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汪洋不是那个大人物，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都是中文系八二级的，我是一班的，他是二班的，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1982年9月，骑自行车从桥梁厂到石坝河的宝鸡师范学院报到，入学之后串了一些宿舍，汪洋和我都是清姜地区的厂矿子弟，自然就走的近；我跟汪洋的关系，也就好起来。我在大学时代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子，就跟汪洋有关；我跟汪洋的隔阂，也跟这个女孩有关。

因为人数的原因，汪洋他们班男生跟政教系八一级男生住一个混合宿舍。某天下午吃完晚饭，我去汪洋宿舍，刚好政教系的同学在看他们班的合照，因为朝着照片撇了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一位姓白的女孩，她人如其名，一朵白兰花。当时，我就喊了一嗓子：“我喜欢她了。”

少年至青年的我，腼腆害羞，容易喜欢上某个女孩子，却从来不敢去主动表白，因而错失过很多花开。喜欢上白之后，我会关注她的行动，然后去巧遇，遇上了，却不敢抬头，更不要说搭讪说话。我也会移情某些事物，比如说喜欢唱《兰花草》，从早上唱到晚上，寄托思念，却不敢把思念去说给被思念对象。甚至，有时候，我会以一种恶作剧的姿态出现在白的眼前，希望引起她的注意，然后又草草收场，滑稽而且荒谬。

大一时候，我们年级举办过一次朗诵比赛，我得了第一。紧接着，省里要举班八十年代大学生演讲比赛，学院开始选拨赛，我积极准备，志在必得。某天中午，在水管边遇见汪洋，我问他：“你准备的怎样了？”他阴着脸，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我又不想去省里比赛。”这句话之后，汪洋再没有搭理过我，让我从大一内疚到大四。

很快，我获得学院第一名，参加了省里的比赛。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将汪洋的不理我归结为我在某个地方的趾高气扬和少年轻狂伤害了他，虽然我不知道怎样伤害了他让他不理我，但是我所能想到的原因，就是这个。

1984年的元旦，我给白姓女同学写了一封挺厚的信，请我班的杨全福给她送去。白从教室里出来，对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一句话，我就失去了所有往下的勇气和欲望。那年元旦，宝鸡下了一场大雪，凌晨五点左右，我穿着腈纶秋裤和腈纶马甲，跑到石鼓山那里的马路边，在雪里站到快僵硬了才回到学校。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几次差点钻进车轱辘底下。

1985年，八一级毕业前的那冬天，白的同学石俊霞因为追求物理系的施建强失败，找我陪她散心。我们没有回学校，在老火车站的防空洞里花了一块钱在两张躺椅上一直聊天，还被公安局查过证件。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石俊霞告诉我，白也跟男朋友分手了，她的男朋友是汪洋。

那一刻，我像吞了一只苍蝇，又像是挣脱了身上所有绳索。

三年多来，我一直自责和内疚，认为是自己的骄傲伤害了汪洋，没有想到，却是因为白。说起来，我是因为汪洋而喜欢上白的。汪洋知道我喜欢白，没有尘埃落定之前，他可以去找白，如果告诉我，我可能也会退让，因为我不会跟人抢女人。可恨的是，他跟白好了，却让我内疚自责了三年时间。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我也就释然、解放了自己，并且开始鄙视汪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汪洋已经从固原复员回到宝鸡，在某机关做小公务员，不得志而且日渐庸俗，我班侯发怀做东，我们在桥南的一家酒馆里见面喝酒，我说：“我们都没有得到她。”然后，大笑并且跟汪洋碰杯，一饮而尽！

说实话，二十多年之后，即使汪洋跟白重归于好，他们一起来我的客栈，我也许会波澜不惊，也会肆意调笑，一醉方休。

姚小远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  上海理道，我只是一只有理想、有文化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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