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张悦然在《收获》杂志推出其最新长篇小说《茧》，再度引发读者对“80后”女作家的关注。与频频亮相媒体的韩寒、郭敬明相比，这些与他们同时出道的“80后”女作家们似乎风头不再。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拉一些，就可以看到，周嘉宁在身兼“青年翻译家”身份的同时，又推出了长篇小说《密林中》；颜歌继《我们家》之后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收获不少好评；张怡微赴台湾求学，也不忘写作事宜，推出了长篇小说《细民盛宴》……经过多年沉淀与耕耘，这些日渐成熟的“80后”写作者，是否可以被期待正在破茧成蝶？

　　就像“80后”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去年推出的新书书名《80后，怎么办？》一样，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追问一声，“80后”的写作，怎么办？隐藏在闪光灯背后，还有一群“80后”在默默写作。他们的同龄人对这种书写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本报邀请了三位年轻的“80后”评论家，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女性书写作出点评，并由此展开对整个“80后”写作群体状态的梳理和反思。

　　主持人：金莹何晶(文学报记者)

　　对话者：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德南(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80后’作家开始进入一个持续分化的时代”

　　主持人：无论是否愿意，“80后”已经成为这些写作者的一个标签。如果说，在十年之前，“80后”还能成为这批写作者们不尽成熟的理由，但十年过去，“80后”已然长大，再不能被当作懵懂的年轻人对待，但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却没有更多起色。很多大众读者对他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你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更多地基于写作者个人的原因还是社会因素的影响？

　　金理：翻开我案头的两本文学史著作，藤井省三先生在《华语圈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和文学”这章最后特列“‘80后’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一节。孟繁华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下编中设了一节“网络文学与80后、90后文学”，在韩寒、郭敬明之外，提到的作家还有春树、李傻傻、张悦然等。尽管篇幅简短且仅止于现象描述，但以上专家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进而尝试处理“80后”的“文学史化”。再举个例子，前不久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名单公布，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六位“80后”上了榜单。如果与十年前这一奖项的提名相比你会发现什么？提名者与获奖者中的“80后”是否逐年在增加？

　　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很在乎“文坛影响力”这样的提法。很多在后来的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家，其生前并不为人所知。在今天具备重要的影响力也未必就意味着其写作已经成熟。与其讨论影响力，不如去考察这代作家迄今是否已经写出了结结实实的作品。

　　至于大众读者的印象为什么还停留在当年，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原因。大众读者自身的阅读期待是什么，媒体热衷于提供什么样的作品给大众读者。同时，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也需要反躬自省。我经常想起下面这件事：两年前参加一次会议，一位前辈发言，讲着讲着开始提到韩寒、郭敬明，提到脑残的粉丝群体。就在他吐槽的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嘟囔：“谁说的！”———虽然声音细微却分明表达着一丝对前辈发言的不满。回头一看，听众席上的一位旁听者，看年纪是我的同龄人。我就身处这两种声音的代表者之间，那一刻非常惭愧。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原该在上述这两种声音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但我们没有去告诉前辈为什么他们眼中不入流的作品有可能恰恰拨动当下青年人的心弦，我们也没有对同代人的创作提供学理性的阐释，借此与流行视野拉开充分距离，以致人们提及“80后”文学还是只能以韩寒、郭敬明为例。

　　李德南：“80后”作家进入读者的视野，其实已经不止十年了。他们在这十多年里面有很大的变化，起码现在已经不能用“80后文学就是校园文学”、“80后文学就是青春文学”、“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这样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写作。

