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严歌苓在北京大学与作家刘震云围绕“我为什么写作”展开对谈。她表示，从女性的价值观出发，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最时髦的人到底是怎样的。现在很多女孩子眼里的英雄，是被称作“土豪”的有钱人，而她笔下的这位女主人公，“信念英雄，信念生命，永远不会改变”。

　　这次是美人救英雄

　　《床畔》是严歌苓擅长的军旅题材小说，讲的是执着于英雄信念的护士万红，与其所护理的英雄连长和一名军医之间的爱情故事。

　　据严歌苓介绍，这部小说有点像其中涉及的“植物人”主题，是“休克”了很多年的一本旧作。二十多年前，当她听一位护士朋友说到护理植物人时那种近乎神交的微妙交流时，“心里亮了一下”，萌发了创作欲望。父亲当时曾经建议她，应该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士的视角，一是被传统医学判决为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但那一稿最终没能自圆其说，仅仅留下一堆厚厚的稿纸。后来在与张艺谋谈论《金陵十三钗》剧本的时候，他也建议严歌苓不要把植物人作为叙事视角之一，因为关键不在连长是不是真的正常活着，而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

　　谈到最终呈现的这部小说，严歌苓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以前最美的女孩都在军队

　　同样有着军旅生涯的作家刘震云，则回忆了当年的经历。“歌苓当过兵我也当过兵，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她是舞蹈演员，我是在戈壁滩上，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每天背着枪。”

　　“当兵三年没见过一个女的”的刘震云，后来因为“批林批孔”被调到师部，和女兵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那时候中国最漂亮的女孩子都是在军队，不像现在是在夜总会。我头一次见女兵，太阳光晒下来，我看到她们脸上以及胳膊上的茸毛，是那么的纤细夺目。”

　　女兵们爱在洗漱间洗头，当时年少的刘震云于是一次次找机会去打水。后来女兵们走的时候，他一个人沉默地跟到火车站，火车开走就哭了。“这是那个年代中国正常的生活，我没把它写出来，但是严老师写出来了。”

　　在刘震云看来，严歌苓是“唯一一个会把随着时间消逝被遗忘的事情，被遗忘的人物，那些生活的片断、碎片捡回来的作家。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不生活在中国，不生活在中国的人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当然她也属于中国人。”

　　对话

　　严歌苓：我为先生打扮漂亮，也是给女儿做表率

　　“英雄成了‘肿瘤’，这让我感到悲哀”

　　●：你的这部小说涉及到英雄的价值观，想请问的是，你所说的“英雄”，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英雄？

　　严歌苓：我所说的英雄，是恒定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有三个阶段，本我、自我和超我。所谓英雄都达到超我的境界。中国有很长时间对“自我”不承认，人的本能和自我肯定要反弹，甚至矫枉过正，不再相信过去所提倡的超我。因为很多个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现在的中国，在性、赌等各方面泛滥，好像甚至要超过西方。

　　一个法国15岁女孩子，她因为反对偶像崇拜，被教会杀了。后来人们就承认她是英雄，把她的指甲供奉起来。这样的小姑娘也是英雄，她不从众，反对庸俗化的信仰，这就是一个很难去坚持的东西。英雄都是不识时务的人。

　　●：在这本书的尾声部分，通过一个国外年轻人的视角，表现了价值观的崩坏。你本人的经历，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又到了国外，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你对英雄的认识有什么影响和变化？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英雄主义体现人的“超我”境界。辛德勒也是英雄，《勇敢的心》的威廉·华莱士也是一个英雄，大卫也是英雄。可能这种事情本身并不存在，挑战一个巨人是不可能的嘛。但人类对自己能力和精神力量的局限是了解的，这当中寄托了一种对不受本身力量局限的勇敢的寄托，这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我看这本书里除了英雄信念之外，对人性的细节把握也是非常细腻的。其中植物人的情节，让我想起包括马尔克斯、川端康成都写过的沉睡年轻女性的小说。我想请问下，你觉得为什么从女性视角来这样写的作品并不多？

　　严歌苓：这我倒没想到过，也从来没有比较过。战争里很少植物人，铁道兵里面由于塌方造成的植物人比较多，只有塌方才造成长期休克。当初我听的时候，是一个“老铁”当笑话讲的，后来就成了老大难。因为医院要搬家，这个英雄怎么处理？我听她讲笑话得到了启示，人是多么功利。一个英雄后来变成了很难处理的“肿瘤”，这让我感到很悲哀。

