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东北人，往年的迟子建，到了冬天喜欢“猫冬”，很多活动能推的都推掉。她独自在家的时候，就安静地读书，写作。每个作家，都需要与自己独处的时间。

　　但这个冬天，迟子建下江南了。

　　迟子建来过杭州三次，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来领春风悦读榜年度白金图书奖，和杭州的朋友们在翁家山行山，实在曼妙。她说：真希望有个转世的郁达夫出现，浙江人文资源太丰厚了。

　　这一次来，她先到温州领了《人民文学》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又到杭州领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她的《候鸟的勇敢》获得了中篇小说奖。作为一个地域上的东北人，这次却获得了江南这块土地上孕生的郁达夫小说奖，迟子建与郁达夫有独特的缘分。

　　二十多岁时的迟子建，曾在当时大兴安岭师范中文系开讲现代文学课，那时，因为偏爱郁达夫小说，她做过郁达夫的专题。

　　十年前，因为做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委，迟子建到过富阳，游览富春江时，她为作为郁达夫文学和生命源头的一江水感慨万分。

　　2018年，迟子建去新加坡参加文学节，特意寻找郁达夫的故居，回来后写下了《从富春江到硕莪馆》，那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长的一篇散文。

　　关于郁达夫的作品和他的命运，迟子建说她实在有太多想要表达的。

　　对于文学，也是如此。而从获得本届郁达夫小说奖的《候鸟的勇敢》，到她的最新作品《烟火漫卷》，迟子建在写作上有着越来越多的“明亮”。

　　进入写作灰色化作“明亮”

　　钱江晚报：记得之前就《候鸟的勇敢》访谈时，您说过一句话：“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世道人情的看法，在生活上更灰色了，可是在艺术上却更明亮了。因为一支笔触及到生活之痛之恶时，它是灰色的，可是进入艺术，它却是畅快的。”在进行新作《烟火漫卷》的写作时，您笔下的“灰色明亮”部分，是否又起了一些变化？

　　迟子建：很感谢你还记得两年前我们的对谈。要知道天空不够晴朗的时刻，就是灰色。而冬日的天空灰蒙蒙的时候多，所以对于自幼在长冬中长大的我来说，对灰色本不陌生，它就是我生命的颜色啊。我的很多小说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命运，而它们近年带给我的多半是苍凉。但进入写作，这灰色部分依然是艺术的“明亮”，因为没有这样的“灰色”，人性的复杂性就很难呈现。

　　钱江晚报：《烟火漫卷》的展开，其实是从刘建国丢失好友的孩子铜锤那一刻开始的，如果刘建国不丢失婴儿，那么是否意味着，小说中的人间烟火无法漫卷开来？

　　迟子建：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免于死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本来就是悲剧的，所有的喜剧，不过是悲剧的过程，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悲剧面前，别无选择就是承受。

　　我选择刘建国丢失了婴儿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多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恢复高考的那年，有知青为了集中精力复习，托回城探亲的知青朋友，把自己的孩子捎给城里的老人照看，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人际交往多么单纯和赤诚。捎孩子难免会有闪失，我在小说中让于大卫和榭楚薇把孩子托付给毛头小伙刘建国，于是有了婴儿的“丢失”，而这个丢失背后，勾连的是另一番伤痛。婴儿已经超越了婴儿本身，他是改变了几个人命运的巨大符号。

　　钱江晚报：这个小说中让我们复习了哈尔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百年历史。

　　迟子建：哈尔滨不过百余年城史，但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却是惊心动魄的。我作品中只能以一个切入点，洞见哈尔滨天地。当然每个人眼中的哈尔滨都会不一样。

　　我作品中涉及到日、俄、犹在哈尔滨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哈尔滨上世纪初的鲜明特色，侨民多，教派并存，文化多元。这些多元文化留给哈尔滨的遗产，依然滋养着这座城从事艺术的人。

　　笔下女性有“自然之子”也有“恶之花”

　　钱江晚报：《烟火漫卷》的开头，您写道：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您是否觉得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摆脱不了人的“卑微”性呢？

　　迟子建：有卑微，才有高贵。因为所有的高贵，都从卑微中来。

　　钱江晚报：刘建国这个男一号有原型吗？他曾经有过一个梦一般短暂朦胧的知青恋人，但仿佛他的大半生在“寻婴”中一晃而过，出场时已经是一个70岁以上的老头了，他的人生的唯一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铜锤，您想借这位主人公，告诉读者的是什么呢？

　　迟子建：有读者说刘建国太倒霉了，绕道去看好友，结果帮好友往哈尔滨捎孩子，给捎丢了；在寻找孩子过程中，他在兴凯湖畔酒后犯下猥亵儿童的罪过，造成了终生的悔恨，也造成那个男孩的不幸。被弄丢的孩子终于有了下落后，他因为哥哥的死，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战争遗孤，不是中国人，而他的日本父母，早已不在了。

　　暮年的刘建国奔向音乐厅，想要听初恋女友的演奏时，音乐会却已散场，这太像他的人生了，从开始仿佛就闭幕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所以结尾我给了他聆听音乐的机会，那就是和他要用余生来陪伴的男孩，共同听夏里亚宾的《伏尔加船夫曲》，我写到两个男人因音乐而起的哭声，那样的哭声，那样的夜晚，让这部长篇定格、终结，它也确实不能再向前发展了。如果你问我想告诉读者什么，那就品味结尾的情境吧：音乐和劈柴互语，眼泪和炉火相映。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钱江晚报：作家迟子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否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比如，她是“自然之子”，能通灵，黄娥又像是一位民间智者的代表，文化不高，但她其实很有智慧，比如她为儿子杂拌儿记的哈尔滨地图，点点滴滴，让人恍惚以为她是某一类学者，她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才女、学者，她的形象，是否接近您心目中的“女神”形象，或者她就是一位被谪到人间烟火里的仙女？

　　迟子建：我笔下的女性，有些是你所说的“自然之子”，我写起来比较动情和投入的，也有“恶之花”，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伊芙琳，《候鸟的勇敢》中的云果师傅，《白雪乌鸦》中的吴二家的。黄娥不一样，她介于两者之间。塑造“女神”，只要不脱离人的本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月面阴影”。

　　钱江晚报：小说中描写的社会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职业，比如医院生态，还有监狱，夜市等，看了后记知道您为了写这些社会环境，专门去实地调查过，刘建国妹妹刘骄华这女狱警的形象看着很新鲜，她是那么正能量的一个人，但也有半夜拿着刀对着出轨丈夫比划的危险边缘时刻，有温暖他人的明亮面，却也有自己的至暗时刻，这个人物的现身，再来对应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似乎很多人都有明与暗的两面性，这就是您想表达的人性之复杂吗？

　　迟子建：人降生到尘世，很难逃离现实的尘埃。所以我在《候鸟的勇敢》中，写了一个出家人的灵魂挣扎。但正因为人生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人的命运才会波澜起伏，小说也可能真正切近复杂的人性。

　　如你所言，《烟火漫卷》中很多人物有明亮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大爱大善与小奸小坏，同生共存，这就是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