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13

宗教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华大地不分主次，和谐共生，我们国家宗教门类虽然多，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极端的宗教战争，宗教门派之间、政教关系总体和谐，这和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建国初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首先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由此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针对当时的国内教情，执政党充分认识到了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五性”后来也成为处理各种宗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后来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仍然把宗教问题划归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来，这也客观上保护了宗教团体。在建国初期，政情活跃，宗教团体也主动提倡了宗教的自治、自传、自养的方针，执政党也顺势引导了宗教团体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也走入政协，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可以说宗教形势一片大好。
当然，我们国家处理宗教问题也不是一帆风顺，1957年后，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开始偏左，这和执政党开始的整风运动有一定关系，很多宗教人士被划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受到了批判。在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宗教管理机构，宗教局和统战部的观点认识都不一致，各自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不同解读，可见当时大家对宗教认识的混乱。而在学术界，开展了农民战争和宗教关系的讨论、戏剧中有关“鬼神”的讨论、无神论宣传的讨论等，可惜的是，这些大讨论并没有纠正左的影响，而是对左的认识进一步的推波助澜，让更多人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现在回头看看，实际上学术上的大讨论已经不全是在宗教事务范围，已经涉及到唯心、唯物、有神、无神这些意识形态层面，但因为历史环境的局限，当时并没有能够理清唯心、唯物、有神、无神的关系，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矛盾集中到了宗教事务上，这也注定了宗教问题更难以解决。产生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到1963年的时候，执政党体制内还没有一家正式的宗教研究机构。也就是说，一方面信教的民众很多，执政党需要深入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们又不懂宗教，这样的工作现状，造成工作效果不尽人意也是必然。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批评宗教工作者批评得很是到位，说他们“只红不专”，对宗教不专业，当然也就管理不好信教群众。
从1966年开始，社会政治的风向又大变了，接下来的时间，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首先作为执政党的宗教主管部门受到巨大冲击，宗教部门开始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宗教事务部门被撤销，宗教管理协调的工作也陷入瘫痪。在民间，整个社会在“大破四旧”的形势下，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反宗教言论和毁坏行为，大批的宗教文物、文献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给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很多宗教人士成为了专政对象，遭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部分人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疯狂的政治氛围里，宗教被强行革命了。
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执政党的宗教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执政党开始重提全面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基本国策，只要求宗教不能进行反执政党宣传，不能干涉政治和干预教育。到如今，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30多部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1991年，执政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提法，标志着我们国家宗教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起步。在1994年又出台了“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让我们国家宗教工作开始步入依法管理的正轨。时间到了2001年，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宗教工作的依法管理更加具体化了。在逐步对国内宗教工作依法管理的同时，执政党也强调了外国势力不得支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对境外宗教敌对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总体思路，要求宗教工作遵循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工作准则，力促建设和谐宗教，“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被第一次写入了执政党的党章。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教民超过一亿人，想“盲目、人为的”消灭宗教当然是不可取的，也实施不了。中国的非宗教传统已经让西方国家视为异端，西方国家的看法固然不重要，但认识的偏颇显然会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往大了说，还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所以，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宗教还会长期在我们国家和世界范围存在发展，宗教不是迷信，我们也不能歧视教徒。恩格斯讲过：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生命的终点甚至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全世界的教徒超过地球人口的半数，存在即是合理，在管理国内宗教事务的时候，显然还需要国际视野和进行国际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宗教管理的成功经验，在世界宗教事务中才能有话语权，才能让人信服，减少偏见，在世界宗教信仰领域获得主动和尊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当然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宗教意思形态。我们只能从现实社会中看宗教文化的发展，社会存在的现状也决定了社会意识领域里宗教的秘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之路，就会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发展之路。作为执政党，只有“又红又专”才能管理好宗教事务，作为一般人，我们乐见和谐的政教关系。宗教的特性决定了宗教还会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网络时代，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只是印刷的书籍，我们从书籍中获取知识的动力已经不再迫切，但书籍和宗教一样，仍然是我们日常的精神配给品。

说完宗教大事后，我们继续说家庭。我们前面说了，后面也讨论了，藏族同胞为什么一直在适应汉族社会，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宗教之路，就好比内地需要学习沿海的经济发展经验一样，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适应。当我们家离开西藏、离开部队后，也用了超过十数年的时间来适应内地的社会。父母从西藏到内地，从军队到地方，从部队到国企，然后从国企下岗到做小买卖来维持生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一直到退休都没有适应部队以外的生活。可见，作为一般老百姓，适应是多么的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藏族同胞要适应汉族社又该有多难。
家庭的变迁和动荡给家庭成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也部分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去统一分配的事业单位，而是选择了自谋职业去沿海谋发展，顺道寻找自己的理想。这一离开，也就离开了编制选择了“灵活就业”，所以关于编制，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编制是个好东西
多年前，我在一家民企上班，当时招了一部分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年轻同事，应该说，刚开始，他们还是干劲十足的，可后来他们都陆续离开了，大多数通过各种考试去了政府事业单位。我逐个问过去，原来民企和他们想的不大一样，在自己的想法和亲朋好友的影响下，他们还是选择了政府事业单位，认为还是有编制好。

编制是一种生活状态
有编制的生活，当然是稳定而小康的过日子，在实权部门的，还会获得多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部分额外的收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你幸福了。当然如果你想尝试其他的生活状态，“灵活就业”的人现在仍然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在祖国的蓝天下也快乐幸福的生活着。

弄好医保、社保
我现在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没有编制的，不过去年发生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总理也表态了，关键时候，有无编制都是英雄，英雄没有编外！所以呢，没编制的朋友只要把医保、社保弄好，就有了保障。当然有钱的，还可以买点商业保险。保障弄好后，大家一样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无业小哥
很多没编制的朋友们，心里都想图个自在，多赚点钱然后提前退休着实让人羡慕，不过在这里就不拉仇恨、不展开了，现时的国情仍然是没有编制的朋友需要更努力。我离开编制后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户口本里的职业一栏一直写的都是“无业”。各位有编制的亲朋好友，以后你们得多帮帮我，我有事的时候要多担当一点，你说小哥我都无业这么多年了，容易吗？

虽然我已经“无业”这么多年了，但我并不气馁，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理想在追求。我的理想是从40岁后开始学医，当然主要是中医，然后退休前再学个厨师，如果还有可能，我是说可能，有钱后，就去买一张票去中国的空间站逛一圈，看看地球再看看深邃的宇宙。学医和学厨师还是比较好实现的，但太空之旅就比较难了。当然既然是理想，还是可以把目标定高一点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