书都差不多，只要逛一家就行了，但逛书店是一种乐趣，是去享受那里的特有的气氛，闻那里的书香，和书店的老板们交谈。这些书店大都于十多年前关闭了，现在唯有向梦中去寻觅它们的旧影。以前街头路边，还有许多报亭、书亭、书摊、地摊，在地摊上有时能找到几十年前出版的、盖着某单位图书室章的老版书。我曾在盐中南门对面的墙边，买到一本1949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价1万元，那是旧币，相当于人民币1元，书面上写着“司令部路参谋长”，可能是建国初期部队发给干部的读本，不知怎么流落到了街头；曾在师范大门口的路边，买到一本1952年出版的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集《磨坊札记》；曾在东门闸桥头，买到一本郭沫若先生的新诗集《女神》，是1953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的一种……这些书都比我的年龄还大。那些报亭、书亭、书摊、地摊都早已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被赶得无影无踪了。现在老城区，新华书店只剩下一家，在铜马广场的南边，记得这个书店1983年元旦那天开业时，店内真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楼梯上都挤满了人。近年来我每次去，总是冷冷清清，看书的少，买书的更少，店员比顾客多，他们曾对我说，有时一连几天也卖不出一本社科类书。2020年春节前，我在店里见到一套《聊斋志异》，版式很精美，但因我已有4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故迟疑未买，以后每次到店里去，我都要翻翻那套书；还有一套同一系列的百回本《水浒传》，书中有36幅彩绘水浒人物绣像图，也是因为我已有4种不同版本欲买又罢。这两套书，去年秋天回去时还在那里，而在七十年代买《水浒传》是要领导“批条子”的。一个城市总不能一个新华书店都没有吧，新华书店靠出租门店和经销教材图存，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为教材这块“肥肉”打了多年官司，要不是经销教材，新华书店这个1937年成立于延安、已有86年历史的全国图书销售主渠道，怕早就走到尽头了。听从日本回来的人说，日本街上书店比我们多,东京有一条街，一家挨着一家，全是古旧书店，而古旧书店在我国已是屈指可数，古旧书现在虽已没有多大阅读价值，但反映出一种爱书的兴趣，就如有人有钱后爱戴金戒指、金项链一样，古旧书店的书商和店员，都是古籍鉴定专家，现在也大多故去，与珍稀古籍一样少了。

　　我近年常到苏州。自明清以来，苏州一直是中国的文化昌盛之地，清代全国共出114个状元，其中江苏49个，苏州26个，而同期苏州人口只占全国的1%。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州的旧书市，差不多与北京琉璃厂书肆一样有名，当年的护龙街，几乎整条街都是旧书铺，马路边的地摊上也都是书，观前街和景德路也有许多旧书铺和书摊，郑振铎、黄裳等藏书家常专程来此地访书，为国家保存了一批珍稀古籍。土改时，书商们到江南农村，以极低的甚至是废纸的价格，大量收购旧书，国家初建，政府还没有精力、财力来管这些旧书，书商个人的资本又有限，大批旧书被送到废品站做了还魂纸，或被农民用来引火、卷烟，实在可惜。现在国家重视文化建设，许多古籍重校标点，排印出版，为保存古籍，为人们读书，做了一件大好事。以前苏州最出名的就是旧书、小吃和园林，现在只剩下小吃和园林，旧书已没有了。现在观前街上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一楼做了手机卖场，八十年代我多次在此买过书；那时街上还有一个小书亭，我竟在那里买到了《高尔基文集》的第17卷至20卷，是二手书，九成新，那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名《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210余万字，作者计划从19世纪70年代写到十月革命前夜，但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就去世了。几年前观前街上还有一个卖二手书的小书店，里面有许多书是新华书店没有的，价格也便宜，有的打五折，我去过两次，不知现在还在否？我总是搞不明白，发达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很丰富，世界也很精彩，但为什么还是喜欢读书呢？日本的上班族，包里装着手机和书，但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多数人盯着的是书而不是手机。

　　宋代黄庭坚说：“一日不读书，便觉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对一个个人，读书多少，读与不读，并不至于如此夸张，有人不读书，还能赚大钱，出大名，做大事，而读书人反而有些迂阔，不合时宜。但对于一个民族，不读书绝对不是好事，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落后的民族，而落后的民族是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尤其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华夏民族几千年，从未被别的民族异化，只有我们同化别的民族，即使在北朝、金朝、元朝、清朝，异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但仍然被我们同化，因为我们是诗书之邦。近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闹民族独立，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南斯拉夫分为6个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车臣、靼鞑斯坦等民族一直在闹独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也一直在闹独立，而我国有56个民族，却一直亲如一家，蒙、满等在中原建立过中央政权的民族，也从未闹过独立，由于美英国家的煽动，新疆、西藏等地曾有过一些骚乱，但分裂在当地也是很不得人心的，除了政策的因素外，主要就是文化的认同。二战结束时，苏联人忙着将德国的机器、设备抢运回国，美国人却在抢科学家，因为读书人比机器、设备更宝贵，战后几十年，美国的科技和国力一直领先全球，不是没原因的。所以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