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党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930年5月，爆发了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战线数千公里，波及十余省，双方投入的兵力达100万，伤亡达30万，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3000余万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1931年夏季，长江、淮河爆发洪水，涉及湖北、安徽等8个省，受灾人口达5000多万，400多万人死亡，受灾农田达1．5亿亩。1932年12月，甘肃酒泉昌马发生7．6级强烈地震，7万余人遇难；1933年四川茂县发生7．5级强烈地震。1933年黄河50多处决口，300多万人民无家可归……国民政府不仅不采取措施，预防灾害，救济灾民，还更加横征暴敛，税赋竟提前征收到1936年。然而，就在这人间地狱的中国，却有着几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共产党于三十年代初期在这些地方出色地进行了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农民普遍从土改中分到了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业兴旺，不仅能满足苏区的自给自足，还与国统区许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比国民政府的货币更加稳定，实行政治民主，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干部没有官僚习气，人人平等，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学校，开展扫盲运动，唱歌、演文明戏……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蒋介石当然不会允许这些红色区域的存在，从1930年11月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不遗余力，几乎调集了能调动的所有军队，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围剿，其中：对中央苏区5次围剿，对鄂豫皖根据地4次围剿，对川陕根据地两次围剿，对湘鄂西根据地4次围剿，对陕甘根据地3次围剿等。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红军采取了避实就虚、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各个击破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中央苏区的5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前4次的胜利，共歼敌近10万人，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余人，湘、赣、闽、粤四省根据地并闽浙赣区连成一片。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集了50余万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庐山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采用“堡垒战术”，共在中央苏区修建了2900座碉堡，平均每一公里一座碉堡，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彻底，中央和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敌人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是根本原因，是自我毁灭——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衰亡的根本原因，都是自我毁灭。这次导致中央苏区毁灭的，又是共产国际。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掌权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李立三是个极左的革命家，胸中自有“百万雄兵”，在上海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情绪激昂地来回踱步，不断地向各地发指示，今天要这支部队攻打长沙，明天要那个城市组织示威游行、武装暴动。他错误地看待革命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最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10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在他所制定的这一革命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还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共产国际迅速对中共进行了制裁，停发了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李立三被撤职，到苏联接受审查。

　　那么李立三之后领导中共的又会是谁呢？

　　1929年以后，有一批在苏联被“洗脑”的年青党员学成回国，他们共有29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的领袖人物叫王明。王明是一个毫无革命实践经验、有强烈领袖欲、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物。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因上课积极发言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信任，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1月，米夫以苏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翻译陪同回国，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夏，中山大学发生了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党务派”和以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教务派”的激烈争论，米夫回到中山大学后，接受王明的献计，联合“党务派”，争取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种势力”，从而搞垮了“教务派”，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成为米夫的亲信，米夫在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

　　1929年3月，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要求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共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决定对王明的工作不做特殊安排，仍按惯例，先到基层工作。于是王明先被派到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搞宣传工作，7月调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10月调到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在此期间，他大拍李立三的马屁，在《劳动》、《红旗》上发表了19篇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的文章，3个月后又调回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一次会议时被捕，被捕时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但他为了让组织营救他出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买通看守到党的秘密机关、位于鸭绿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科送信，信的内容为:“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为此，王明出狱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央宣传部，到全国总工会任党团秘书和《劳动》刊物编辑。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反“立三路线”。米夫把王明封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又以应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干部”为由，将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员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会议，并且赋于他们与中央委员同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米夫首先表示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松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米夫不停地拍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大声讲话的代表滚出会场。在米夫的干预下，会议“选举”出了新的中共中央，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执掌中央领导权，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又以国际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代理书记，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顾作霖等一批“布尔什维克”也进入中央机关，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由此，中共党内开始了“国际派”统治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中共和联共的关系，也由兄弟党变为父子党。

　　向忠发以及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局面，周恩来被迫隐蔽，于1931年底赴江西苏区，但王明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却找出种种借口，在周恩来之前于1931年10月去了莫斯科。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提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听后说：“好，我来就我来！”但王明到莫斯科后，仍以中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发指示，掌控中共，实行一条没有王明的“王明路线”。

　　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不遗余力批判“立三路线”，但他推行的“王明路线”却比“立三路线”还左。为了保证路线得到贯彻，他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任人唯苏，对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击的最主要对象就是毛泽东。王明路线不仅使革命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使白区工作也遭受重大损失，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搞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号召全党准备决战，不仅毫无意义，反而自我暴露，以前国民党费尽心机也查不出党的地下组织，现在却自己跳出来。白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百分之百。中央机关也遭到毁灭性破坏，在上海待不下去，被迫于1933年1月来到中央苏区。