　　“80后”作家开始进入一个持续分化的时代，很多大众读者对他们的印象仍停留在当年，我觉得并不奇怪。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热爱阅读的习惯，更不将此视为一种美好的德性，因此仅仅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评价这代人的写作，未必准确。不只是大众读者，即便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或专门的批评家，如果没有密切地留意文学现场，对这一代人的写作的认识都可能是滞后的。其实“80后”和“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写作并非毫无问题，可是他们所带来的文学的变化和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杨庆祥：“80后”作家一度在图书市场影响力非常大，很多作家都曾经是畅销书作家。这几年，“80后”开始分化，一部分从事严肃文学创作，一部分转向文化产业，“文坛的影响力”可能是指在严肃文学的圈子里，必须承认，这个圈子现在还是“50后”和“60后”的作家更有影响力。至于具体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社会因素，大家都不读文学了，对好的作家作品都无感，基本上处于一种惰性的阅读习惯中。在这种状况下，影响力自然有限。

　　主持人：你觉得这些“80后”的女性作家写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中？(重复？成长？困境？转型？)她们的写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这个年龄段作者的写作现状？

　　金理：这四位女作家近年来都提供了较为重要的作品，至于是否能够代表这一代的写作现状，我感觉目前还难以判断。这四位作家在创作的初期，大抵都形成过某种风格化的定型，可能作家本身并不这么认为，但读者甚至研究者在接受过程中会贴上标签，比如张悦然的“生冷怪酷”(这个评价最初来自邵燕君教授)，张怡微的“小王安忆”，但她们最近的作品都体现出突破、开拓。

　　以前看到刘志荣老师提到过“作家的第二口气”这个说法，最初的创作冲动过去了，不少作家在形成风格化的定型后裹足不前，而优秀的作家都够提起“第二口气”，接着再往上走。这几位作家都体现出这种趋势。前段时间我听张怡微谈起她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非常惊讶她的学养，这份学养甚至这一不断学习、自我砥砺的过程本身，都会提供给她创作的补给。

　　李德南：重复、成长、困境、转型———这些是很多写作者写作生涯中的必经阶段，或是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摘取其一来形容“80后”女作家的整体状况，其实都不恰当。对于你提到的张悦然、周嘉宁、颜歌、张怡微这几位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型，而之所以寻求转型，有的是为了避免自我重复，有的则是意识到原来的写作方式有局限，继续沿此路前行，遇到的困境是巨大的。她们都是有生长性的作家。她们在写作上的努力方向，大致可以概括为：告别青春写作，赓续文学传统，面向更广阔的文学和生活。除了上述几位，我还想到霍艳、林培源，等等。他们的写作，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个年龄段作者的写作现状。

　　杨庆祥：我觉得每一个有理想的作家都在寻求某种写作上的突破。“80后”的作家不例外，“80后”的女作家也不例外。我读过她们的一些新作，都很优秀。比如笛安的《南方有令秧》，颜歌的《我们家》、周嘉宁的《密林中》，还有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我说的都是长篇小说，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短篇。

　　“题材的转变未必意味着成熟，将创作视野转向历史的纵深，未必就会自动给作品加分”

　　主持人：“80后”作家的写作题材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拓宽，摆脱惯常的“青春写作”的印记，她们更愿意向历史和记忆出发，视野的转变、内在写作的驱动，估计很难单纯解释。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金理：青春是丰富多彩的，其所对应的美学风格也无需再画地为牢。而且作家年龄与创作风格并不严丝合缝地对应，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中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状况与美学风格”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所以作任何“适时”———即认为“适合于早期生活的东西，并不适合于晚期阶段，反之亦然”———的判断都须谨慎。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大多数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克里玛：《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写作的成熟、作品的优秀，和题材选择没有关系。你看周嘉宁和张悦然近期的长篇———《密林中》和《茧》———从题材而言恰好是两个方向，私密经验和历史记忆，但这并不成为评价的标准。《密林中》显示出非常独特的文学姿态，很可惜大家好像关注不多。在迈过门槛之际写当年一个文学女青年的成长史，其间自也不乏“强说愁”，但这里断无矫情，也拒绝“后事之师”般的自以为是，倒是有一股素面朝天的勇气。

