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路遥传》。厚夫的《路遥传》我之前已经读过。现在读张艳茜的《路遥传》，同时再读厚夫的《路遥传》——有些地方感觉费解时，就两本书互相对照着看。
看了厚夫《路遥传》里的某段文字，感觉路遥的命真的是太苦了！想写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写起，因为我对路遥并不了解。
刚才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这是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里的。诗歌开头是这几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路遥一生几乎都在经历着“贫困的悲哀”，“文革”“灰烬的余烟”又一直笼罩着他！
路遥弟弟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里有一段话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读者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
王天乐所讲的“就在这个时候”是指路遥的《人生》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时候。
这时会有什么大事差点要了路遥的命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红四野”的革命历史问题——对立派围剿他，被他斗过的后来又掌权的老干部整他，因为他是当时的“王军长”。一种是“情感问题”——初恋的情人又麻缠上他了。
“文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他的伟大之处不在国家层面，而在民间。
用路遥在《土地的寻觅》一文开头的话说：“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
“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
路遥和谷溪相识，相知也许是千年奇迹。谷溪能够不计前嫌帮路遥，支持路遥，一方面是路遥确实有才华，是个可以造就的后生；另一方面是谷溪有一颗伟大而博爱的心。年轻时的谷溪很瘦，老年谷溪胖胖的，一看就是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从他的笑容中，你可以看到他和善的一面。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放下呢？所以，他们可以立即化敌为友，携手共进，《歌儿伴着车轮飞》！
但有些人是永远也“放不下”的。国家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对立派想整他，之前被他斗过的老干部举报他。但是没用！国家的政策就是“高中以上的计入档案，初中以下的既往不咎。”整不倒你，我隔三差五举报你可以吧？匿名信，实名信一起上。搞得你焦头烂额。
还是谷溪有智慧。他劝路遥去给人家道歉，毕竟你领导的“红四野”曾经斗过人家。1984年冬，谷溪领着路遥给那位老干部登门道歉。
老领导对登门道歉的路遥说：“你小子道歉了，我也就原谅了！……”
这位老领导的原谅，也就意味了对路遥的举报从此结束了。这样1985年1月15日，路遥才顺利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否则关键时刻，他就举报你。只要有人举报你，组织就要调查你。只要组织调查你，一切人事提拔都先暂且搁置。老领导想用政治智慧玩死他。
当然，你也不能说那老领导有什么错。你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理解他！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你小子凭什么领导一帮人整我，斗我？你是一滩烂泥，我也不追究你了。你凭什么还《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连续获奖，名利双收？当初你让我过得惊心动魄，现在我也会让你活得惶惶不安。
我们来看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中国大多数名作家都被周扬整过。周扬好像生来就是专门帮领导整别人的。八十年代，周扬是在公开场合向一些被他整过的人道歉的，但是偏偏没有给丁玲道歉。
周扬临死之前，丁玲到医院看望他。本来想他道个歉，和好的。但是那时候周扬可能已经糊涂了，就是闲聊，没提道歉。因此他们的矛盾致死都没化解。
当然，丁玲自己也知道，不是周扬要整她。令人费解的是，有一次上午周扬还对她说，她的历史是清白的，下午立即又开会批判她。周扬难道有神经病么？但是，丁玲没有听到周扬的道歉，就是感觉不舒服。
丁玲和周扬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是因为他们都是重量级人物。有些具体细节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
刘绍棠和周扬的矛盾能够轻松化解，是因为刘绍棠和周扬不是一个级别的。刘绍棠只能适当弯曲。
