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师者，民办老师也。它与公办教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拿工资，只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在学校里每月有几元钱的补贴。这一定位从一开始就给民师带来了生活艰难，易被歧视，得跟普通农民一样生活的命运。
我从1969.6当民师，到1978.4考上大学，总共当了9年民师，其中7年都得放学以后去割草喂猪。初当民师时节，母亲不叫我割猪草，可能是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也可能是防止别人看不起我，没有让我割草拾柴火。但两年以后，也就是迫不得已结婚之后，我们很快分了家，我就不能再享受这种优厚待遇了。很显然，要不我做饭，要不我割草，二者必居其一。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那时我还不会自己做饭。
说迫不得已结婚，千真万确。由于我父亲去世早（我上小学六年级），姊妹又多，家里靠我母亲一人操持，其穷其苦，只有亲历的人才可感受。家徒四壁，五间草房没有一片瓦，三段土墙经多年的日晒雨淋已经残破不堪，只剩了半截上削下残的残状躯壳，仿佛一个垂垂老者，价日无望的在那茫茫的天地间无奈的苟延时日。加上我家是中农成分，毕业后一年多硬是没有人给我说亲。当民师稳定之后，倒是有几个提亲者，但对方不是其貌不扬就是性情高傲，没有一个我中意的。我迟迟不能定下亲事对于母亲是一个极大的烦恼。加之我的弟弟已提前订亲。到1971年春节，我母亲就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再定不下来，我就叫你弟弟先把事办了，看你还挑去。我因涉世不深，感到如果我弟弟结了婚，虽然我年龄不大，但不知情者一定认为我年龄大，就真的要打光棍了。于是给母亲说，今年无论狗秧马食菜（本地语，赖好之意）我也得剜一棵。于是当年6月中旬，就与我现任也是唯一的妻子结婚了。
其实割草拾柴对于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大约5,6岁就开始早早起床捡拾树叶，割草喂羊喂牛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年秋冬之际，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让我拾椿棒棒或串树叶去。露水很大，往往会弄湿了鞋子和裤腿。但为做饭烧柴用之计，我也顾不上这些了。再大一些，中午，晚上放学后我一边拿一个饼子吃着，一边挎一个草篮子，不用母亲催促，就自然而然的下地割草去了。这种放学以后去割草的岁月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高中远在县城，就没法割了。时隔六年之后，我再一次去割草，一直到上大学之前，再没间断过。
割草往往会遇到一些尴尬，那就是会遇到也在田间割草的学生。这些初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他们对老师也和他们一样割草很不理解，似乎老师是不应该割草的。“老师，你咋也来割草哇？”我怎么回答他们哪？“老师是民办的，没工资。”“啊？怎么会这样？”当我终于使他们弄清楚民办教师应该割草必须割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帮我割，甚至说“你请坐哪看书看报了，我们帮你。保险叫你家的猪吃饱。”每当这时侯，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说：“不行，那咱们一起割吧。”
及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学生看到一些初中甚或初中也没毕业的而有后台有关系的去上了大学，他们也会为我愤愤不平：“他们啥也不会都上大学去了，你教那么好，咋不上大学去呀？”我说：“现在上大学不是凭考试，而是推荐的”时，他们就会像大人一样说：“啥推荐，不就是开后门吗?”
割猪草七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这份事功就只有我妻子延续了。带两个孩子，干农活，兼顾喂猪割草，挺不容易的。妻子虽不漂亮，但很能干。我们相濡以沫走过了四十年。1986年以后，她随我当了临时工，也与割草说拜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