　　李德南：对于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来说，表述当下的、切身的经验往往最为顺手。“80后”一代出生于和平年代，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历史记忆，却也从小就开始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坦率地说，这种教化的方式是很僵化的。对于大多数有能力写作的人来说，这种教化的内容不太可信。在严酷的考试体制下，大多数的“80后”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知识体系来接受，背得滚瓜烂熟，在骨子里却往往对之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手写我心”的青春时代，“80后”的写作会有一种非历史化的倾向。

　　如今，许多作家之所以“更愿意向历史和记忆出发”，多少能说明这代人在思想和写作上开始逐渐成熟。仅仅有当下意识，对于写作而言是不够的。说到底，写作是一种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展开的探寻。在具体的写作中，不同的作家对于过去、当下与未来会有不同侧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历史意识、当下意识和未来意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是一个整体存在，实际上，它们也是环环相扣的，可以彼此照亮。

　　记得在写《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谈到，如果一个作家“刻意地让时间停留在现在，把全副精力用来照顾当下，用来书写、展现当下的日常生活，当然是一种很郑重的写作态度，借此，我们内在于这个时代中，和这个时代水乳交融。可问题是，一旦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我们的此时此地也就断裂了，成为话语之乡里的一块飞地。仅仅是随波逐流地内在于这个时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站远一些，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距，去深刻、辩证地看待我们的时代，而不只是沉溺其中。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延续性，形成合理的历史意识，我们才有可能本真地领悟并把握住现实，切中时代问题的核心，借助小说的形式与现实、时代照面。”我现在仍坚持这个看法。相应地，对于“80后”作家“更愿意向历史和记忆出发”这种转变，我个人持肯定态度。而另一些有鲜明的未来意识的写作者，比如像李宏伟、走走和王威廉，我觉得他们的探索也很重要。如果说这个时代仍有先锋写作，我觉得他们的写作可纳入其中。他们的写作有来历，也有新见。他们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博学、执著和创造力，都令我对他们往后的写作充满期待。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是“80后”作家似乎发生了一种转型，当然这不无源于上题所说的题材发生转变。但想问的是，这些“80后”作家确乎发生转型了吗？这种转型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他们往常的写作？仅仅是题材的拓宽，还是在其他更内在的写作和思想的多个方面，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型，乃至所谓的写作的“成熟”？

　　杨庆祥：首先，即使仅仅是题材的拓宽，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题材的拓宽当然不一定意味着思想的成熟或者写作风格的180度大转弯。实际上，我上面提到的几部长篇小说，虽然题材不一，但都有一个成长小说的模式，这是很让人担忧的。

　　金理：题材的转变未必意味着成熟，将创作视野转向历史的纵深，未必就会自动给作品加分。不妨以张悦然的《茧》为例，如果以历史认识论来说，这部长篇并没有提供对“文革”独到的认知，张悦然的长处不在这里。但是因为倚靠“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空间，作家对人性的洞察能够抵达更加饱满而幽微的地方。举个例子，小说中唐晖曾对女主人公李佳栖有过一段诛心之论：“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到底是因为被深重的原罪感所拖累而无法顺畅走入现实生活，还是将当下的不如意挂靠到父辈“溃烂的疮疤”上，以此掩饰没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自建存在价值？我自己在阅读过程中较为偏向后者。

　　最近我看到张悦然在访谈中说：“有些读者会觉得他说得很对，也许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唐晖很接近。但也会有些读者，可能仍对李佳栖抱有同情，觉得自己是理解她的。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对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境遇，有自己难以撼动的世界观。唐晖的那番话，对于李佳栖来说，不会产生‘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效果，但也许会给她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态度比我高明。从先前的“生冷怪酷”，走到今天对人性幽微的皱褶有更温厚的体贴、对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有更复杂的理解，我更愿意将此视作一种“成熟”。

