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杨绛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前天，她在《文汇报》发表了新作《忆孩时(五则)》，分别是《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写到“五四”时，杨先生说：“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杨绛先生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但很奇怪，一直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在这篇新发表的文章中总算打捞了一些有关母亲的记忆，“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一文中杨绛说，自己有关老、病、死的概念最初都来自三姐姐，“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回忆“五四”运动，杨绛说，自己当时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左右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那天上午，她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他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