刘绍棠当初很年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说是通县的。周扬又问他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刘绍棠说没读过。周扬立即教训他了：“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刘绍棠等人做过赔礼道歉；不久的全国作协座谈会上，周扬又极为感慨地说：“我过去对刘绍棠并不了解，听信了一些谣传。看了他《蒲柳人家》，我承认过去对他估计低了。”在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周扬又说：“刘绍棠已经是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他的语言功力是过得硬的。我曾给他造成多年的痛苦和侮辱，是很对不起他的。”
“文革”结束后，通县准备为李卓吾重修陵墓。刘绍棠也参与其事。他给周扬写去一封信，请其为李卓吾墓题碑。
不久，周扬派人送来了题字：“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后落“周扬敬题”。周扬的题词，后来镌刻于石碑，矗立于通州西海子公园李卓吾新墓之前。
接到题词，刘绍棠便复信，代表通县人民向周扬表示感谢。周扬请秘书回信，请刘绍棠到家中一叙。在这次会面时，周扬再一次向刘绍棠道歉：“你那时年轻呀，我当年冒犯鲁迅先生，也是年轻不懂事呀！”说着，竟老泪纵横起来。
这是刘绍棠的智慧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路遥和那位延川老领导的矛盾怎么就很难化解呢？路遥搞文学，老领导搞政治。他们不是一路的。但是搞政治的精通权术。搞文学的凭作品说话，实际没多大能量。
谷溪搞文学，因此能和路遥成为永远的朋友。路遥最终还是给那领导登门道歉了，因为他知道，那位老领导玩他就像“猫玩老鼠一样”，他没有资本陪他玩，也没精力陪他玩。
当然，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位老领导度量非常小，缺乏政治家的魄力。
“文革”期间“红四野”斗过个别领导，但是也保护过个别领导。张史杰就是“红四野”保护的领导。从国家层面讲，路遥们可以功过抵消。
还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就是“感情矛盾”。当初路遥收到的所谓的“绝交信”是林红在内蒙古的朋友的转述。尽管她事实上也在犹豫，但是她没亲口说绝交。别人跟他说“你这样的处境，不要把她给牵连了”，他才说“那就解除关系吧！”
现在他出名了。正如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不要说旧时的恋人，其他好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女人说不定都想接近他呢！这有可能造成了路遥的家庭矛盾。
《人生》没发表的时候，林达和路遥一起到李小巴家里，当时林达还说自己读了手稿都流泪了。那时候，他们应该感情还是很深的。后来发展到路遥住院了，林达都没去服侍一天，这太不正常了呀！
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地方是，路遥大伯死了，路遥没回去处理后事，而是让王天乐帮他全权处理的。
路遥为什么不回去处理大伯的后事呢？用谷溪的话说，他没有尽孝。我觉得这是路遥的一种策略。路遥当时太红了，如日中天。这也意味着下面将有很多麻烦麻缠他呢！比如说过去的对立派举报，被他斗过的老领导暗中使坏。还有同行的诋毁。他故意在大伯死后不回去处理，给别人留下一种诋毁他的口舌。如果人们都说他不孝，不是个东西，这样那些看他有了成就而眼红的对立派成员也许心理会平衡些。那些人不就是看不得他好么？他就弄点不好的事情给他们看看，给他们去议论。
路遥闭关六年创作《平凡的世界》，一方面是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那位“老领导”，还有曾经的“对立派”逼的。你们不是看不得我走红么？看不得我会场上发言，电视上露面么？老子闭关修炼了，你们该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吧！我眼不见为净！
估计路遥闭关期间，那些想找茬的“老革命们”也非常郁闷呢！想恶心他一下，都找不到个人影。每天看着报纸上、杂志上对路遥的议论，他们只能生闷气。
六年之后，《平凡的世界》是扔给那些为难他的“老革命们”的一枚炸弹，同时也是送给广大普通劳动者的一份厚礼。
“茅盾文学奖”的奖牌来了，生命日当午的路遥却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恋恋不舍。他还有好多话没有说，他还有好多事没来得及做。
路遥带着“贫困的悲哀”化作了“灰烬”，他把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献给了广大读者。
路遥在《人生》的开头引用了他的精神导师柳青的一段名言：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句话不就是说给路遥听的么？路遥算是真的听进去了。他用《平凡的世界》诠释了苦难的《人生》。
让我们向路遥同志致敬！像路遥那样，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路遥很喜欢下雪天，一看到雪，他就成了一个快乐的孩子。
《平凡的世界》就是用“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开头的。
他的初恋遗落在厚厚的雪地里，他的心永远像白雪一样纯洁。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雪纷纷落下的时候，这也许是路遥在用“美丽的雪花”劝慰我们要“相信未来”。
路遥走了，他把深深的爱藏在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