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放开的前提是思想放开（论文）

    囯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反映了广大基层企业的干部和职工的強列要求，全囯一些先行放开经营的企业也已经取得了好的经验，这对于我区实行企业放开经营，创造了极好的客观条件。但是，企业放开经营毕竞是个新鲜事物，是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障碍。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旧习惯、旧传统、旧观念，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老模式、老框框都还在起作用。因此，要把企业经营放开，思想必须首先放开，要同旧的传统欢念彻底地决裂。

    一、“民办”与“官办”

    囯务院《暂行规定》提出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放开经营，省委也提出，国营的小型工商企业，要按集体企业的办法，放开经营，实行承包。放开经营的企业，可以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可以实行“招标租赁，自负盈亏”；可以把全民企业改为集体企业；也可以实行家庭承包或个人承包；甚至租赁给个人经营。

    这就是说，如果把国家经营称为“官办”，而把集体或个人经营称为“民办”的话，目前的国营小型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由“官办”，到“民办”的转化。

    对于这个转化，一些持有旧观念的人认为，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最优越；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集体所有制必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把全民企业改为集体经营或个体经营，是一种“反常”，是“到退”。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那么，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还得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先进还是落后，主要不是看它的规模范围有多大，而是看它是否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能否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基本状况是水平低、多层次，因此，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必然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可能比集体所有制或个体所有制优越；在另外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集体所有制可能比全民所有制优越；甚至个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优越。比如许多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就一直不如农村生产队，亏损数额很大。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恢复，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面貌变化很大，而国营农场的步伐就远远跟不上广大农村了，这种现象日趋明显。这里的关键就是广大农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走在了国营农场的前面，实行了集体经济下的分散经营，由集中劳动变成了家庭承包，取消了“大忽隆”，砸破了“大锅饭”，出现了大量的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样，在我国目前生产力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集体经营或个体经营，就会克服全民经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就能増加企业内在动力，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生产积积性。这是生产关系的一大前进，而决不是什么倒退。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就看到了封建官僚所搞的那些“官办”洋务的腐败性，提出了反对“官办”主张“商办”的口号，洋务派们既反对纯粹的“商办”，也感到“官办”的弊病，最后搞了一个公私合营的“官督商办”，就是官僚筹集资金、领导企业，具体经营业务由商人们去办。尽管这样，也比原来的“官办”企业好得多了。洋务运动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对于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振兴中华民族大业的改革精神，应当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每次大变革的经验教训都是可以借鉴的。

    二、金钱与政治

    金钱这个东西，曽经被我们作为反面的事物批判过。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是不耻一提的狗屎堆。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喜欢金钱，才追求金钱；而共产党人的观念是靠“理想”而生活，靠政治而发展。

    然而，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者们却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建设的典型——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的大门口，堂堂正正地挂着一幅横标，上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整个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是依靠香港招商局的巨额贷款兴办起来的，每天都要付出数以万计的利息。企业早一天建成，早一天投产，就早一天取得收入，早还贷款和少付利息。因此，在那里，浪费时间就意味着浪费金钱，节约时间就意味着节约金钱；提高效率就意味着保持和延续企业生命，降低效率就意味着缩短以至丧失企业生命。时间和效率，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个口号也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子争论。有的认为它不突出政治，有的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有的给它扣上“一切向钱看”的大帽子。所有这些异议，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左”的思想流毒尚未粛清的反映。

    曽几何时，在中囯大地上“大批促大干”、“为革命而生产”的标语比比皆是。真是“政治”的字样不可无，“金钱”的字样不可有；工厂变成了学习班，车间变成了宣传室，厂长变成了政治教员；利润、价值、成本，都是人们最忌讳的。年复一年，生产下降，工资照发。这就是我们所走过的“大锅饭”之路，这条路实在不能再走下去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能够千方百计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生产，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強而建设，更应怜惜时间，注重效率，讲求经济效益。要千方百计加速资金周转，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讲究生财聚财之道，提高经济效益，这完全是顺乎情理，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是否就不要政治，“一切向钱看”呢？不是的。我们提倡重视金钱，是要把金钱当作经济杠杆，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流通进行调节；用物质利益原则，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一向主张，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要采取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既反对单纯的经济手段，也反对单纯的行政手段。鉴于我们过去“左”的思想流毒造成的危害，我们目前特别要強调反对单纯行政命令和空头政治那一套管理方法。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与现实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把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看与向眼前金钱利益看统一起来。在我们社会主义改革者看来，金钱与政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同时并存，互相作用的。那种把讲究经济效益统统说成是“一切向钱看”的态度，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符合改草精神的。

    三、厂长与党委

    这次国营小型企业的改革，对厂长的职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进一步扩大。例如，厂长有自由“组阁”权，有任命干部权，有生产指挥权，等等。这对于加強企业的管理和指挥，提高工作效率，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过去企业长期是党管干部，党委任命干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因而一些人对厂长管干部、组阁、任命干部不甚理解，甚至有些厂长不敢行使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改革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怎样理解厂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问题呢？

    首先，这是由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客观上要求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当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生产关系某些环节和某些部分的调整和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变化。与原来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现在有些过时、落后、不适应了。要求我们对原来的方针、政策和制度，必须做一些调整。这样，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就出现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厂长负责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在总结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

    在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最初是列宁提出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厂长对全厂的工作拥有全部权力，同时又负有完全责任。要求全厂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厂长的指挥，并对所承担的具体任务负责。作为以物质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企业来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十分必要的和恰当的。过去，厂长、副厂长，都由上级任命选派，有时为了便于控制，还有意识地往班子里掺些“沙子”。于是厂长班子里便出现了两套马车、三套马车、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套、互相拆台、互扯后腿等问题。厂长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搞不好工作。现在，我们给厂长“组阁”权和任命干部权，既増強了厂长对搞好全厂工作的责任感，又増強了领导班子以及上下级干部的一致性。这样，对企业克服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和不负责任等腐朽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党的组织路线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组织路线必须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把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是对过去组织路线的必要调整，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大改革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实行厂长负责制，绝不是说不要党的领导了。但是，在企业中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党委包揽一切行政经济事务，搞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那一套。工厂企业是经济组织，党的领导应当主要是把握企业经营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内部干部的配备和调整，工人的考核和奖惩，以及生产计划、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业务，应当让厂长按照职权范围独立自主地进行处理。党委依照党的政策予以监督和保证，这同样体现党对企业的领导。那种认为只有党委书记列在厂长之上，才体现党的领导；党委书记列在厂长之下，就是失去了党的领导，这种观念是企业长期以来搞以党代政所造成的后遗症，是经济工作中“左”的流毒没有彻底粛清的表现。

    总之，我们的改革只能是不断加強和改进党的领导，而决不是削弱和脱离党的领导。一切致力于改革的同志，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创新，把企业改革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

   （此文发表于1984、8、1 合江地区企业管理协会年会讨论会，署名王振岳，获合江地区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又发表于1984、10、31 工业经济研究第三期，佳木斯，署名合江地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振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