　　博古担任中共总负责人时，是一个刚24岁、6年党龄的青年人。他1924年17岁时参加革命，编《无锡评论》杂志，1926年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团中央组织部长、书记等职。这样的经历、能力、威望，显然没有自信。在他所顾忌的对象中，首要的又是毛泽东。毛泽东参加过党的“一大”，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者，真正意义上的“红军之父”；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根据地和最大的中央苏区根据地，是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是苏维埃政权的领袖；对中共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及。特别是毛泽东所具有的超凡领袖气质和卓越领导才能，更不是只读过几本马列著作而毫无革命经验的博古所能企及。因此，中央还在上海时，博古就不断向江西苏区派出“钦差大臣”，排挤打击毛泽东，来到苏区，将要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更让他感到不安。他在赴江西途中，一次在饭店吃饭，有几个卖艺的老表听说他们是共产党，就给他们唱一段花鼓，全是歌颂共产党和红军，当听到一句“人民领袖毛泽东”时，博古勃然大怒，斥责老表，老表也发起怒来说：“不看你是共产党，老子揍你。”博古愤愤地对同行的陈云等人说：“看看这都是什么话，他毛泽东怎么是‘人民领袖’呢！”当他路过福建长汀时，陈云建议他去看看正生病住在汀州福音医院的毛泽东，也被他断然拒绝。由此可见他对毛泽东的顾忌和成见。

　　但博古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是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总负责人，他的“国际派”掌握着党中央，具有法定的对全党发号施令的权力，他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地区的领导人，他的做法又一直为共产国际所怀疑。在博古和毛泽东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央除新上台的“国际派”以外的原中央成员，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搞宗派集团，但他长期担任中共主要领导，又主管军事，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成员和各苏区都有过合作，自然形成了一个党内派系。这个派系中人例如任弼时、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等，都到苏联留过学，政治上有“国际”倾向。周恩来在政治品质上有两个特点：１、坚持真理。２、坚持党性原则。在上海中央时，他对中国革命的真理，和毛泽东并不一致，到中央苏区后，逐渐改变了看法，与“王明路线”产生分歧。但他更坚持党性原则，这个党性原则就是服从中央，真理也必须服从中央。于是，周恩来就成了博古排斥毛泽东所倚重的力量。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并不是现在的影视和书籍中所表现的那样，始终都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恰恰相反，在延安整风之前这一段时期，周恩来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特别是在王明推行“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推行“右倾”路线这两次关键时期，都和毛泽东立场不一致。

　　博古到中央苏区后，采取了四项措施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一、强化由自己掌握的党权。在中共武装革命时期，军事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没有军事的胜利，就没有党，没有根据地，没有政权，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然而，党也有自己的优势，“党指挥枪”是党的原则，任何工作包括军事，都必须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在军事上有最后的决定权。博古首先从组织上，强化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到达苏区后，将“临时中央”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实际起着中央政治局的作用。在这个中央局中，以“国际派”和周恩来派为主体，毛泽东成了被孤立的对象。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博古的党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常委（书记处）为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项英，项英历来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中央苏区的创立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则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二、调整军事领导。党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党管干部，任何干部包括军事干部，都由党决定。毛泽东被免去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这个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甚至连军委委员都不再担任，单任与军事毫无关系的中央政府主席。博古和项英参加中革军委，项英代理一直由朱德担任的中革军委书记。正副总参谋长由留苏的刘伯承和叶剑英担任。

　　三、排挤“**干部”。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等，都被批判、撤职，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被调离。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搞人人过关，数以百计的干部受到批判、处分。斗争不断升级，“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邓、毛、谢、古不仅成了“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了“反党派别”，被撤销领导职务，派到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员。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流放到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但10天后又被调回瑞金，原因是那里靠近白区，怕邓小平跑掉。回到瑞金后，没人敢要邓小平，王稼祥说：“你到我这儿来吧!”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不久就有人出来说话，邓小平又被安排在红军《红星》报当了编辑。毛泽覃被撤销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后又升级为敌我矛盾，妻子贺怡成了反革命家属，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开除党籍，送到党校监禁，白天被批判，夜间写检讨，直到将要分娩，才离开党校，分娩后还没满月，再次回到党校接受批斗，这都是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亲戚。

　　四、掌控宣传机构。洛甫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中央局党刊《斗争》主编等职。留苏派沙可夫取代毛泽东信任的王观澜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报刊。博古、洛甫、凯丰这批红色书生，政治宣传是他们的专长，但他们的宣传不与中国革命实情相结合，只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他们掌握了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宣称“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标榜唯有他们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是正宗马列主义者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给他们推行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涂上金光灿烂的马列主义的镀金。言必称苏联，制造浓厚的崇拜苏联的气氛，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旨，谁稍有怀疑，就被扣上反马列主义、反苏联、**产国际、反中央的罪名，受到批判、处分。博古曾对洛甫说：“他毛泽东懂什么马列？”洛甫说：“老毛古文基础还是很扎实的。”毛泽东符合中国革命实情、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一套理论和实践，被打成“狭隘经验主义”、“右倾逃跑主义”、“游击主义”，“单纯防御路线”，毛泽东建国后曾说：“我这个菩萨曾经是很灵的，后来被他们扔到茅坑里，搞得很臭，就不灵了。”博古通过掌握宣传机构，彻底搞臭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然而，博古“国际派”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些努力并未能让他们取得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一切成功都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则将被摧毁。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运而生”了，这个人既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又是红色“军事家”，博古以为这个人能够帮他建功立业。请我们记住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帮助蒋介石取得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就是这个人，让中国革命遭受濒临灭亡的灾难；就是这个人，让成千上万年轻红军战士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就是这个人，让江西苏区的人民遭到国民党“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人间地狱般的**：这个人就是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博古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叫李德。

