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支书跟荷粉刚结婚的那几年，这对老夫少妻小日子过得还挺和睦，那时虽然刚过了三年大饥荒，社员们都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但他们家的情况要比普通社员好得多，粮食基本能吃饱，也无需像人家那样要吃大量的青菜胡萝卜。马支书隔三差五地有人请，那年代虽然谈不上腐败，但当干部的多吃点多占点儿也难免，因此他平时难得在家里吃饭，自然就能省下点粮食来。再加上他长期不做重活，肚子里又有点油水，饭量就要比人家大劳力小得多。荷粉是从贫苦人家过来的，因祸得福，当上了支书娘子，自然会觉得心满意足。那几年，荷粉在家里喂养着一头老母猪还在队里上工干农活，对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也照顾得不丑。
后来，支书娘子当的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地变了“修”，生产队里的工也不上了，只在家里养母猪。两个人还经常冈嗓。当然，冈嗓的原因大都是出在老马身上。别看老马这人长得像武大郎似的，但那方面的需求还挺旺盛，除了在本队有个老相好的与他长期保持着那种关系，有时还在别的地方打打游击。荷粉嫁过来的头几年，他还算年富力强，内外兼顾，游刃有余，荷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跟他计较。有一次在县城里开会，几个邻庄的支书拿他开玩笑，问他：“你这人本事真不小，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有什么好经验也说给我们听听。”他说；“其实你们在这方面都是我的师傅，我哪有什么好经验，不过就是要处理好缴公粮和卖余粮的关系而已。跟自己的婆娘做那事就好像是缴公粮，那是皇粮国税，一点不能克扣；在外面搞就等于是卖余粮，卖多卖少取决于你有多少多余的粮。如果公粮没完成就去卖余粮，“政府”就不会放你过身。”
后来由于年龄渐长，马支书也有点儿力不从心了，他的那一套缴公粮卖余粮的理论实施起来也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一个是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一个正值虎狼之年，哪点硬挤出来的“公粮”简直成了杯水车薪，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不过，他们冈的是闷嗓，从来不曾公开地对骂过，也从来不曾捉他的奸拿他出相，其实他的那个老相好就住在对门，只要那个戴绿帽子的男人出了门，一捉一个准。她怕他因此丢了乌纱帽，当着外人他们还装得挺恩爱。内情只有五小知道,因为五小每天都要替他家挑几担水，他家住在庄心里，离水码头远，他家用水又特别多，因为每天都要冲洗猪圈，因此，挑水算是五小每天的必修课，有时候荷粉气得上了铺，五小还要替他家喂猪食、冲洗猪圈。每次冈嗓，马支书都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自知理亏，都这把年纪了，“公粮”都缴不足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他只能采取忍让和哄骗的策略，他怕家丑外扬。
有一天晚上，五小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支书家里的战争可能要升级。”我说：“不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吗，怎么可能升级？”
五小接着说：“荷粉听人说，支书要将三队里的妇女队长提拔当大队妇女主任，那个即将下台的老妇女主任还告诉荷粉，那丫头去年就被马支书开了苞。荷粉这几天天天在拷问老头子，他死活不承认。”
我说：“这情况我也听说了，就是在《红灯记》里演过铁梅的那个叫春桃的丫头，好像只比你大两岁，今年二十，那丫头又泼辣又风骚，说她搭上了马支书，可能不会假。”
过了些日子，五小又告诉我说：“今天支书家又冈嗓了，这回荷粉还动了手将马支书的脸抓破了，马支书还跟她放了狠话，说：‘你说我是老作骚，我看你比我更作骚，你如果不作骚，老打听这些事做什么？庄上的老光棍多的是，你有本事也出去找一个！’我听他们冈到这份上了，又不好去劝哪个，只好走出来替他们将门带上。”
后来隔了好长时间没听到五小说支书家的事了，以前我总能从他嘴里听到刚发生的独家新闻，我有点好奇，就问他：“支书家老两口子好像和好了，前天，公社里来的关于妇女主任的批复已经在大会上宣布了，有人估计，这回支书的婆娘肯定要和他大吵一场，但后来还是风平浪静地过来了，莫非有什么事情你不肯告诉我？”
五小好像被我问得有点不耐烦，他说：“你这人也真是的，人家冈嗓不冈嗓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天天在他家干活，怎么可能不晓得？”我紧追不舍。
我看到五小被我问得红了脸，就猜中了八九分，我又说：“怕的是你跟荷粉婶妈好上了……”他没等我说完就用手捂住我的嘴说：“这话千万不能瞎说，想不到你小小年纪也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既然你猜上了，我就告诉你，但你要保证，死都不能跟人说。”我忙说：“好，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