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的人又说：“如果你只是想飞到别的目的地，能不能把乘客放出来，我们保证你和机组一起安全地离开。。。。。。”
   “不行，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之前，一个人也别想离开！”我继续保持着高亢的声调，把嘴贴在手机上吼道。
   “那你能不能让受伤的空姐下飞机接受治疗？你可以再挑选其他一位空姐当作人质。”
   “绝对不行！你们不要跟我拖延时间、讨价还价或者套取信息。我已经说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听着，你们已经只剩下十几分钟了。”
   “我们明白，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你的具体要求和目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说清楚，并尽最大努力让你的要求得到满足，你为什么要飞到别的地方去呢？”
     我故意装作在考虑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用缓和一些的语气说：“那好，你们准备一百万现金，从驾驶舱的窗口递进来。我给你们延长三十分钟。过了时间，如果钱还没有送进来，我就直接引爆炸弹。”
   “从驾驶舱的窗口递进来不是个好办法，机长拿到了钱，也没办法交到你手上，因为驾驶舱的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打开的。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诚意，我们就把钱从登机口送进来。你看这样行吗？”
     这没有超出我的预想，我当初就知道他们是不会把钱从驾驶舱的窗口送进来的，于是假装勉强地答应：“好吧。你们把钱放在离飞机二十米远的地上，我会派一个人下来取。”
   “好的。谢谢你的信任。另外，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的一切要求能在这里得到满足，你为什么还要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你现在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吗？或者还有别的要求，我们也可以现在就一起谈谈。”
    “如果你们一切都按照我说的做，我不会伤害飞机上的任何人。”我一边用一种友好的口气回应，一边让另一个空姐递过来两个创口贴，为手上人质的耳朵止血。“你看，我已经把人质的伤口包扎好了。如果你们配合，我就不坚持往对岸飞了。拿到了钱，我们原机返回合肥。但有一个条件，我必须把机上的那两个空警和那一个空少给绑起来。”
     这一次轮到他们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手机里的声音说：“我们理解你对自己安全的担心。但是飞机上的食物供应在来的路上已经用完了。你看可不可以让机上的乘客就在这里下飞机，这里也是他们的目的地，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会保证你和机组一起安全地离开，按你说的飞回合肥。你看这样可以吗？”
    “绝对不行！”我恢复了之前高亢的声调，大声对着手机吼道。
    “你要想想，要是你自己的父母或者年幼的孩子坐在飞机上，既冷又饿，还受到惊吓，他们能受得了吗？我们各退一步，你可不可以先把老人和孩子放了？”
    “你们不要跟我提条件，如果再拖延，再不把钱送过来，我就哪儿也不去，直接在这儿鱼死网破。你们听明白了吗？”
    “请你冷静，我们正在按你的要求在做。我们刚才提的不是条件，是建议，是对你的请求，也是为你着想，你愿意带着这么多乘客冒这么多的风险再飞回合肥吗？”
     任他怎么说，我打定主意都不再回应，只是定时地对着手机读秒：“你们还有十五分钟”，“你们还有十分钟” ，“最后五分钟”。
      在还剩下两分钟时，我看见他们从一辆小车上卸下一个大袋子，丢在离飞机二十米远的地上。我让另一个空姐把舱门打开一条缝，从舷梯上下去把那袋钱拿回来，并警告她，下去后不准停留，不准跟任何人说话，更不准逃跑。透过舷窗，我看见她吃力地拖着袋子，艰难地后退着往回走。等她把钱袋拖进来，放到我的脚边，我用脚踢了一下，又试着推了推，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多的钱，不知道一百万原来有这么沉重，至少有三十来斤，分开装到两个袋子里，每一个都是十五六斤。在飞机落地之后，前妻怎么可能混在人群中轻松地提着它不惹人注意地离开呢？好在之后的发展至少在按我的计划进行。飞机再次起飞，返航合肥。
