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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后来的事

发表于 2021-12-14 08:48 |来自: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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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中,阶段性的故事结束后,若再需要交代什么,每以“尾声”言之,而这与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楔子”异曲同工。

  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中,阶段性的故事结束后,若再需要交代什么,每以“尾声”言之,而这与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楔子”异曲同工。

  “楔子”也罢,“尾声”也罢,无非指故事的前因或后来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前因往往说是“先前”,“尾声”则简言为“后来”。

  若以文学语言而论,此书的“楔子”,当然必定是中国面向农村的全面脱贫之大动作。无此大动作为前提,便断无书中那些事,书中诸人物也断不会有那种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并且,此书虽为书,却实在毫无文学性。内容也难以“故事”言之,不过是“农村扶贫”大背景下一些人和事的生活化的呈现而已。

  的确,它是非文学的,然而是很生活的。书中的人和事,虽非“纪实”,却也并不是凭空虚构,在那一时期的现实中不乏其例。

  既然它主要是生活的,那么就让我完全以民间的说法来做一番必要的交代吧。

  当上了县委书记的沈垌,尝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孤独滋味。“扶贫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既使他感到了责任更大,同时也使他感到压力更大。当县长时,他的压力可由郑家华分担一部分。往往无须倾诉,郑家华早已看在了眼里,并且已开始为他排忧解难了。当上县委书记以后,再没有人常对他说“一切责任我来负”了,倒是有许多人希望常听到他这么说了,他也确实这么说过,但说时底气是不足的,他在官场上没有郑家华那么广的人脉,也没有郑家华那种“红色基因”作为游刃有余的资本。韩书记一调走,官场上没了既赏识他的能力又愿出面保护他的人。郑家华一死,他这位非本县人的书记,面对的尽是本县干部了。他多次感觉到,他们对他并非像对郑家华那样口服心也服。而县长是从别的县提拔到岐县的,对岐县的各种情况尚不了解,几乎事事向他请示汇报。如果他不说该怎样不该怎样,县长同志就不知如何决断了。总之,县长不是当年的他,要求县长独当一面为时尚早,更不能指望对方像他一样,反过来为书记分担多少压力。他的压力也不能向县长倾吐,那是作为一把手的大忌。

  正是责任和压力,使他常出现在郑家华的墓前。那时他甚至很怀念自己是二把手时的岁月,于是意识到,自己与郑家华之间那种一、二把手的关系,在官场上是多么幸运的事。

  压力也同样体现在刘康、吴永新、李思远等农民身上。“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这话说起来感觉挺好,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是中国极少数仍愿做农民的农民,这是由他们的生命基因所决定的,也是由他们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他们的年龄使他们明白,自己确乎已不再适合外出务工了。于是,仍做农民成了不二选择,或也可以说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他们生命中那种依恋土地的基因,一度也确乎退化了,但与土地的新的关系,又使那种基因复苏了。实际上,土地入股在岐县已不足为奇,但以农民的身份拥有属于自己的花木公司,他们在岐县仍属独一份,并且他们把那事儿做得还不错,更有信心了。

  他们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比之于从前是农民的时候,必须亲力亲为的事多了,操心的事多了,也得更勤快了。稍有粗心大意,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只能由自己兜着了。普通的农民又有谁不是这样呢?对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一旦损失成为事实,不仅对不起自己,还对不起同一公司的别人。这一种责任意识,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

  然而,他们成了甚有成就感的农民。李家村由于他们的作为,村里村外一年四季到处可见鲜花。特别是春夏两季,地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树上也开着花,大棚里还是散紫翻红的花,村口村尾都生长着花树,村中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院子里、院门外也常摆着花。某些月份,地里村里,花香四溢。

  “真是一个留得住乡愁的村子啊!”从县里、市里到李家村散心的人每每这么说。

  他们高兴听到外人这么说。

  那话会使他们眉开眼笑。

  获得好收成的农民笑起来几乎全一样,憨憨的,甚至也可以说萌萌的。只有容易知足的农民脸上才会呈现那么一种笑。

  但谁要细端详他们的笑脸,准会看得出来,除了知足常乐,还有别的什么忧患在他们脸上……

  (摘自《田园赋》,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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