　　李德南：有待追问的是，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来说，是否转型越彻底越好？我觉得不是的。并非一个作家突然写出跟他/她以往的写作完全不同的作品就值得称许。转型，应该是一种自我扬弃，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与克服———问题需要克服，困境需要消弭，优长的所在却不妨保留，让其继续生长。比如说张悦然，她的转变是巨大的，却也是有脉络可循的。她200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誓鸟》，当时的题词是：“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她最近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茧》，其实主题仍旧可以说是记忆———历史记忆。《誓鸟》中的世界多是架空的、想象的，《茧》的世界却大体是实在的，是虚实相生的。

　　这不只是题材的拓宽，还意味着这代人精神上的逐渐成熟。写作离不开对“我”的关注，没有这种对有深度的“我”的认识，写作容易浮于表面；而如果只有自我呵护的意识，缺乏对他人、社会的关注，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恋型的人格，写作的格局也终归有限。“我”有属于“我”的“世界”，但是世界却不只是属于“我”。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80后”尤其需要摆脱这种自我的沉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一切才刚刚开始，远未结束。

　　主持人：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这些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当下的文学写作正面临着一个由市场和粉丝支撑的时代。传统文学有些失落，网络文学十分蓬勃。这些处在传统末班车上的“80后”，是否可以在时代的夹缝间找到自己合适的领域？或者，成为一群小众的文学作者，会不会是她们的归属？

　　金理：传统文学失落，网络文学蓬勃，这其实不是这一代作家而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不要固步自封，我们经常喜欢把文学分类，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其实我感觉近年来恰是这些文学板块的缝隙间，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性的空间，比如我读到一些很棒的写作科幻的年轻人，他们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努力寻找着一块回旋的余地。

　　另一方面写作者也不必为此焦虑。去年曾有前辈作出过“‘90后’群体里没有纯文学作家”这样的判断，当时有媒体朋友来找我聊这个话题，我婉辞了，因为没有追踪研究过。今年《芙蓉》杂志邀请我做一个“90后”专栏的观察人，就已完成的三期来看，这些“90后”(王苏辛、国生、周恺)文学纯度的起点之高，是出乎我意料的。所以分化也是很正常的事，就像江苏作家鲁敏说的：“有人愿意每天在网络上奉献鲜花，一周后听凭其凋谢；有人用一个月制作干花；有人愿意用三年的时间提取香精；这是写字人的不同定位，相对应的，也会有相应选择的读者。”

　　李德南：有一批青春文学作家都有不少读者，但他们都尝试有所转型，读者多少的问题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不知道未来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未来的读者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想，未来的文学，还是在作家与读者、文学制度等因素的博弈和互动中生成的。也许有一天，人工智能所写出的作品就能表达和满足人类的需求，甚至能够更好地表达和满足人类的需求。不过就人类个体来说，如果未来发达的科技仍旧未能解决种种困惑，也未能为人类个体提供足够坚实的信仰，我想人们还是会写作，会思索。那时候，他们可能不会考虑自己是不是在时代的狭缝间，也不在意自己的写作是否小众。

　　“在某一代人的生存经验的表达上，所属代际的写作是无可替代的”

　　主持人：“80后作家”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写作内容乃至模式，在这场所谓的“转型”中，为前代批评家们欣喜的“转变”，一个方面是在于他们的作品“厚重”了，这当然是对于普遍意义上好作品的要求，但这背后体现出某种对前辈作家作品评价体系的因循，也就是说，“80后”写作的有些面貌越来越像他们的前辈了。我们想问的是，在“成熟”的过程中，“80后”作家们的独特性还是否明显？

　　金理：“厚重”这样的词我想并不为哪个年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体系”所独占，但你的意思我能够理解。这一代作家的“独特性”到底呈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关涉到创作一方面，我可能还是想反躬自省：文学批评这方面是否作出了及时而充分的阐释。