     等飞行平稳之后，我开始了计划中下半部分的行动。我先把手上空姐的双手反绑了，又命令其他两位空姐把空少和后排那两个便衣空警用他们各自的裤带同样反绑在身后，我还跑过去，亲自试了试，看看是不是扎得结实。然后，我站在平时飞机起飞前空姐们讲解安全须知的位置，高声地对着所有的乘客喊话：“你们都听好了：我手上有刀，背包里是炸药，要是有人不想活了，我们大伙儿今天就一起在天上去见阎王。要是都乖乖地听话，就什么事也没有，到了合肥，各自平安回家。不过，你们得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我不是要抢劫，你们拿出多少，我用崭新的票子跟你们换多少，而且四舍五入，你们的零头不足一百的，我就给你当作一百。现在我就让两位空姐从过道两边过来，每个人都要把包里兜里的钱拿出来，放到她俩挂在餐车上的垃圾袋里，然后自己从她们推的餐车里拿取同样大小的新票子，不足一百的，就当作一百。谁也不许作弊。我在这里盯着，谁要是不换，到了合肥，他就别想下飞机，就得陪着我接着往国外飞。”
     机舱里开始陷入了一丝混乱，大家都开始忙着掏钱包，或者站起来拿行李舱里的手提行李，或者呼喊坐在别处的亲戚朋友。我对此一点也不担心，有空姐推着餐车堵在过道上，没有人可以乘乱冲过来对付我；但我还是站立在过道前面，观察着舱内的一举一动。我注意到前妻也打开她的坤包，把钱都换了。等两个空姐把餐车推回来时，机长已经在广播说我们马上就要降落了，让我们都坐好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我让空姐把剩下的新票子都分装到那两个塞满了旧钞票的垃圾袋里，扎紧了口子，放在舱门的旁边。
     在准备降落时，我们还能看到太阳挂在天边，好像也想着看热闹不情愿落下去似的；飞机着地之后，天却完全擦黑了，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同在福州一样，飞机还是停在远离登机楼的一个跑道的尽头，地面上还是停满了各种警车消防车防爆车，它们闪烁的灯光在昏暗的夜色里显得特别刺眼，映衬得跑道两边笔直站立的武警队伍看起来有些惊悚。从福州飞回来之后，我已经没有了多少恐惧，觉得自己的计划至此还算圆满，再次见到这么多闪亮刺眼的车辆和满副武装的特警，我甚至有些成就感，心里有某种说不明的骄傲。我拿起驾驶舱外的电话，对机长说：“告诉地面准备一辆正规的出租车，开到舷梯下面等着，车里不能有任何人包括司机。”然后，我把那个有些虚脱的坐在地上的空姐扶起来，解开她的双手，问她：“你会开车吗？”她无力地点点头。“那你等会儿还能开车吗？”我温柔地问她。她又无力地点点头。“那好，等会儿我们俩下飞机，你开车，我坐在你后面。”我的计划是，她开车时，我会在后面用拿刀的右手轻轻地勒住她的脖子，继续劫持她作为人质，开到市区里去，摆脱追捕。我觉得如果计划进行得顺利，特警或者警察不会违反我的指令跟在出租车的后面，我会把车里既有的出租车公司装的卫星跟踪器拆掉，但警方要是另外装了一个隐藏的追踪器，进入市区后要想办法快速逃脱就得费些周折了。
     这一次，地面既没有啰嗦也没有拖延，一辆挂着出租顶灯的低档小轿车缓缓地开了过来，停在已经接靠好的舷梯下。我又拿起话筒说：“我要跟地面通话！”。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一个低沉的声音说：“我是安徽省公安局局长张沙碧，请问你的姓名。”我也不知道这位局长大人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听他的发音又有些含糊不清，像是那个骂人的词。便没好气地对着话筒说：“你别管我叫什么。你只要听好我说的话就行了。我的背包里有一个足够把飞机轰上天的炸药包，遥控器在我的手里。我一会儿要带一个空姐开着下面的出租车离开，但我会把这个炸药包留在飞机上，谁也不许跟踪我们，谁也不许下飞机，否则，我就会在出租车里按下遥控器。如果你们听话，照我说的做，三十分钟后，我就解除遥控器上的引爆设置，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全地离开。听明白了吗？”听筒里只有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我以为他已经把电话给摔了，才又听到那个低沉的声音说：“我们照你说的办。”我没有再说一句话，默契地把电话挂了，然后又对着机舱里所有的人说：“我现在要下飞机，但炸药包会留在这儿，要是没有人过来让你们下飞机，你们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不然所有人都会玩完。”