　　●：我也注意到你当时听到护理植物人那种细微的交流时，有了创作灵感。

　　严歌苓：美国有一个植物人20年后醒来，这期间人们对他讲的话，重要的他都记得。所以这就是我们医学的局限，现在对人的了解才多少？

　　“台湾小说与学院互动强，大陆小说主要靠读者”

　　●：对这类细微之处的把握也是您所擅长的。我想问的是，女性视角来写年轻男性身体的很少。将来，如果这块还是很空白，你会不会想尝试一下？

　　严歌苓：我从来不会预见将来会写什么。只是说可能有一些题材，我越来越难忘，做了一些资料研究也越来越成熟，准备越来越就绪了，我会去写。如果在资料准备过程中发现永远难以把握的，我也会放弃。新的故事不断涌现，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很多荒诞、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从国外回来，老是发现一惊一乍的事，很有意思。

　　●：就像一些作家说的，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之所以很强大，是因为有这样的资源。实际上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已经不怎么强调故事性。你以前也有实验性很强的作品，但这一部总的来说还是线性叙事的。写过很多作品之后，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会不会有审美上的疲劳？

　　严歌苓：我想过很多创新，我刚刚在美国得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很多小说的形式都是很不同的。我爸爸曾给我一个警告，你现在写得越来越抽象了，是不是把白描、写实主义的再捡回来？那是《人寰》得奖的时候。后来我就去了非洲，创作像《第九个寡妇》这样的作品。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尝到甜头。大陆不太像台湾，你的每次创新都会和像王德威这样的学者、学院产生互动，你会觉得非常有劲。大陆主要是看你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反应。但其实我有很多想探索的形式，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创新的，这本小说也不是以情节取胜的，有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再比如说卡夫卡的《变形记》，他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真实的，但他整个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写人的异化。我觉得不要光看一个小说的细节，细节的真实和故事性，往往包装了作者的巨大“祸心”。他想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象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丈夫配得到一个光鲜的妻子”

　　●：很多关于你的报道都会提到你的优雅，还有像打扮漂亮迎接丈夫回家这样的细节。前段时间有位学者因为关于女性美的看法，在网络上被认为是“直男癌”，你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是否不妥？

　　严歌苓：那有什么不妥？我是个个人，代表我的观念。我现在不仅是因为先生(打扮)，还有我女儿。我觉得要给她做个表率，一个人不能邋里邋遢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我肯定是游完泳，精神焕发，换好衣服，可以见人的(状态)。相对别人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打扮)这也是一个自我纠正。写作的时候穿宽松的衣服，乱七八糟，写完之后希望可以和大家一样，甚至更精神。有这样一种想法，所有的事情就是自我纠正。比如演员最不喜欢化妆，因为他的生活就是化妆。我的朋友陈冲，她最不爱打扮。她说“我是一个懒人”。因为她的生活每天一大早就见化妆师，她自我矫正的方式就是不化妆，懒得穿衣服。我呢，(写作时)就像猪八戒似的，乱七八糟，写呀写的，饭也烧糊了，我们家锅烧穿了好几个。但在老公下班，孩子放学后，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比较精神、很自律的一个形象。而且我经常是在运动完之后，去市场逛一逛，买点新鲜的菜回来，做晚餐。不能拖着全家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的、绝对自我的一个生活。这对他们也不人道。

　　我是这么看的，当年我先生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都黑了才回家。我觉得他很英雄主义的，他配得到一个光鲜的妻子。他为家里献出了整整一天，去社会上搏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做是对他仁慈的。他不能看到一个一塌糊涂的，跟早上出门没什么区别的老婆。一个作家可以穿着浴袍就在那写。回到家他还看到你这样，他会觉得，好像我这一天没上班啊。

　　●：那你觉得女性美就是温婉吗？

　　严歌苓：也不一定多温婉，比如我锻炼起来会像疯了一样非常有力量。和家人有的时候也会争执，真实才好。如果你是个比较温婉的人就温婉，你要是一个激烈热情的人就激烈热情，不能太压制自己的本性，你要照顾别人的情绪，不要骂人，不要说话特别冲，这是对的。你要冲的话，容易伤害别人。你如果不在意伤害别人，那是你不够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