　　“80后”这个概念确实不具备多少学理性，其最早的出场和商业炒作、文学批评命名的无力、对于断裂的渴求等密切相关。现在也许更能看清楚当时这场华丽的出场仪式其内部的混乱、无力与尴尬：最初在这面旗帜下集结的年轻写作者暴得大名；可人们往往是通过传媒话题、娱乐新闻、粉丝心态的方式去理解“80后”。也就是说，尽管在市场上一度风生水起，但“80后”这一代更需要着手的是如何在清晰而有效的美学经验上，落实其文学贡献。这尤其需要创作与批评的携手共进。

　　我看过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从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简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也许是因为创作所呈现的美学面貌的模糊，也许是因为评论的阐释力不够，讨论“80后”，我就觉得很难提炼出前人那样的关键词。就好比“五四文学”、“知青文学”只是泛指某一时代、代际的文学，而“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就大致关联着某一时代文学中较为主流的美学风貌；同样，“80后文学”只是某种“自然史”的命名，暂时还看不出自觉的美学反应。所以在同行中我很关注黄平兄近年来关于“反讽”的系列研究。当然，“80后”的美学特征并不就是“反讽”所能涵盖的，但这种批评实践非常有意义。文学提供的是一种美学中介，我们更关注的，当是青年文学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更上一层”的关切，“反讽”这一议题能够带出来，这里面有“形式的能动性”。

　　杨庆祥：我没有觉得应该另外开辟一个评价系统给“80后”，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都有一些不变的标准，艾略特曾经非常极端地说：一首诗只有加入到传统中去才有意义。所以，个性可能是起点，但并非终点。一个作家只有找到自己与历史、社会、他者对话的暗道，他才有可能进入到文学史的谱系中去。至于重复的写作，每一代都大有人在，时间不久他们就会烟消云散。

　　李德南：在着意赓续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写作者的面貌越来越像他们的前辈”一时难免，却是需要警惕的。赓续文学传统，是为了有真正的创新，是为了在文学经典所构成的序列中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但这里有一个令人不那么愉快的事实：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跟写作者的禀赋有关，跟运气有关，也跟耐心和努力程度等等有关。禀赋、运气，都是无法把握的。耐心和努力程度却完全有赖于个人。因此，那个令人不那么愉快的事实，就先放在一边吧，或者直接悬置。

　　主持人：延续上一个问题，你觉得“80后”们是否给出了属于他们的文学书写？在你的设想中，这种有“80后”特点的书写应该是什么样的书写？从这一点出发，对当下的“80后”写作者是否有什么期待或者批评？

　　李德南：“80后”当然给出了属于他们的文学书写，就像“50后”、“60后”和“70后”给出了属于他们的文学书写一样。在某一代人的生存经验的表达上，所属代际的写作是无可替代的。文学和生活，其实都是无边的，是一种“动中之在”。

　　我也并不期望读到“最能体现‘80后’精神的一本小说”，因为我觉得没有谁可以代言这个时代，谁也不能真正代表谁而只能代表自己。即便是莫言的写作，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学。我期待读到各种不一样的、丰富的“这一部”，也期望作家们能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我的文学批评，也包括作为个人文学批评的延伸的一些工作，比如参与主持栏目等等，其实都是从这一期待出发的。至于批评性的意见，我在《跨出樊篱，穿过密林》这篇小文里已谈到，这里不再重复。

　　金理：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作总结或画蓝图，怎么回答都不太明智。前面那拨代际的作家中，像阿乙、赵志明等，都是突然之间“斜刺里杀出”。我们与其费尽心机去预测，还不如期待“预测的落空”，尤其“80后”写作还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中。

　　2015年之前，我读过双雪涛的两个中短篇，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但是《平原上的摩西》横空出世，气象一新。说得再极端一些，在后世的文学史上留名的“80后”作家，也许现在还处于隐秘修炼中不为人知，———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形，也一点不用奇怪。

　　杨庆祥：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想中的书写理解为是对这一代人的精神状貌和历史遭遇，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一本书或者几本书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在众多的书写和对话中形成的一个系列和互文。　我对我的同代人的写作抱有高度的期待，并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种书写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