　　有人说，发生在江西中央苏区的那场“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其实是两个德国人的较量，国民党军队的总顾问是德国人塞克特，共产党军队的总指挥是德国人李德。也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因为这两个德国人并不是同级别的对手。塞克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920年――1926年任国防军总司令，是德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一级上将。而李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奥匈帝国部队的一名士兵；当然，希特勒在一战中也是一名士兵，后来也成了德军最高统帅，但希特勒是一个天才的疯子，而李德则是一个天生的蠢货。

　　其实，李德既不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更不是什么“红色军事家”，他于1900年9月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关了4年，十月革命后参加苏联红军，1928年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被苏联红军派往中国东北搞情报工作。1931年6月15日，有一对苏联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苏联准备通过向国民党行贿营救他们，派李德以送款人身份来到上海。李德在完成了送款任务后，自己留在了上海，和博古来往密切。对军事一无所知、正苦于难以领导全党军事斗争的博古，被李德忽悠，竟将李德当成了军事奇才，向共产国际请求，派李德做中共的军事顾问。

　　但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共产国际的答复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意为：1、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2、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中共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

　　进入苏区以后，李德很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军事会议上一再说明他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让他这样讲，说李德同志是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重任。即使这样，这时的李德也还是没有适应“李德”这样的称呼。后来，博古在完全取得了对毛泽东的胜利后，又开始排挤周恩来，他不能容忍让周恩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于是正式隆重将李德推向历史前台。李德虽然是个蠢货，但也有聪明的地方，他渐渐地明白了博古为何如此倚重他的原因，就理直气壮地做起了中共的“太上皇”，中共军队的监军、钦差大臣。博古和李德就这样，合力将神圣而悲壮的中国革命，演化成一出荒唐的历史悲剧。

　　李德在瑞金东边稻田中间一所被称作“独立房子”的住处，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统帅部，李德就在这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军委主席、高级指挥员开会。前方来的电报，先送李德批阅，再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执行。李德上台后就提出，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新的原则就是：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不让敌人**苏区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作为一个军事战略指挥者，首先必须掌握战争形势。但李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也根本不想去掌握，只将他在一战的战壕和在苏联、德国革命时的街垒战中获得的经验，与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他抛弃了中国红军“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伤其10指不如断其1指”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说他是“叫花子和海龙王斗宝”，彭德怀骂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不知道爱惜战士生命，只一味发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守住阵地”。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当着周恩来、博古面，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一群乌合之众，当面斥责刘伯承不懂军事，撤销其总参谋长职务，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要一切行动都按照他标的地图进行，连岗哨、迫击炮、机枪放在什么地方都在地图上标明。仗打败了，自己不承担一点责任，指责战士怕死，枪毙指挥员。1934年1月，国军三个师进攻黎川，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和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带领机关转移，城中只有红7军团政委肖劲光率领的教导队70余人，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肖劲光也被迫转移到城外，寻找战机。黎川失守后，李德将肖劲光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判处5年徒刑；后被毛泽东、王稼祥保护获释。

　　李德的盲目指挥，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重大挫折，根据地一步步缩小，红军伤亡惨重，由30万锐减至8万，一次次“扩红”，中央苏区几乎所有的成年、半成年男子都当了红军，有一个老人，临死前想见见儿子，但他的8个儿子都已牺牲在战场。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但这样为了少数人树立权威而死，因为少数人的愚蠢、荒唐、不负责任而死，实在没有价值。而就在这样的时刻，王明还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发言，情绪激奋地大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他说：“我们中央最近的第六次反‘围剿’，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据部分材料得知，这次反‘围剿’，已击溃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0000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0000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的物资，动员了10000多名工人。俘虏了第十九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这充分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王明的讲话一次次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大会代表纷纷向王明祝贺、致敬，与他拥抱。

　　然而，王明刚刚在联共（布）大会上宣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取得空前胜利，中共就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和王明没有同意，又拟定了一份反“围剿”计划，派美国共产党员尤金来贯彻执行。但尤金到中国了解情况后，也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说“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不是指示”。但更主要的是中央红军已经没有能力来执行这个计划了，他们只能含泪告别苏区，踏上茫茫万里征途。

　　李德后来随队长征到达延安，1939年被召回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但结果是这个给中国革命造成如此重大灾难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为李德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路线，而王明、博古是联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共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