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潘XX，他是我的战友，任后勤处副处长（造反派），我是汽车队队长，关系还是不错的。平时，有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帮助之情谊。对我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很不为然，曾多次劝我说：“老家伙（老干部）用车要控制，不能说了就给，叫了就派，这帮人养尊处忧惯了，寸步不离车。”我被打成所谓是“邓小平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反革命！”他特别卖力。

他为揭发我的“罪行”，费尽了心机，为发动群众，背靠背排查，内查外调，收集整理资料，立下汗马功劳。余秋雨先生说：“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历史再一次证明，在动乱的年代，最能裸露人的灵魂，也最能展示人的命运，时局就像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我初到民兵指挥部，隔离审查，地点、牢房，老潘是最清楚的，是他亲自开车送去的。可是，我爱人托他为我送一张睡觉的蓆子，几次跑到他家要求转送，他连家门都不敢开，是划清界线？是内心有愧？他还亲自到居民委员会，染织一厂，布置人员跟踪我的爱人、孩子，秘密登记我家来往、接触人员。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战友，这样的朋友，眼光短浅到何等地步。我和老潘在动乱年代里的自我表露，对也好，错也罢，是值得深思的。

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确实有好多好多翻脸就不认人的，像个变色龙，跟战争年代的叛徒没有两样，这些人最可恶，最可恨，最卑鄙。你看，一些平时很平庸的人，一下子会变得很猖狂，扶摇直上，当官加爵；一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一下子能变得很野蛮；一些平时很受尊敬的人，一下子会变得很卑劣；一些平时谨小慎微的人，一下子能变得胆大妄为；一些平时信得过的朋友，一下子会变成反戈一击的仇人；就是这些无耻的演员们，才演出一台台闹剧，一出出悲剧来的。

“逆境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拜伦）也许我必然要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都不可缺少也必须经历的苦难和过去，才能找到那真正的光明吧！

在民兵指挥部，在沉痛的政治灾难面前，我过着与世隔绝，与家人隔绝的孤寂和凄凉的生活，但总体来说，我始终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产生过绝望。

啊！

我在沉静中，

在祈祷中净化灵魂。

当命运带来灾难的时候，

应该回忆过去，

回忆在一些日子里过着幸福，

回忆在一些日子里看见光明，

回忆在一些日子里碰到颠危，

是啊！怕什么？

应该借回忆安慰自己吧！

啊！

我在回忆里增加惆怅，

也在回忆里得到愉快和甜美。

一旦理智之光划破绝望的夜空，生命的勇气便鼓起前进的风帆。我每天静静地背读毛泽东选集，“面壁思过”，希望从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

1976年9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人民拔开乌云见太阳。苏州民兵指挥部用它特有的残忍和粘度把人们的生活搅拌成了一声无法消逝的叹息。

粉碎了“四人帮”我该得到平反了，然而，苏州市革会、李栋林等人像一条快要僵死的毒蛇，还能张口咬人，整整叫我在民兵指挥部多呆了四十多天。

1976年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正式宣布，“**”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彻底平反，同时宣布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的文件全部给予撤销。“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处分的人，一律平反。1976年12月18日，我才从民兵指挥部被释放出来。

自古乱世苍生必苦，而英雄豪杰也只不过是站在舞台的苍生，制造苦难也担当苦难。那些靠造反起家，卖身投靠“四人帮”一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华、汪、邹、赵，号称苏州‘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们那些小兄弟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宣布结束了，但它的阴影是永远消逝不去的，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号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